成 荫

城市空间无疑是认识宋代士大夫与城市互动关系的一个较好切入点。进一步讲，宋代士大夫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这一论题，目前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尚无专门研究成果。而这一论题的开展，宜先进行一些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再予以宏观审视。本文即为个案研究的一次尝试，以盼有助于初步认识宋代士大夫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

苏堤是疏浚杭州（治今浙江杭州市）西湖而产生的一座湖中堤岸，六桥则为苏堤上的六道桥梁，二者均由苏轼任知杭州时主持修筑完成。苏堤长八百八十丈，阔五丈，使得交通不便的西湖南北得以沟通。经过苏轼建设，苏堤更成为一道优美的景观：“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对北宋末年苏堤、六桥的更多信息，史乘失载，很可能是当时“禁苏氏学”的政治环境所致。而南宋时期，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苏堤、六桥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苏轼两任杭州地方官，其间作出重要贡献，包括赈济荒疫、改善饮水、整治西湖等等。他对杭州地方社会的重大功绩在当时得到普遍认同，南宋时期仍被大力颂扬。从北宋开始，苏轼逐渐成为文化偶像，其才学、书画、人品为时人所推重、崇拜。苏轼的文化偶像形象从北宋一直传播到南宋，并经过层累、叠加，被不断丰富、强化。

后文将叙，苏堤、六桥既是南宋西湖的交通要道，又有助于农业灌溉。此外，南宋时期，苏堤、六桥的景观特质被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为重要景观。具体而言，尽管苏堤、六桥的垂直体量说不上庞大，但苏堤建成时的跨度长达八百八十丈，在周围水体的烘托下，其大跨度势必产生壮观的视觉效果。而苏堤的植被有柳树和芙蓉，又富于诗情画意。

苏轼对杭州地方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苏轼文化偶像的历史形象一经叠合，就使得苏轼具备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影响力又与苏堤、六桥所具有的交通、农业灌溉及景观等功能共同作用，致使苏堤、六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想象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内涵。该文化内涵在南宋诗歌中有充分体现。如周紫芝《苏堤》诗：“翰林一去已经秋，犹有平堤绕碧流。谁向西洲还度曲，此翁零落已山丘。”可见，该文化内涵的核心是苏堤、六桥与苏轼之间的关联，以此使得苏堤、六桥有别于其他普通堤岸及桥梁，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价值。

苏堤、六桥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自身的物理特征相结合，成为其所对应的临安局部城市空间被塑造的基础，这些城市空间主要包括物理空间、游乐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等组成部分。

南宋时代，苏堤、六桥仍然是西湖的交通要道。作为湖堤，苏堤还可蓄水，用于农业灌溉。苏堤的农业灌溉功能在元代依然被充分肯定，被视为与战国秦将白起所筑白起渠、唐朝常州刺史孟简所开孟渎地位相同。

由于具备了交通、农业灌溉、景观、文化内涵等重要价值，南宋时期，苏堤、六桥多次被士大夫改造或修复。孝宗乾道（1165—1173）、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苏堤、六桥曾被改造，使得南北两山之间“舟行往来，始无所碍”。然而“堤间啮于水，郡常随时修治，讫罔克久”，于是南宋后期，地方长官对苏堤、六桥先后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复。南宋后期，元宵节后，地方长官还对包括苏堤、六桥在内的西湖景区进行修缮，以便游赏：“州府自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倅雇唤工作，修葺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游玩。”士大夫对苏堤、六桥的改造或修复，导致其物理外观发生变化，也巩固了其价值及功能。苏堤、六桥多次被改造或修复，引起所对应的临安城市物理空间不断重构。但苏堤、六桥的功能，即交通、景观与农业灌溉功能，则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南宋临安的城市游乐空间既包括实体的游乐场所或景观，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游乐体验，是介于实体的城市物理空间与抽象的城市文化空间的一种中间形态。苏堤、六桥在南宋产生了显著的游乐效应。对此，元人刘将孙曾言：“西湖在三百年前，特隐者之所盘旋。自坡公筑堤种柳，遂为游赏处。”临安作为南宋都城，特殊的聚集效应使得人口大量流动，风光优美的西湖景区自然也变成人群往还之地；加之苏堤、六桥本身就具备景观功能，其游乐价值因而得以凸显，成为重要的世俗游乐场所。如八九月，“游人醉不归，车马如游龙。”于士大夫而言，苏堤、六桥既是美景，又具文化内涵，同样是重要游乐场所及景观。如郑清之十年后再度西湖游春，感到非常振奋，打算“十年重访苏堤柳，总付春光入画船。”苏堤、六桥足以令士大夫久久回味。如姚勉曾追忆游乐苏堤、六桥的美好经历。其诗《次友人示诗集》之三云：“去岁春风客帝京，西湖烟雨过清明。苏堤画舫春三月，天竺清钟夜五更”。

城市文化空间是对城市的想象与书写，其实质为文化创造活动，其表现形式为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临安的一个城市地理单元，苏堤、六桥是被频频想象与书写的对象。本文仅选取两个基本的视角来考察苏堤、六桥所对应的城市文化空间，一是士大夫对苏堤、六桥的感受，二是苏堤、六桥被赋予的象征意义。

士大夫对苏堤、六桥的感受，首先体现在对景观的描述。或体会到壮观的一面。如葛澧《钱塘赋》：“诞安步屧，则有长堤，隆隆防障，横卧湖心。其长千寻，其广并轮。增卑培薄，完缮砥平。跨以徒杠，夹以柳阴。”或陶醉于如画的美景。如张镃诗《四月上澣日同寮约游西湖十绝》之七：“茭葑茸茸展翠毡，六桥分舞燕翎纤。”其次体现在游乐的所见所感。游乐的观感往往令人愉快而振奋。如武衍曾回忆起旧时游六桥的少年豪情：“二十年前气颇豪，每逢潮上客相招。松间跃马游三竺，花底移舟醉六桥。”

南宋士大夫对苏堤、六桥的感受，有积极、爽朗的一面，与其游乐体验相一致，反映了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游乐空间的内在一致性。苏堤、六桥还被南宋士大夫赋予士大夫文化的象征意义，这说明作为城市文化景观的苏堤、六桥，经过与南宋士大夫群体的长期文化互动，已经嵌入到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无论对苏堤、六桥的感受，还是象征意义的赋予，其行为主体都是个体化、动态化的，因而导致了所对应城市文化空间的不断重构。

经过前文考察，可以发现，苏堤、六桥所对应的南宋临安局部城市空间被不断进行塑造，这种塑造之所以发生，既缘于苏轼宦杭时对苏堤、六桥的修筑及建设，也缘于苏轼逝世后存留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就此而言，个体的苏轼是塑造临安局部城市空间的深层原因。而该城市空间得以被塑造的直接因素，首先在于南宋士大夫通过文化想象，赋予苏堤、六桥重要的文化内涵；其次在于，在整个动态的塑造过程中，无论是物理空间、游乐空间，还是文化空间的生成或重构，南宋士大夫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导致城市空间塑造得以实现。所以，苏堤、六桥所对应的临安局部城市空间的塑造，正是苏轼与南宋士大夫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皆为行为主体。而塑造过程的推动因素，则是宋代士大夫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及士大夫文化。这表明，在考察宋代士大夫对城市的影响时，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