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

中国的启蒙是？中国的现代是？

贺照田

一

如果我们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旋改名《新青年》）的出版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与核心展开路径一开始便相当清晰地表现于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敬告青年》开始便把社会比作人身，以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认为其时的中国社会，则“陈腐朽败之分子”充斥，而青年又不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不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明辨其“不可与为邻”，以“不为其菌毒所传染”，这样下去，“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希望。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陈独秀以为若要有出路，“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显然，这些表述包含着陈独秀对民国初年政治表现和当时居于政治舞台与社会领导地位的官僚与上层士大夫群体总的绝望，和对清末以来新式教育中所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隐隐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