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敦古德·罕达

秋季，祁连山北麓的夏日塔拉草原。

布利亚特蒙古女萨满宝敦古德·罕达的蒙古包在夏日塔拉中部的一个长满松树和灌木的峡谷。在这个峡谷里，有好几户布利亚特蒙古牧民家。罕达和自己的养子孟克放牧着牛羊。

那时，每当她独自走在山坡上和林边时，总是感觉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旋律在耳边回响，有时像是有人在耳边喁喁低语，有时候又像是一首古老的布利亚特古歌，这首歌让她想起在几十年前，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那边和泰加森林里，萨满的鼓声“咚咚”地响着，树枝扎成的敖包前青烟袅袅，天地迷茫，神从天上降临了……

后来，她们这一批布利亚特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畔。她属于布利亚特蒙古宝敦古德氏族。她出生在流亡中，那是今蒙古国东方省的查干敖包草原，她在草地、畜群和毡房之间渐渐长大。她和别的孩子不同，她常常感觉到能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著名的布利亚特女萨满宝敦古德·巴拉吉德老人给她传授了萨满的神秘法术……

似乎活着就是为了流亡，她们赶着畜群驮着毡房到了中国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额济纳、甘南、祁连山，最后落脚在祁连山下的夏日塔拉，这是茫茫欧亚大草原的另一角。

时间到了1957年，从这年夏季开始,乡干部和一拨拨的工作组在牧民帐篷中和草地上露天召开大会，会上干部们说要消灭“地方民族主义”和“一切封建、落后的东西”。牧民们默默不语，饱经风霜的面孔和淡漠的表情，一如匈奴时代。会上宣布妇女的各种装饰品、男人的鼻烟壶和猎枪之类全部属于没收的范围，上面还禁止戴礼帽、穿长袍和马靴。到1958年“平叛、反封建”运动正式开始，从秋季开始，本地牧民中很多有头有脸的人被逮捕法办了（当时因斗争扩大化而被捕的人大多都在1981年由国家平反）。

罕达认为天神保佑了他们这十多户布利亚特人，因为他们中没有被逮捕的，这也许是因为本地人对这些布利亚特人不熟悉。但是眼下的形势仍然让人们心中恐惶不已，罕达考虑再三，等到蒙古包附近看不到人时，她把自己祖传的萨满用具：装饰着铃子的长袍、装饰有鹿角的帽子、戟、鼓等包在一个布包里，然后又装在一个袋子里后，背上走向蒙古包前方的树林里。她穿过灌木丛进入树林后，在一个陡峭的悬崖上见到了一棵茂密的柏树，她把包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最茂密的柏树枝桠的深处。四周除了风吹树梢的声音和鸟儿的啁啾声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罕达想，等形势稍稍宽松一点后她再来取这些祖传的宝贝。这些神圣的宝贝可是她的祖辈们从西伯利亚、从贝加尔湖那边带过来的，她的祖辈们早在泰加林中生活时就用过这些东西，后来传给了她。但是，此刻她听到了来自天上的耳语。萨满是天的使者，也只有那些有本领的萨满才能听到天的耳语。她明白了，命里注定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些神圣的东西。天要收回这些东西。

山坡上芳草青青，旱獭洞旁边散发着野生蘑菇、白色火绒草和野兽身上的狐臭混合在一起的浓烈味道。罕达的儿子孟克从旱獭洞里拼命拉着一只旱獭，忠诚的牧羊狗帮小孟克把旱獭从洞里拉了出来。那年秋季，孟克和母亲以捕食旱獭来改善生活。

罕达老人把儿子捕杀的旱獭皮精心存放着，等皮子积存够了后再用酸奶子泡软，然后揉、刮，最后一张张拼起来再精心缝制成一件旱獭皮大衣，金黄色的旱獭毛皮油光发亮，一尘不染，看着也让人觉得寒冬不再那么可怕了。

1958年到1959年的冬天，按照甘肃省和青海省划分边界的文件，部分蒙古人和藏族人搬到祁连山南麓了，又从祁连山的南麓迁来了许多尧熬尔牧人。祁连山下风雪袭人，尧熬尔人和布利亚特蒙古人赶着牦牛、骆驼和羊群，骑着他们的马在风雪中奔波。

1961年，骑着马的干部来到蒙古包里召集牧民开会，会上通知：国家内务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是国家民政部前身）的通知来了，祁连山夏日塔拉地区的布利亚特蒙古人要全部集中安置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公社。赶到秋季之前布利亚特人要做好一切准备，到秋季后就要搬到指定的地点。

这样，他们将要坐汽车和火车从西北走到东北，路上要走好多天，沿途还要经过兰州、北京和哈尔滨等好多地方。

当时皇城区公署（当时夏日塔拉更名为皇城）的档案（1961年1月—1961年12月永久卷第九号）：《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人民公社北滩生产大队管委会文件》记载，布利亚特蒙古人迁走时，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发了路费和生活用品等。布利亚特人的牲畜、鞍具等1958年入社的归集体所有，折价归集体所有，折价股归入个人名下。属于个人的帐篷、自留畜和火炉等处理价一律归个人，并按他们所在的生产队收入和劳动力的情况按时发了劳动报酬。

形势还是很紧张，罕达没有时间去那个秋牧场的树林中，也不敢取回那些萨满的东西。尽管满腹的心事和牵挂，但她只能悄悄地随着乡亲一起动身。普通人是难以理解萨满的内心世界的。她的心有那么一块永远地留在了祁连山下的夏日塔拉，那个寂静的峡谷中。

布利亚特蒙古族牧民除两人留在夏日塔拉以外，罕达等其余的十三户人都由我阿爸和公社管委会副主任苏秀礼两个人，护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公社。

丹巴达尔基

留在夏日塔拉的两个人是丹巴达尔基和他的舅舅赛智布。我听人说1918年苏俄十月革命后，丹巴达尔基的舅舅在西伯利亚的布利亚特蒙古白军——塔巴哈耶夫部队，后来到了呼伦贝尔后曾在日本人手下工作，所以他也不愿意回去后被没完没了地审查。他可能想，他也老了，就在异乡了此残生算了。

赛智布精通蒙古语和俄语，但不懂汉语。他冬天只吃马肉、骆驼肉。我们生产队每年冬天安排一匹马供他食用。他从斡尔河边砍来柳木，做了一个简易的小木屋，专门用来洗澡。

赛智布老人很神秘，那些布利亚特人曾对阿爸说，1945年苏军到呼伦贝尔和海拉尔后,强行赶走了很多牧民的牲畜,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唯独没有动赛智布的畜群。那时他还有1000多只羊，300到400匹马。赛智布到这儿时，他家的挤奶桶底子是双层的，中间藏着几百两银元等。

丹巴达尔基和他舅舅两人在夏日塔拉相依为命，丹巴达尔基在我们生产队里放骆驼，骆驼是他的亲人们走的时候留下的。他还照顾着自己年迈的舅舅。1972年他舅舅去世了，夏日塔拉的布利亚特人只剩他一个人了。

我看见丹巴达尔基蹲在我们家的一角和我阿爸说着放牧的事，穿着破旧而单薄的蓝色上衣和裤子，他的神态安详而孤寂。不久，他就去邻近的藏族公社成了家，因为他在寺院时学到的藏语说得要比汉语和尧熬尔语都好得多。

1978年左右，我在小镇上念书，二姐已经去兰州上大学了，身体残疾的小叔叔和我做伴，阿爸骑着他那匹火红色坐骑往返于数不尽的沟壑、山梁、沼泽和高地——我们生产队的各牧场。有时他骑着火红色的坐骑出现在我们家的帐篷和小镇上。

一个夏天炎热的中午，丹巴达尔基从他家放牧的山上下来了，他从那匹银鬃坐骑的褡裢里掏出一个烧盒子馍馍（也叫烧壳子，甘青一带牧区的一种烤饼）和一壶牛奶给了我。丹巴达尔基、我和我小叔叔三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说着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片断，我兴奋又激动，而他却显得那么淡漠而从容。夏天中午的太阳从敞开的旧木板门照进屋里，我们坐在破旧的房间里谈得是那么和谐又融洽。匈奴、蒙古、成吉思汗、西伯利亚的布利亚特森林草原和贝加尔湖……

我的这些知识都是得自像丹巴达尔基一样的牧民的讲述。这是在当时的小镇和学校里根本听不到的奇异知识，是关于我们游牧人和草原的知识呵，这些知识我一听就明明白白，无比亲切。那时那刻我早已忘记了学校里的种种不快。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全神贯注地盯着丹巴达尔基黝黑的面孔听着他的讲述。他永远是那么沉着、安详又温和，但在他的性情中，好像深埋着一种力量。也许，这种力量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可能永远也不会喷发出来。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他去了学校，心里暗暗盼着他还能再来讲述那些我渴望知道的知识。

几十年过去了，1990年后，我去看望他，那是位于一个河谷中间小盆地的藏族村庄。我到他家后，他让儿子和两个女儿煮肉备酒，他和自己家人用藏语说话。我们俩边喝酒边聊天，平常他是滴酒不沾的。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倾听着他的讲述：“那时候在呼伦贝尔，我在满洲国办的学校上学。冬天在白毡房里上课，夏天在简易的棚子里上课，满洲国办的学校只教蒙古文、日文。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跑到草原上，在套马的技巧上下工夫，我能很灵巧地用套马杆套上马，但烈马是套住后拉不住的，我那时才八九岁呵。我整天都在草地上玩，我不愿学习，图画、唱歌都不行，只有蒙古文还可以。老师让我们画满洲国的国旗，别的学生都画的是风中飘动的五色旗，而我是在一个平板上涂了五种颜色。老师问我，你画的是什么？是个平木板么？

他说到这里后，我们俩都开怀大笑。

“冬天在毡房里，柴禾潮湿了不容易燃着，包里面烟雾弥漫。那是个动荡的时代，时间不长学生们就回家了或去别处了，老师也走了。我跟着部落流浪到了锡林郭勒，翻越兴安岭我们走了39天。我13岁时，家人把我送到甘肃的拉布楞寺当僧人。满洲国兴安军的乌尔金司令(布利亚特蒙古人,曾在日本占领时期任兴安军司令)的儿子和我在一起。我在拉布楞寺院学了13年的经，也学会了藏文和一口流利的藏语……1958年我也被糊里糊涂地逮捕了（指当时的“平叛、反封建”运动），我在劳改农场里蹲了一段时间就被释放了。回寺院已经不可能，那时我听说我的部落到了祁连山的夏日塔拉一带，我就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部落。1961年他们走掉了，我和我的舅舅留下了……我的舅舅在俄罗斯布利亚特地区当过县长，1972年去逝时已经89岁。”

“我们的老人们从俄罗斯的布利亚特蒙古地区到了中国的呼伦贝尔，我们是1945年左右又从兴安岭到锡林郭勒的。到锡林郭勒草原后我们的头儿是额林沁道尔吉，他在沙皇时代毕业于彼得堡军官学校。额林沁道尔吉的父亲叫才仁加夫，布利亚特草原杜马的阿塔曼（“杜马”是俄文дума音译，意为“议会”。阿塔曼Aтаман。俄罗斯和突厥蒙古的军营、部落和村社头目名称）

“那时候，我们和俄罗斯人住得很近，有的地方我们的人和俄罗斯人住在一起。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布利亚特蒙古人，只要是穷人，哪个民族的人都一样呵。”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在我们布利亚特人中有一位老预言家说过：“等到有一天宰羊时，如果看到羊的肺子变成六块时，布利亚特人必须要离开此地远去。传说中说是要离开西伯利亚去叫做‘比其格图查干乔楼’（意为：刻着字的白石）地方，还有叫做‘巴达遥俄山’‘和扎英那娃’的地方。”

“更早的时候,布利亚特人曾派人去土尔扈特蒙古地方，土尔扈特王也答应给一片地方让布利亚特人放牧。但是后来布利亚特人分为走和不走的两派，主走者主要是老人和老僧人，不愿走的主要是少壮牧人和年轻僧人。据说当时计划有三百辆车就可以拉走寺院的财产。不愿走的人说大量的人马路过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草原，踏坏草地等诸事都要交许多费用，这也是承担不起的。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布利亚特人走了，大部分人没有走。世事沧桑，灾难频仍，此后的事一言难尽。”

2006年的夏天我去看他的时候，苍白的头发，疲惫的神情，怎么老得那么历害呢？一个在异乡他地终其一生的人，是思乡病让他如此快地衰老了吗？他的藏族老伴也是病病歪歪的。

我曾隐约听说他在年轻时有个要好的姑娘,当他从寺院学经回到部落时,那姑娘已经与别人成家,他回来后就与那个姑娘以姐弟相称。动荡的时代，人们往往一别就没有音信，他去遥远的拉布楞寺学经后也没有任何音信，姑娘与别人结婚也是情理中的事。后来那个姑娘和爱人搬到兰州了,渐渐就因路途遥远他们也就难以见面了。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他从呼伦贝尔返回到兰州后去找一个亲戚，但在过去的地方找不到了，他无奈而返。我猜这个“亲戚”可能就是人们说的他年轻时的恋人。

我梦见了丹巴达尔基，我和他好像是在一个沼泽地或湿地草甸上道别。老人泪流满面地看着我，他好像在恳求和委托我什么事，我握着他的手。我离开他后远远向他喊着，让他注意身体。他匆匆向我挥手，让我快走。他掉头走了。

梦里的我很懊悔，怎么没有带老人去一趟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地区让他看看他的原乡老家呢？

2008年的夏天，丹巴达尔基的侄子苏仁敦多布从遥远的呼伦贝尔来看他，我接到老人女婿的电话，说老人邀请我到他家见个面。几天后，我正好要送作家杨显惠（作品有《夹边沟纪事》等）到那个藏族小山村调查。我心中暗说苍天有眼。

我走在沙沟寺旁边的小村路上时，遇见了骑在女婿摩托后座上的老人，他又黑又瘦，从摩托上下来后都站不稳了。他已经很虚弱了。注视着我的眼睛还是那么专注、安详而柔和。

2009年夏，我去呼伦贝尔开会前给丹巴达尔基打电话，说我要去呼伦贝尔，如果他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带他去，他可以去看看他的亲友们。他很惋惜地说他身体不好，走不了了。声音也很虚弱。

额林沁道尔吉

丹巴达尔基常说的沙皇时代毕业于彼得堡军官学校的额林沁道尔吉情况如下。

额林沁道尔吉带领部分人到锡盟草原后，乌珠穆沁王爷sunam rabuteng(苏纳穆 日布腾）派专人迎接，给远道而来的他们划出高日罕，宝日嘎斯台，阿拉滕额穆勒，矛盖图徐仍等水草丰美的牧场。额林沁道尔吉向九世班禅诉说了流亡的布利亚特人遭到各地方人们的驱逐等苦难，说能否在锡盟一带划一块地方给布利亚特人。1931年，当时的锡林郭勒盟又在锡林浩特附近划出牧场，这样他们从乌珠穆沁的东部移到锡林浩特，这年的秋天建立了布利亚特旗。 1945年苏军来了后，布利亚特蒙古人成了他们必须掳回的人。苏军把曾在日本留学的和日本人关系密切的人处死或逮捕了，剩下的尽量强迫迁回苏联的布利亚特地区。额林沁道尔吉带部分人躲藏在察哈尔和锡盟的沙漠里没有被苏军俘获。苏军抢劫了几个蒙古王府。

额林沁道尔吉一度曾计划从青藏高原进入印度 ，也为此做了准备工作。1946年他的先驱部分人马已经动身向西。 他曾找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宗仁和傅作义等支持他。这期间一些布利亚特难民眼看额林沁道尔吉不能有所作为，就陆续向甘肃和青海一带逃亡。长住张家口的瑞典人生瑞恒George Soderbom给布利亚特蒙古难民提供了许多的交通工具。他的父亲是瑞典宣教团的牧师，斯文赫定的考察活动中他曾担任翻译和向导。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著名探险著作中都有热情周到的生瑞恒先生的名字。这个瑞典人的名字牢牢印在我的脑子里，并对这个充满爱心和人道的人充满敬意。

抗战胜利初期，额林沁道尔吉曾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并参加了自治运动。1946年额林沁道尔吉公开发表声明和共产党决裂。他们和内蒙古骑兵第十六师和锡察地区的地方武装作战。额林沁道尔吉率领的布利亚特人用骆驼驮着大炮和重机枪，牧民们用牛马拉着财产。1947年3、4月以来，乌兰夫和冀热辽军区指挥的蒙汉联军骑兵师和步兵团，在阿巴嘎旗的贝子庙一带和克什克腾旗西边的沙窝子里和与额林沁道尔吉主力以及国民党察哈尔省省长、第十三军军长孙兰峰的部队展开激烈战斗。孙兰峰被击溃，额林沁道尔吉带人步步南撤，从正蓝旗退往多伦方向，到闪电河时额林沁道尔吉的人马大部分已被溃散。大部分人马均被俘虏。

有一个资料说：在白音库伦俘获的20多人当中，有一个70多岁的老喇嘛，他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的，他的马车被八路军截住后，他从车上跳下后往车轴辘底下钻，被八路军阻止。八路军把他的双手反剪过去捆在一棵树上。第二天清早人们看见，他用头撞树而死，脑浆和鲜血四溅。

从锡盟撤退到察哈尔的布利亚特人化整为零，在察哈尔沙漠里和八路军展开了一段时间的抵抗。战斗结束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十六师奉命把这部分的布里亚特群众、家属和俘获的人员及牲畜、车辆、财物等，一并护送到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南屯一带作了安置。

额林沁道尔吉带300人逃往库伦，后来又到北京投靠了国民党的傅作义，在他手下做军官。1949年傅作义投降共产党后，额林沁道尔吉带自己的几个人向西逃，他们到山西后被八路军抓获。八路军将他和他儿子引渡，通过蒙古到了苏联。后来，他的儿子刑满释放后，于1957从苏联回国定居在呼伦贝尔。据说额林沁道尔吉被管押在寒冷遥远的穆斯恩达莱的劳改营（指苏联在北冰洋沿岸的劳改营），后来在那里去世。

这是流亡者的往事片断。

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苏仁敦多布和巴拉登道尔吉

从伊敏乡回来后，我和两个达斡尔和鄂伦春朋友一起，乘出租车沿着平坦的呼伦贝尔草原驰向布利亚特人聚居的虎力包苏木，自从我于1993年来过之后一晃又是16年了。如今四周又多了许多铁丝围栏、砖房和牛群。丹巴达尔基的侄儿苏仁敦多布大哥一家站在门口的青草地上迎我们，大哥、大嫂、女儿、儿子及儿媳和小孙子。

两只狗在远处叫着，房屋旁边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圆锥形的干牛粪堆。他们家的定居点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

苏仁敦多布大哥真有点老了，但眼中依旧露着一种强悍之气。大哥的儿子出奇地英俊。我和大哥谈得很愉快，聊着布利亚特、尧熬尔和遥远的夏日塔拉。当我问大哥他们家的夏营地在哪里时，他说，“虎力包的牧民已经是定居放牧啰。” 我能觉出他内心深沉的叹息。酒过三巡，他们让我穿上他的儿子当新郎时穿的新袍子，大嫂为我扣扣子，大哥为我系腰带，我穿着新袍子和大哥一家在房前照了合影。我们越喝心情越激动，他们唱着布利亚特民歌，女儿斯仁道力玛还跳了舞，她是内蒙民族歌舞剧院很有名的舞蹈演员。我们喝了白酒又开始喝啤酒，我们从屋里又到屋外的青草地上盘腿坐着喝。天渐渐黑下来后，我们到屋里点起蜡烛，在烛光下边聊边喝，酒喝了很多，那天深夜他讲了些什么，我说了些什么都已不记得了，反正我们俩都说了很多。

几天后，我的朋友巴拉登道尔吉夫妇邀我去巴音和硕鄂博参加一场婚礼。还是一片平坦又宽阔的草原。祭过鄂博下山，山下是个旅游景区，牧人的冬窝子被修筑成了欧式风格的建筑，旁边还有一字并排的蒙古包。盛装的布利亚特蒙古人云集草地，健壮高大的男人们头戴尖顶帽，宽大的蒙古袍用彩带勒在胯上，腰刀长长地垂在长袍前襟。一群群男女牧人在草地缓缓走过，温和、沉稳内敛而不动声色的表情，弥漫着恢弘、凝重而沉静的气质。没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也没有因欣喜若狂而吵吵闹闹的人，一切都在从容而沉稳地进行。

婚礼宴席上没有喝酒的人，也没有看到酒。近些年来布利亚特牧人在婚礼上已经开始成功禁酒。这么多人中，只看见一个在别处喝了酒的牧人汉子骑着马从人群旁边驰向远处。巴拉登道尔吉用话筒向坐成一圈的布利亚特牧人们介绍着我。他说的大概意思是：我是从前那个夏日塔拉来的尧熬尔人，我阿爸是对布利亚特人有恩情的人。但是半个世纪来我们中断了联系，如今我又来到这里把过去的深厚情谊重新联结起来了……

我唱了尧熬尔民歌。温和热情的汉子们邀请我穿着他们的袍子和他们照了像。

临走的那天，巴拉登道尔吉对我说，从前的布利亚特萨满罕达的儿子孟克从他那里听说了我后，从几十公里外的巴音和硕赶到海拉尔来看我了。时间不长孟克来了，他属于布利亚特蒙古的华赛氏族，是个五十七、八的牧人，但须发皆白，皱纹纵横。他因曾经患半身不遂而行动迟缓，语言缓慢，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他看见我后，目光中含着惊喜。他问起了在夏日塔拉一起玩过的小伙伴的名字，还有牦牛和黑帐篷、三叉锅石。他喃喃地说着这些名字。他说要在秋季要去一趟夏日塔拉。我告诉了他去夏日塔拉的方向和路线，我还答应他到了夏日塔拉后接应他。

巴拉登道尔吉和道力金夫妇唱了布利亚特民歌，歌声的确比酒还能让人沉醉。道力金是布利亚特著名的歌手。他们赠送给我羊拐（嘎拉哈）和蓝色哈达等礼品。然后他们送我到了火车站，我告别了他们。

孟克和他的女儿

2009年10月，祁连山北麓的夏日塔拉。

孟克和女儿森德玛从遥远的呼伦贝尔来到了祁连山下的夏日塔拉。孟克自从1961年离开夏日塔拉后一晃过去了48年，在小镇我父母家的院门口，当孟克老人见到我阿爸时哭了。当年我阿爸是生产队的队长，孟克那时才是个11岁的小男孩。

晚上他女儿森德玛说，她印象中的奶奶罕达老人很了不起，平常什么都干，她缝的衣服也是很漂亮的，她给别人治病，乐于帮助别人。按摩、看相和预知的能力远近闻名。1971年有一个牧民患了骨癌，去上海等地也没能治好，回到老家后让我奶奶治疗，奶奶就用羊肉汤和按摩治好了，后来这个人又活了三十多年。森德玛说类似的事很多。

罕达老人在1984年去世时已有86岁，老奶奶临终时给儿子孟克留下了一个遗嘱：在那个多事的1958年，她在遥远的夏日塔拉的一个峡谷里藏下了神圣的萨满衣服和法器。而那些神圣的萨满衣服和法器是祖先从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畔带来的，传到她的手中已经有好多年好多年了。她要求儿子孟克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趟夏日塔拉的那个峡谷祭拜一下，在那里留着她的心的一块。她要孟克和他的孩子们把夏日塔拉当作是自己的家乡。

从那以后，孟克一直惦记着这个沉沉的遗嘱，但他们也不知道夏日塔拉在何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走？直到我去了呼伦贝尔后，孟克意外地听巴拉登道尔吉说我是来自夏日塔拉的尧熬尔人，然后孟克找到我问了去夏日塔拉的方向和道路，我告诉他去了夏日塔拉后我接应他们。孟克这才决定去夏日塔拉兑现已故的母亲说过的遗嘱。

我决定翌日就带他们去那个峡谷。我阿爸很认真地说了当年罕达老人在那个峡谷的蒙古包位置，但罕达老人放了衣服法器的树林他也只是听丹巴达尔基的哥哥加穆洋老人说过，加穆洋是回到呼伦贝尔后去世的。阿爸说的地理方位非常详细，阿爸的风格就是一丝不苟。第二天我带他们去那个峡谷，最起码要找到罕达老人放了萨满衣服和法器的大概的方位。但我还是忐忑不安，我们要寻找的毕竟是一个布利亚特老萨满在半个世纪前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夜，我知道孟克和他女儿森德玛满腹心事，彻夜难眠。他们等待了多少年的夙愿呵！而明天一切会怎样？

阴沉的天空布满了一望无际的灰云, 天空下的群山和原野寂寥而苍凉。我们乘北京吉普沿着祁连山下的牧道一直向西。掠过路旁边铁丝围栏里的牦牛群，车轮在满是碎石沙土的路上不时扬起一股灰尘。

眼前是早已搬到秋牧场和冬营地后没有帐篷的夏营地,不远处土尔扈特鄂博那儿已经覆盖了一层冷峻的白雪。夏季金色的哈日夏纳花丛早已凋谢，一片褐色铺满了山岗和原野，伸向祁连山下一直绵延向西的地方。

我们按我阿爸说的路线走到那个峡谷后，沿着河边弯曲的路和柳林走一阵，拐入了向东的一条山谷，山谷的南侧长满了密密的云杉，北坡没有树木但矗立着许多褐色悬崖。从河边的柳林中窄小的路走去，草已经枯黄，落叶灌木和乔木已经脱去了夏天华丽的盛装。

一种要发生什么事的预感悄悄地涌上我的心头。好像有很多的事刚刚才开头。一个无声的旋律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深远而悠长，像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布利亚特民歌，在这个寂静的山谷里飘飘袅袅、浮浮荡荡。

孟克和女儿森德玛在灌丛里寻找着，森德玛昨晚换上的布利亚特花裙子在灌木枝条上牵牵扯扯。他们父女俩在一片高大的松树下停住了脚步，父女俩几乎没有犹豫地在这片灌丛里举行了简单的祭拜仪式，燃起的枯枝冒出的青烟在树丛中飘散着。雪山下的树林、悬崖和旁边灌丛中的小溪水都异常静寂。我能感觉到孟克老人的心分明在说：感谢苍天之神汗腾格里！感谢大地母亲于都斤额客！感谢神圣的祁连山！感谢日月星辰！感谢神圣夏日塔拉的山川草木！……

凭着我阿爸说的路线，我们算是找到这个地方了，我暗暗为我阿爸的记忆力惊奇，因为他说的是过去了漫长的半个世纪的事，而且他已经是将近八十高龄的人了。

孟克父女的仪式结束了，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又自然。他们没有刻意去寻找萨满的东西。

我们在河边柳林中的空地上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他们过来后我们在小河旁边吃了点东西。我明白，孟克完成了他母亲的遗嘱，他们父女心中多年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我也为这个体弱年迈的布利亚特老人和他的女儿能了结多年的夙愿而高兴。

从那个峡谷返回后的晚上，我梦见了罕达老人，梦里我们找到了罕达老人的东西，那些神圣的东西装在一个鼓起的普通麻袋里，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枚铁制的苏鲁锭。罕达老奶奶站在草地上，矮胖的个子，表情坚定、平静而自信。

早晨，我带孟克和他女儿森德玛去尧熬尔人的寺院，寺院就在我们家旁边。他们在寺院磕了头，献了哈达和布施。他们在这一连串的事上都显得很自然、投入而真诚。在我父母家住了几天后，孟克和他女儿森德玛启程返回呼伦贝尔了。森德玛给我发了一个手机短信，信中说：因为认识了你，爸爸的一切心愿一一如愿，我那种感激的心情怎么也表达不出来，也许你真是家乡的亲人——我的哥哥。

乌尔金·格尔玛耶夫

巴拉登道尔吉和我谈过很多很多关于布利亚特流亡者的故事，谈的最多是像谜一样的乌尔金·格尔玛耶夫。

苏联十月革命后，布利亚特蒙古的塔巴哈耶夫(塔穆奎·都格尔)部队在西伯利亚和苏联红军打仗，部分布利亚特人从俄罗斯的布利亚特蒙古地区到了中国的呼伦贝尔。

勤勉的乌尔金出身在俄罗斯布利亚地区的赤塔省，他的父亲格尔玛曾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放牧。1912年乌尔金·格尔玛耶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奇塔师范学校，他拿到蒙俄双语的初级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教师工作。

十月革命爆发。布利亚特蒙古白军塔巴哈耶夫部队和苏联红军激战……

1921年8月28日，海拉尔县衙给从俄罗斯越境迁徙的布里亚特人划分了呼伦贝尔的一部分草原让他们居住，其中就有乌尔金·格尔玛耶夫。这位搬到呼伦贝尔新草原居住的流亡者，日后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取得了高级军官的职位，为自己多难的同胞做了许多工作。

布里亚特人历来勤劳善良，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帮穷苦人走自由路”。二十年代初，从俄罗斯逃难出来的人们，孤寡单身者很多，如达·吉尔嘎勒、巴·西如、包·丹德格等，他们多在乌尔金家度日。他隔几天宰羊给那些人吃，照顾得很好。在乌尔金的帮助下这些人后来都成家立业了。布里亚特人中流行一句话：“饥渴时喝到冰冷爽口的井水，不要忘了挖井之人。”那些受过乌尔金帮助的人为了报答他，留下了好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有个叫格力格的较富裕的单身老头，他得了重病，乌尔金带他去了哈尔滨、沈阳等地也没治好，老人临终前留下遗言，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乌尔金。还有和布里亚特人逃难到呼伦贝尔的两个俄罗斯姑娘，回俄罗斯时也坚持把财产留给乌尔金，在新草原没有一个人说乌尔金的不好。

当地流传着关于乌尔金的一首歌谣：“尊敬的乌尔金诺彦啊，像高高在上的天。他那高大的骏马啊，像漂浮的云彩。” 这歌谣中的骏马是银白色青鬃马，是远近闻名的只有乌尔金能骑的品种优良的马。

1938年苏蒙联军和日本关东军的哈勒欣河激战时，乌尔金所统领的兴安军骑兵并没有积极向苏蒙军开枪开炮，而苏军也没有向他们的阵地上轰炸，没有坦克攻击，没有射击，苏蒙军只是消灭了日满联合部队。

1992年乌尔金·格尔玛耶夫的女儿森吉德玛在为她父亲的下落做调查时，苏联方面的答复说：1882年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马卡如耶夫村庄乌尔金·格尔玛耶夫于1945年被逮捕，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关押一年，后又转到苏联，1947年被枪毙。

显然这是一个有破绽的答复。

巴拉登道尔吉等人却明确地对我说，乌尔金到苏联后又担任了苏联远东情报局的官员。所以，他一直就在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工作，1997年俄罗斯宣布他为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勋将军等。

在献给乌尔金·格尔玛耶夫诞生110周年的《上将的命运》一书中作者巴·如诺耶夫是这样写的：“在审查期间乌尔金·格尔玛耶夫为了不牵连家乡的亲朋，说谎编造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地区的马卡如耶夫村，他很清楚说谎的理由”。这显然是个破绽百出的说法。原因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决定，苏联刑法第58项第2条，第58项第4条判处如下：乌尔金·格尔玛耶夫犯有向苏联政府武装起义，在苏维埃土地上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是苏联人民不可原谅的敌人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47年3月18日对他执行了死刑。内务部的人为什么如此相信敌人——乌尔金·格尔玛耶夫的话仓促下了批文？这是个谜。

还有在满洲国当特务退休的扎木布勒·孜登诺耶曾给森吉德玛说他父亲不是1947年枪决的，而是1967年到老自然死亡的，这又是个谜团。

有关资料记载，1945年苏联在伪满逮捕了两个军事上层官员——阿特曼·瑟米奥诺耶夫大将和乌尔金·格尔玛耶夫上将。没有来得及逃脱苏军的阿特曼·瑟米奥诺耶夫悲哀地说：“我希望回到故乡，把骨灰洒在故乡的土地上是我的愿望”。乌尔金·格尔玛耶夫却没有反抗苏军的逮捕反而很配合地说：“我们会在你们的战斗中有用的”。这一情况使我看到瑟米奥诺耶夫对生的希望破灭了，但格尔米耶夫却有不同的想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乌尔金·格尔玛耶夫的下落最终是个谜。

往事星流云散，想着这些游牧人的流亡故事，仿佛一个无声的旋律正伴着我的心跳在响起，音域低沉而宽阔。有时候像是著名的布利亚特歌手道力金的歌声，不禁让人觉得，在辽阔的宇宙和永无尽头的时间面前，一己之欢乐与哀伤、歌声与哭泣都渐渐远去了。眼前就是这个满目疮痍的大陆，冰冷的海水从那灰蒙蒙的水天相接处冲过来拍打着岸边的悬崖，头顶是更加广阔的苍天，布满了无边无际的灰色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