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日本杂志的关连
2011-08-15藤田梨那
藤田梨那
（日本国士馆大学）
郭沫若与日本杂志的关连
藤田梨那
（日本国士馆大学）
1928年至1937年，郭沫若逃亡日本，在日生活9年。在日期间他一直受着日本警察的监视，失去言论及作品发表的自由。1934年郭沫若在《沫若自选集》序文中暗示了他所处环境的危险和艰难，他说∶“我目前很抱歉，没有适当的环境来写我所想写的东西，而我所已经写出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在闸门严锁着的期间，溪流是停顿着的。”[1]（P1）当时国民党对革命文学者的残酷迫害和日本政府对普罗文艺运动的封锁便是郭沫若所说的“严锁着的闸门”，他以火热的爱国之心和强烈的创作意欲与环境作着决死的搏斗，流亡时期的作品都是这场搏斗的产物。在艰难的环境中，他把精力集中到古代社会研究和古典研究上，他的历史研究和身边小说实际上都在向读者表示被闭锁着的溪流仍未失去它强劲的生命力。
经过2009年“郭沫若在日本史料挖掘”①工作，我们调查到的实事是：在近乎软禁状态中，日本仍有几十家杂志翻译发表过郭沫若的作品和文章，按《日本郭沫若研究资料集》，曾登载过郭沫若作品的日本杂志有《中央公论》《改造》《大调和》《同仁》《满蒙》《日本评论》《历史科学》《支那语》《中国文学月报》《中国事情》《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自由》《飙风》等。30年代，日本政府已逐渐增强对国内左翼势力的镇压，不少进步的杂志如《改造》《日本评论》等都前后遭到禁刊处分，即使没有被禁刊，也要接受政府的严格检阅。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杂志社仍然登载郭沫若的作品，这表明在日中关系极险恶的形势下，很多日本进步人士仍然不减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关注和支持，也反映了战争期间日中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侧面。本文准备以《历史科学》《同仁》《日本评论》为例，探讨郭沫若流亡时代与日本杂志的往来关系。
一，郭沫若与白扬社
白扬社创始于大正5年1916年，昭和时期的社长是中村德次郎。二战中改名青木书店。白扬社主要以出版历史研究与社会研究方面的书籍为主要经营项目，是一家倾向于社会改革的出版社。白扬社自昭和8年（1932年）5月始，创办杂志《白扬》（1921年～1962年）和《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自1932年至1936年12月为止，共出了51辑。后又出版杂志《历史》。现将这几期杂志列出如下：
《白扬》1921年～1962年
《历史科学》1932年～1936年1号～51号
《历史》1937年1月～1938年5月
《历史科学》本身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主要执笔人有：相川春喜、久保荣、佐野袈裟美、田村荣太郎、铃木安藏、德永直、服部之总、八田元夫、早川二郎、李北满等。这些人大多是社会运动家或左翼学者。郭沫若接触白扬社，大抵是通过佐野袈裟美和渡部义通的牵线。白扬社在3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亚洲社会研究专著，如：渡部义通《日本母系时代的研究》（1932年）、佐久达雄《东洋古代社会史》（1934年）、李清源《朝鲜社会史读本》（1936年）、佐野袈裟美《支那历史读本》（1937年）等。这些书籍在日本亚非图书馆所藏“郭沫若文库”中都可见到，其中渡部义通和佐野袈裟美的著作是作者直接赠送给郭沫若的，书的扉页上都有作者的签名。另外，在日朝鲜人李北满是一位社会运动家，他1922年来日，曾参与朝鲜普罗艺术同盟组建工作，1932年又组织“殖民地研究小组”，这个组织在白扬社的掩护下展开研究活动，亦属地下左翼团体，专门研究“朝鲜的农业问题”。李清源也是左翼学者，他1929年来日，参加“在日朝鲜劳动总同盟”和“日本普罗文化联盟”，着重研究朝鲜的农民问题，1936年由白扬社出版《朝鲜社会史读本》，在郭沫若藏书中亦有此书。关于在日朝鲜左翼运动可参考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教授広瀬貞三氏《李清源の政治活動と朝鮮史研究》（2004年《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情報文化学部紀要》第7号）。从这样的人际及书籍关系观之，可知郭沫若与出入于白扬社的左翼学者和作家们过从甚密，而连接他们的重要基点应是反帝国主义的左翼普罗运动。其中应有更多的接触往来，但因当时的社会形势，他们的活动大多潜入地下，至今仍有很多情况为我们所未知。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挖掘将成为有意义的工作。
现查到《白扬》上登有郭沫若作品1篇；《历史科学》上登有郭沫若作品2篇。均系1936年译文。这期间的来龙去脉可见于郭沫若致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书信中，伊藤虎丸编辑《郭沫若致文求堂书店田中庆太郎书简》中有三封谈到白扬社的信件。现列于下：
1936年3月4日致田中庆太郎信
蒙赠奇书一册，多谢。日前白扬社主人来，言愿出《古代社会史》，初版二千部，版税千五十元,。虽略有成议，尚未定约。贵台日前亦有言愿承印之意，特此奉闻，如便，请复。[2]（P215）
1937年1月22日
白扬社事，去年未还款三百元，预定本月末还清余款三百元。今对方来函催索。故欲再仰支三百元，未识便否？
1937年1月25日
请付白扬社主人中村先生三百元为祷。专此即上。[2]（P317）
其实早在1933年，《历史科学》上就曾登载过早川二郎的书评《郭沫若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已有所注目。根据上面几封书信，可以知道1936年白扬社社长中村德次郎曾直接到市川市拜访郭沫若，商议翻译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事。看后二信，可推测郭沫若与白扬社之间已大致成约，并白扬社事先预支一千五十元的版税。但此书译本最终未能出版，郭沫若需将预支的版税退还给白扬社。1936年郭沫若将自己的3篇作品登载于白扬社的杂志上，登载作品如下：
《历史科学》5卷2号（1936年2月）
田中三平译 《秦始皇の死》
《历史科学》5卷9号（1936年9月）
郭沫若 《项羽の自殺》
《白扬》第1卷4号（1936年5月）
郭沫若 《孟子妻を出す》
这3篇作品的稿费或许被用于退款，1937年年初，郭沫若仍欠款300元。此时郭沫若求助于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请他代为付上。经田中庆太郎插手，此事得以圆满处理。
白扬社杂志所载评论郭沫若的文章有：
《历史科学》2卷3号（1933年5月） 早川二郎
《郭沫若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历史》1937年7月号 佐野袈裟美
《支那における封建制の成立過程とその特殊性》
白扬社杂志上虽然登载了郭沫若的历史小品，但考虑到郭沫若与白扬社的几次来往，可知白扬社开始所重视的是郭沫若的古代史研究。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后，在国内销售很好，很快就再版了三次，此书给日本史学界也带来了一些影响。日本史学家早川二郎1933年发表书评，评论郭沫若的这本书。早川的文章很短，仅仅3页纸面，而且文中多见被删除的文字，很难准确了解他的论旨。仅可指出的是围绕“中国古代(周代前期)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这一点，早川并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他凭据了当时苏联支那问题研究所的见解，质疑依靠古典记载(《诗经》《左传》《史记》等)分析古代社会生产结构的方法论，进而否定郭沫若的古代史——周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见解。当时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西周、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通论一般定义为封建社会，但正如早川所说：“现在正是我们依据恩格斯、列宁所没有的材料来探讨东洋具体国家，特别是支那的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说不存在的话，那么理由如何等问题的时刻了。”[3]（P66）日本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问题，到50年代后才开始大规模的学术性争论，而在30年代，郭沫若就已提出了他的见解，引起日本学界的敏感反应，这证明30年代日本史学界围绕封建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问题，已出现了对主流性定义的质疑。早川本人是一位积极的左翼学者，曾通过翻译苏联《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早期地将苏联唯物主义史学介绍到日本。著有《古代社会史》《唯物史观日本历史》。在当时的日本史学界，他所提倡的史学方法论可以算是崭新的。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见解仍偏重于主流性定义。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他起了刺激性的作用，他的意见是否正确有待详细探讨。但从时代的角度看，早川的评论恰恰佐证了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先驱性，反映了30年代日本对唯物论的敏感与热心。几年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引起了普罗评论家佐野袈裟美的关注，他在《支那における封建制の成立過程とその特殊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问题在国际史学界正处于混乱不定的状态，作为反通论的学术见解，佐野第一个举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声明他自己的专著《支那历史读本》亦将从西周、东周到春秋前期界定为奴隶制社会。他在《支那における封建制の成立過程とその特殊性》中简介了他的《支那历史读本》的研究工作，通过《诗经》《春秋左氏传》《史记》《孟子》《国语》等古典，分析论证了从周代到春秋时代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具体方法和过程有待别论）从这篇文章可推测佐野袈裟美的古代史观大致与郭沫若相近。
在这里论者可以提出一个课题，既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是否在方法论和史料解读上给日本史学界显示了一个划时代性的实践先例。在此仅以佐野袈裟美的历史研究提示这个课题的根据。佐野袈裟美的《支那历史读本》于1937年1月从白扬社出版，之后他曾赠送给郭沫若一本。今查《支那历史读本》，在书后参考文献一览中所见郭沫若的书籍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青铜研究要纂》《卜辞通纂》《天的思想》《两周金文辞大系》《屈原时代》。佐野主要在本书前半部分——殷周氏族制与奴隶制问题——中多次引用郭沫若的这些著作，引用次数在24次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周是封建制社会抑或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上，佐野通过史料分析得到了与早川二郎以及史学界通论不同的结论，他在《支那在亚洲生产模式中的具体形态》一节中指出：“我认为支那周代奴隶劳动的比例在生产领域中所占的比例是值得重视的，对于支那在亚洲生产模式中的形态，我与早川氏持不同看法，我认为将它划类为一种奴隶所有者的生产模式是较为妥当的。”[4]（P99）很明显，在殷周社会结构的问题上，佐野的结论与郭沫若相同。佐野在撰写《支那历史读本》时受到了郭沫若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30年代日本史学界其他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也或多或少会参考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如史学方面的学者注视并研究这个问题，一定会有更有意义的学术见解出现。
30年代白扬社的杂志上出现的这两篇完全相反的郭沫若史学评论，从白扬社重视社会问题研究这一面来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无疑为日本学界投了一块石头，引起一定的影响作用，为解释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郭沫若与《同仁》
《同仁》是日本医学团体同仁会的机关杂志。同仁会建于明治35年(1902年)，截止于1945年。组建阶段曾有诸多政界人士参与，如近卫笃麿、小村寿太郎及东亚同文公司负责人等。会章中确定同仁会的目的为：“在清韩及亚细亚诸国普及医学及有关技术，同时保护彼我人民的健康，救济病苦。”(笔者译)第一届会长是长冈护美，第二届会长是政界人士大隈重信。在日本统治朝鲜时代，同仁会在朝鲜各地开设医院；后来又在中国东北地区及北京、山东、上海等地开设医院。在开展医疗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培养中国和朝鲜的医疗人才，推动语言教育。
《同仁》月刊创刊于1932年，截止于1945年，共126辑。《同仁》除了登载医学方面的文章外还多登载有关中国和朝鲜政治、社会、文化的论文。通观杂志内容，特别是1937年以前有关中国的内容甚多，内容包括中国留学生动向、中国政治动向、日清贸易问题、中国的风俗习惯、中国旅游记、中国作家的小说、文学介绍、翻译等。在文学方面，《同仁》月刊每一期都设有《歌坛》《诗歌》专栏，特由日本著名诗人斋藤茂吉编辑诗歌专栏，斋藤茂吉又是精神科医生。诸如此类，文化性的内容要占杂志的大半篇幅，作为一部医学杂志，已呈现出大不相承的风貌。这样的性格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界线，之后大改其貌，完全倾向于配合战争的方向。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大里浩秋在他的论文《同仁会与〈同仁〉》中指出：“这里有丰富的内容佐证从明治期一直到日中战争，日本人通过医疗与中国保持的关连。我们可以通过同仁会的历史来考察现代日中关系。”[5]（P53）大里浩秋氏在此提出了一个研究日中关系的重要资料和视角，很值得我们参考。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正值《同仁》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时期，他曾与同仁会发生过一些关系，他的几篇作品登载于杂志《同仁》上。与日本其他杂志相比，发表在《同仁》上的作品最多，在此将郭沫若作品登载情况及其他有关事项梳理如下：
《同仁》同仁会1932年～1945年第1卷1号～第13卷5号
郭沫若的作品：
《同仁》第4卷12号（1930年10月）
《歧路》けんぼう译
第5卷1号（1931年1月）
《金刚山にて》榛原茂树译
第5卷4号（1931年4月）
《帰りの函谷関》一二六落生译
第5卷7号（1931年7月）
《飃流挿曲》浅川谦次译
第6卷6号（1932年6月）
《荘子》大高巖译
第6卷10号（1932年10月）
《后悔》大高巖译
第7卷10号（1933年10月）
《王昭君》柳嘉秋译
第7卷11号（1933年11月）
《王昭君》（承前）柳嘉秋译
第8卷8号（1934年8月）
《英罗提の墓》大高巖译
第9卷4号（1935年4月）
《考史余谈》郭沫若谈话
共10篇
郭沫若以外作者：
陶晶孙 共8篇
郁达夫 共3篇
田 汉 共1篇
周作人 共1篇
叶绍钧 共1篇
许地山 共1篇
张资平 共3篇
茅 盾 共1篇
徐祖正 共1篇
周全平 共1篇
王伯平 共2篇
徐钦文 共2篇
沈从文 共1篇
冰 莹 共1篇
王一亭 书画1幅
《同仁》所载论及郭沫若的文章：
第8卷3号（1934年3月）池田孝《主潮革命文学に向ふ》
第8卷4号（1934年4月）池田孝《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全盛を極む》
第8卷4号（1934年4月）池田孝《一九三〇年以後の中国文学の動向》
第8卷10号（1934年10月）池田孝《中国现代作家列传4》
第9卷1号（1935年1月）王伯平《易经时代における中国の社会機構》
第9卷2号（1935年1月）吉井稜恵《中国新文学と世界文学との交渉》
与其它日本杂志相比，郭沫若载于《同仁》上的作品为最多，所载作品除了历史小品外还有自传作品、身边小说和史剧，在内容丰富这一点上大大地超出其他杂志。那么，郭沫若通过怎样的渠道与《同仁》来往？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品登载在《同仁》上？
看《同仁》所载中国作家的作品，除了郭沫若外，要以陶晶孙为多，共登8篇，而且开始登载时期与郭沫若在同一年，即1930年。陶晶孙此时已在上海，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是日本政府所设研究机构，陶晶孙与日本医学界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加之陶晶孙的弟弟陶烈自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又进东京大学继续深造，在脑神经研究方面颇有成就。郭沫若流亡日本的前半期，陶烈亦在东京(1928年～1930年)。郭沫若很有可能通过陶晶孙和陶烈与《同仁》发生关系。
《同仁》上所载郭沫若的作品以及评论郭沫若的文章中没有一处用××表示被删除的地方，与白扬社《历史科学》相比较这是一目了然的不同点。实际上这与同仁会的性质大有关连，同仁会在组建阶段就与日本政府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医疗事业上始终配合了政府的对亚洲政策，杂志《同仁》的运营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政府的国库补助。[6]正因为《同仁》的这种特殊性质，未受到政府的严格检阅，成为镇压危险中的一个安全地带。郭沫若的作品，除了历史小说外，还有身边小说，史剧等，登载作品的丰富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
再看池田孝评论文，更可以具体了解此中的情形。1934年池田孝在《同仁》上接连登载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其中多次触及到郭沫若，如《主潮革命文学に向ふ》，《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全盛を極む》，《一九三〇年以後の中国文学の動向》，《中国现代作家列传4》。这样的文章都属于左翼性的文字，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30年代凡有类似“革命”“プロレタリア”的字眼，大致都要被删除，但池田孝的文章原封不动的登载在杂志上，文章里面也没有被删除的地方。
上举几篇池田孝的评论文也是当时较详细介绍郭沫若文学的文章。在《主潮革命文学に向ふ》中介绍创造社提倡的革命与文学时，引用了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革命与文学》；在《中国现代作家列传4》中更详细介绍了郭沫若的人生与作品，作品分小说，戏剧，诗歌，论集4部分，列出具体作品。在论述1924年郭沫若的思想转变中，池田孝指出“他为了拯救中国民族的衰弱，又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毅然决意放弃过去的浪漫主义，转而提倡革命文学。”对亡命日本时期，他指出“亡命后他仍然通过文化斗争，文化批判，以及其他手段，间接援助普罗文学的扩大。”[7]（P60）这里暗示了30年代，郭沫若以隐蔽的形式仍然与日本普罗文学保持一定的关系。池田孝在《一九三〇年以後の中国文学の動向》中介绍海外普罗文学时，也是第一个举了郭沫若的《屠杀场》翻译。
《同仁》的性质虽与文学杂志有殊，又有依靠和配合政府之疵，但它偏重介绍中国的风俗文化及文学美术。因了这样的性质与倾向，在重重封锁的状况下，郭沫若仍得以发表作品，一些文学评论家也得以介绍和评论郭沫若。不能不说在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上，《同仁》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郭沫若与《日本评论》
日本评论社初创于1918年，初期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内容以文艺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杂志便是《日本评论》。1927年以后逐渐倾向于社会问题，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着重于社会研究，普罗派性格很强，是日本屈指的硬派杂志。30年代末至40年代，曾在河合荣治郎事件和横滨事件时遭受日本政府的言论镇压。《日本评论》所载郭沫若的文章如下：
第11卷I号（1936年1月）
郭沫若《万宝常——彼の生涯と芸術》
第12卷10号（1937年9月）
郭沫若《日本人の支那人に対する態度》
第13卷11号（1938年10月）
郭沫若《戦時下の支那人生活》
第27卷2号（1956年2月）
郭沫若《共和共存について》
共4篇
《日本评论》所载论及郭沫若的文章如下：
第13卷3号（1938年3月）
佐藤春夫 《アジアの子》
第14卷5号（1939年5月）
田辺耕一 《郭沫若》
第27卷2号（1956年2月）
フヨードレンコ エヌ《郭沫若とのめぐりあい》
与《同仁》《历史科学》相比，登载在《日本评论》上的郭沫若的文章，没有一篇历史小品，而全是涉及历史，文化，战争的文章。而且时间范围不只局限在亡日期间，还延续到他回国之后。
《万宝常——彼の生涯と芸術》一文写作时期正值郭沫若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与日本雕塑家林谦三（1899～1976）交往之时。林谦三不仅是优秀的雕塑家又是古典音乐研究家，郭沫若亡日期间与林谦三有过密切的交往。1935年林谦三的第一本古代宫廷音乐研究专著《隋唐燕乐调研究》就由郭沫若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翻译了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后，1935年和1936年分别在中国的杂志《文学》（第5卷3期）和日本杂志《日本评论》（11期1号）上发表论文《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与《万宝常——彼の生涯と芸術——》，后收入《历史人物》。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大致基于两个意图，一是完善林谦三的课题，二是挖掘被埋没的历史人物。
关于隋代的燕乐调，林谦三主要根据了《隋书》《辽史》《旧唐书》等史料，特别着重于论证龟兹乐调与隋宫廷雅乐结合的事实。而为雅乐与胡乐融和，产生新的宫廷雅乐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历史人物便是隋代沛国公郑释。《隋书·音乐志》对郑释的评价为以后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奠定了根本的基准。林谦三在隋唐琵琶八十四调和「应声」的发明上给予郑释高度的评价，并发现了《应声》的位置和其效果。郭沫若对林谦三的研究和发现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和评价，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林的结论。他的万宝常研究就是通过史料论证八十四调和《应声》的创始人不是郑释，而是万宝常。郭沫若所根据的史料同样也是《隋书》《辽史》《旧唐书》等。但他并没有被史书的定论所局限，而是洞察史书记述的字里行间的含意，严紧地、客观地追踪他的目标。[8]《万宝常——彼の生涯と芸術》可以说是属于古代研究的论文。
《日本人の支那人に対する態度》本是1935年发表在杂志《宇宙风》25期上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后收入《日本管窥》（1936年宇宙风出版社陶亢德编辑）。1937年9月《日本评论》设《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专栏，登载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由日本文学家鱼返善雄翻译。除了郭沫若外还登载了6位中国人的文章，在此一并列出：
《日本人の支那人に対する態度》 郭沫若
《日本及び日本人に対する私の観察》 許北辰
《日本民族の健康さ》 刘大杰
《日本人》 罗 牧
《印象中の日本》 胡行之
《日本人文化の生活》 郁达夫
《日本民族の二三の特性》 付仲涛
1937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攻击上海，8月13日发生第二次上海事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3个月，终不能克胜，上海沦陷，即淞沪战役。此后中日战争在中国全面展开。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的报刊，杂志都在狂热报道日军战胜的消息，有关中日战争的话题充满纸面。是年9月号《日本评论》的目录上也处处可见“时局”“上海现地报告”“北支”等字眼，呈现出对中日关系的极大关心。值得关注的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评论》与杂志《同仁》相反，一直没有间断登载中国人的文章。上举7位中国人的文章均属鱼返善雄的翻译，1937年9月鱼返善雄又以他的笔名信浓忧人，出版《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一书。此书虽由青年书房出版，但与日本评论社有密切的关系。鱼返善雄在本书序文《译者之言》中写道：“本书小部分先登于《日本评论》，这些文章的收录和单行本出版均承蒙室伏高信先生的厚意得以实现。”[9]（P3）由此可见，鱼返善雄在出版此书之前，先配合了《日本评论》，将一部分文章发表出来。室伏高信则是日本著名评论家，政治记者，曾为《二六新闻》《时事新报》《朝日新闻》《改造》撰稿。当时他正任《日本评论》的主编，杂志登载文章均由他决定。鱼返善雄《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一书的出版也由他从中操作。可见鱼返善雄的这部书从部分发表到单行本出版，均受了日本评论社的帮助。另外，看宇宙风社《日本管窥》与本书目录，内容大致相仿，《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一书很可能截译了《日本管窥》。
1938年10月《日本评论》又设专栏“敗走支那の現地レポ”（败走支那当地报告），登载了是弗、叶文津、郭沫若、周越、马国亮五人的文章。同时还登载了胡适、汪兆铭的论文。郭沫若的《戦時下の支那人生活》并非专为这个专栏撰写，它是1938年5月12日发表在《救亡日报》上的《把精神武装起来》中一部分。《把精神武装起来》本来是郭沫若为号召人民奋起抗战所草的一篇文章，文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如：封建文明所致的“因循的习惯”、“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茶楼酒馆”、“饱食浪费”、“文武官职待遇不均”等，指出这些因循守旧、萎靡不振的现实促使人们精神松弛，堕落。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提倡“军训”、“服兵役”、“买国家公债”、“集体学习”、“节省费用”。对中国社会现状分析的这一部分被《日本评论》截取来作为中国现状的报告。
二战后，1955年末，郭沫若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日，12月15日在广岛大学进行讲演，题目为《关于和平共存》。此讲演稿后来载于《日本评论》第27卷2号上。
这样，郭沫若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一直为《日本评论》供稿，与日本评论社保持了长时期的关系。他为什么这样做是有其缘由的。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几乎所有的杂志，报刊都倾向于宣传战争，拥护政府的对外扩张方针。凡有主张反战，或对日本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媒体大都受到政府的镇压。但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评论》仍坚持发表批判社会和政府的文章，几遭政府查禁。河合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河合事件发生于1938年，东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河合荣治郎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勇敢地站出来批判军部；他站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分析社会问题，曾出版《社会政策原理》（1931年）《法西斯主义批判》（1938年）等著作。1938年因他反对文部大臣荒木贞夫的大学校长官选论，又因他屡次发表反专制统治的言论，遭到日本政府的压制，被判罪，他的著作被强制禁刊，甚而被免掉东京大学教授的职位。而上举河合荣治郎的著作又都是由日本评论社出版的，因了这个因缘，日本评论社也遭到政府的镇压。
河合事件发生时，郭沫若已在中国，投入抗日战争。但他对日本社会的动向非常关心。1939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文化与战争》，批判法西斯主义对文化的摧残，他指出战争的罪恶“不仅破坏文明，毁灭文化，它的破坏性不仅及于别国，而且要及于本国。”他举了日本政府对社会学家河上肇教授，美农部教授的迫害，还特别举了河合事件。说：“所可惊异的乃是事件之始实因河合荣治郎教授出版《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一书而以叛逆罪被捕。法西斯主义之神圣不可侵犯要等于日本的‘天皇’了。”他在文章中不仅表示了他自己的惊异与愤慨，同时还介绍了日本媒体界人士的愤怒，他举的例子正是当时日本评论社主编室伏高信，他说：“连素来颇以仰军部之鼻息而著名的一位记者室伏高信都在吐着这样颇有诗味的牢骚了：政治属于剑，思想文学及其它的艺术也都系慴伏于剑之力下。（见《日本评论》正月号第131页）”[10]（P11-14）在这里，郭沫若举了室伏高信的言论来批判日本军部的暴力，而他参阅的正是《日本评论》。这又证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仍一直关注《日本评论》，从中了解日本国内的社会动向。他非常关心日本国内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动向，对反战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始终持支持的态度，诚恳地期待日本民族的觉醒和解放。正因了这样的动机，他对坚持发表和出版反法西斯统治，批判政府的文章和著作的日本评论社保持了关注和支持。
四、结语
以上围绕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与杂志《历史科学》《同仁》《日本评论》的关连，整理了见于这些杂志上的郭沫若的作品及日本人士对他的评论；探讨了郭沫若的作品或论文对日本学界所起的作用；梳理了郭沫若与杂志社的内部关连。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知道：在日中关系最艰难，最混乱的时代，仍有一些知识分子保持冷静的头脑，反对军部的法西斯政策。他们与郭沫若或是朋友，或是学术同人，由于他们的从中牵线，使郭沫若与一些杂志社发生交往，在“闸门严锁，溪流停顿”的状态下，他仍有机会发表自己的作品和文章。日本流亡时期郭沫若一直受着警方的监视，但他与日本社会的交往匪浅。就以日本的杂志为例，登载过他的作品和文章的有文学杂志，学术性杂志，也有医学杂志，还有社会评论性的杂志。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日中两国有良知真见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友好交流并没有被战争所阻隔；另一方面，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本论文仅举《历史科学》《同仁》《日本评论》三个杂志，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从中发现了不少牵扯到郭沫若与日本学术界或社会运动相关的事实。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历史小说，身边小说通过日本的各种杂志给日本史学界及一般社会一定的影响。1930年以后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上开始采用郭沫若的作品，反映着郭沫若文学亦被日本教育界所关注。如果我们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更多的杂志，就一定会发现更多的，更有意义的课题。亡日时期的郭沫若研究，这是一个仍未完结的课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而详细的资料调查，扎实的文本分析及史实调查，都是这项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责任编辑：陈俐）
注释：
①2009年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参与人：藤田梨那，岩佐昌章,岸田宪也，郭伟。
[1]郭沫若.沫若自选集[M].乐华图书公司，1934.
[2]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M].文物出版社，1997.
[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
[4]佐野袈裟美.支那历史读本（笔者译）[M].白扬社，1937.
[5]大里浩秋.同仁会与《同仁》[A].人文学研究所报（39号），2006年3月（笔者译）.
[6]丁蕾.近代日本对中医疗文化活动——同仁会研究4[A].日本医史学杂志（46卷4号），2000年12月.
[7]同人，8卷3号（笔者译）.
[8]藤田梨那.郭沫若与日本——万宝常研究之动机与意义[A].（《记念郭沫若留学九大九十周年国际聚会》）2008.
[9]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笔者译）[A].
[10]郭沫若.战争与文化[A].郭沫若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011-02-20
藤田梨那，女，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