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例证的文化传播功能

2011-08-07刘晓梅

辞书研究 2011年4期

刘晓梅梁青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州 510610)

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几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这是汉语词典尤其是学习词典编纂史上尤为突出的进步[1]。即便如此,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还是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比如如何在释义、例证方面重视文化信息的渗透和传播。一个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他对语言本身及其赖以存在的文化因素的把握。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在语言难度大的时候掌握不好,是因为缺乏汉语的基础知识;但在语言难度小的时候还掌握不好,则主要是由于文化方面的障碍。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词典来传播文化因素,以提高汉语教与学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商典》)的定位是“为具有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人编的汉语原文词典”,作为一部外向型单语词典,其通过多种方式来渗透文化因素,以扫清文化障碍。本文仅就《商典》例证所体现的文化传播功能给予分析和评价。

二、词典例证的文化传播功能及优势

1.词典例证的文化传播功能

例证是词典的微观结构之一,它是词典的“血肉”,“没有配例的词典只不过是一副骨架”(黄建华2001)。词典例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证明、补充词义或义项;(2)说明语法功能或语用环境;(3)证明词义或义项产生的源流或年代;(4)文化传播功能;(5)对于双语词典而言还有翻译参考功能,即“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或启发用户的翻译灵感”(章宜华,雍和明2007)。在普通语文词典中,前三者是例证的必备功能,后两者则属于延伸功能。

然而对语言学习词典而言,例证体现出文化传播功能则很有必要。章宜华、黄建华进一步提出文化功能是一个好的例证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并认为“通过例句揭示源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使读者既能学到外国文化特色词的外语表达方式,又能了解外国的文化知识”(章宜华,黄建华2000)。国内有些双语词典,不仅文化词[2]的例证体现了文化传播功能,非文化词也努力传播文化信息。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就是这样一部词典,其文化词与非文化词的例证都力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文化传播功能。例如:

dragon n.2.凶猛的人;严厉而警惕的守护人(尤指妇人):Her mother is a real～.她母亲把她看管得真够严的。

turkey n.1.土绶鸡,火鸡;火鸡肉:Turkeys are eaten especially on special occasions.人们尤其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吃火鸡。/People often drink white wine with～.人们常常边吃火鸡边喝白葡萄酒。

plume n.4.荣誉的标志;奖赏:medals and other～s of rank勋章等荣誉的等级标志。

“dragon”和“turkey”是典型的文化词。在欧美国家“dragon”已经不仅仅指一种动物,而且赋予这种动物比喻意义,这是圣经文化的产物。而“turkey”的例证则巧妙利用了欧美国家的传统节日来对它进行阐释。“plume”不是文化词,但是其例证却传达了其在欧美人民心目中的象征意义。

与双语词典相比,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的汉语单语学习词典虽然数目不少且各有特点,但是大多在例证的文化传播这一功能上有所欠缺。而《商典》在所收录的1万个词中,有403个词配有文化例证,其中文化词95个,非文化词308个。总体来看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足够引起学界的注意。

2.例证相较于其他文化传播手段的优势

除例证外,词典中提供文化信息的途径还有义项、插图、附录、参见等,除参见外,《商典》中这些途径都有所涉及。与这些手段相比较,例证有着明显的优势。

(1)和义项相比,例证能够更具体更生动地传达文化信息。《商典》的很多词语只是列出了常用义项,对于文化义这个附加义来说并没有加以重视,这就大大影响了义项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即使一些词语列有文化义项,也需要提供例证加以佐证,因为“概括的词义只提供比较抽象的概念,因此难免笼统而不具体,所以必须有例证”(黄建华,陈楚祥1997),这样才能详细具体地传达文化信息。例如《商典》对“狗”的处理(下加横线的例句即为文化例证,下同):

狗骂人的话,比喻坏人或帮坏人做坏事的人:他是主人的一条狗︱狗东西,他要是再敢干坏事,我决不饶他!

这些例证将“狗”的文化义还原到具体的语用场景中了。词目的文化义或联想派生出的某些特殊的联想义,需要提供真实生动的语言材料作为例证,这样才能避免读者“望文生义”,甚至生搬硬套。

另一方面,例证不拘泥于词目的限制,非文化词的例证也可以自由地展现文化信息。例如《商典》对“北部”的处理:

北部某一地区靠北的部分(和“南部”相对):内蒙古在中国的北部︱北京的北部有许多山。

该词是非文化词,其释义并未展现文化内容,而两个例证则传达了和中国地理有关的文化信息,使该词内容丰富了起来。

(2)和插图相比,例证使用范围不仅广泛,而且能够传达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插图方面,《商典》做了大量的工作,据郑艳群(2009)统计,《商典》中共有636幅插图。不过插图在提供文化信息上的使用范围却极其有限。一方面在词典中使用插图本身就有一个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插图在视觉上具有直观性,适用于具体的事物、性状、动作词,而表达较抽象意义的词(如“独白、噩梦、思考”等)则无法使用,而文化内涵本身就具有抽象或半抽象特征,对文化义做深层次和较复杂的解释时就无能为力了。例如《商典》中对“钟”的处理。

钟 ①用铜或铁等做的,中间空,敲打时能发出响声的东西。②中国人送礼的时候不能给别人送钟,因为“送钟”和“送终”发音一样,后者表示死亡的意思。

这个图片提供了视觉上可感知的形态,例证则揭示了“送钟”是中国人所避讳的。单靠图片无法传达此文化内涵,可见例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3)和附录相比,例证更能大量地、多功能地提供文化信息。“附录在提供文化信息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对有关文化知识条分缕析、总结整理,同时可以收录最新资料,提供最新文化信息”(林明金,林大津2007)。它往往是以专题文化的形式呈现,且具有补充性。比如《商典》提供了“现代汉语语法要点”、“中国历代纪元表”、“中国行政区划表”、“干支次序表”、“汉语亲属称谓表”等十一个附录,对词典正文信息起到了系统化和补充的作用。但其毕竟有数量和篇幅的限制,而例证则可以贯穿词典的正文,将文化信息随时传达给词典使用者,并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商典》例证文化信息的处理

1.文化例证多不作首例

《商典》对文化例证(即包含了文化信息的例证)的处理方式是,位于简单的不包含文化信息的例证之后,大部分不作首例。综观整部词典,在403个配有文化例证的词中,只有71个词的文化例证作首例。但不一定都作末例,且通常以句子的形式出现,这种安排很可能出于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的考虑。如(下举各例一般不出释义):

月饼一个月饼︱一块月饼︱一盒月饼︱中秋节人们给亲戚朋友送月饼︱圆圆的月饼就像中秋节的月亮一样,象征全家人团圆。

梅花一朵梅花∣一枝梅花∣妈妈喜欢梅花∣在中国,梅花象征着高尚的品质∣他送给女朋友一枝梅花。

祠堂这里以前是张家的祠堂∣过年的时候,他们在祠堂祭祖先∣婚礼后他们到祠堂去拜祖宗∣家族里重要的活动一般都在祠堂里举行。

2.文化例证在文化词与非文化词中的体现

(1)文化词的例证

《商典》每个词的例证都比较多,一般在三个以上,但并不是每个例证都承载文化信息。就文化词而言,有些文化词部分例证承载文化信息,如:

松树一棵松树∣他画松树很有名∣黄山上的松树全国有名∣山上种的都是松树。

龙灯龙灯比赛∣农历正月十五,中国民间有舞龙灯欢度节日的风俗。

元宵 ②煮元宵∣现在元宵有各种馅儿∣正月十五吃元宵是中国的风俗∣元宵有象征家庭团圆的意思。

孔子曾赞美松树,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后人借以比喻在逆境艰困中能保持节操的人,而词条“松树”只在第三个例证中提到黄山松树有名的地理文化信息,其余例证均没有传播这种文化内涵。“龙灯”、“元宵”都和中国的传统习俗有关,但文化例证只传达了一部分文化信息,有些重要的文化信息并未传达。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方很多风俗存在一定差异,如“龙灯”只在中国北方盛行,“元宵”是中国北方对这种食物的称呼,南方则称“汤圆”,所以传达这些文化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商典》文化词的文化例证显然做得并不够。此类部分例证不承载文化信息的文化词还有很多,如“清明”、“砚台”、“熊猫”等。

有些文化词的全部例证都不承载文化信息,如:

烧饼一个烧饼︱买个烧饼︱烧饼还热着呢︱早上就吃了一个烧饼。

“烧饼”一词涉及到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各个地区都有烧饼,而做法和吃法都有所差别,因此形成了“烧饼文化”,如“周村九莲花烧饼”就是山东文化的一种反映。“烧饼”的例证都没有反映这种文化信息。涉及餐饮文化且例证都不包含文化信息的词还有“馄饨”、“馒头”、“包子”等。又如:

大娘大娘,请问去邮局怎么走?︱大娘,您怎么不舒服,找个大夫看一看吧︱大娘,前边是什么村?

“大娘”一词从表面上看是中国文化中亲属称谓的一种,但是实际上这个称谓已经泛化了,多数情况下用于社会称谓中,尊称老年女性。这种类型的词还有“大哥”、“大嫂”、“大妈”等。例证中没有体现出其社会称谓的功用及其蕴含的文化因素。再如:

凤玉雕的龙和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动物都具有象征意义,如龙、凤、龟等。凤是民族吉祥的征兆,美好情感的载体,英才俊彦的嘉誉,同时还以其愈加瑰丽多姿的文化内涵进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凤”的例证完全没有传达这种信息,同类型的还有“龟”、“乌鸦”、“鸳鸯”等。相较而言“龙”的例证则比较有效地传达了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龙在古代中国,龙被认为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国的皇帝都把自己说成龙︱在中国,龙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当然,还有一些文化词的所有例证都属于文化例证,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综观整部词典,只有“独体字”、“论语”两例。如:

独体字 “人”是个独体字∣汉字从结构上说,可以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类∣汉字中独体字的数量很少。

《商典》共收录文化词548个,其中配有文化例证的只有95个,约占18%,只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文化信息,还需要在数量上进一步扩展。

(2)非文化词的文化例证

《商典》中有一部分非文化词也配有文化例证,例如:

辣椒四川人特别喜欢吃辣椒∣湖南菜和四川菜都放辣椒。

诗人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将近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文明史。

吉利 “八”和“六”在中国都是很吉利的数字。

《商典》所收录的1万个词中,非文化词有9452个,其中配有文化例证的非文化词只有308个,约占3.3%。可见,文化例证主要服务于文化词,很多非文化词并未承载任何文化信息,如:

乒乓球 ①乒乓球运动∣乒乓球比赛很激烈∣中国乒乓球队又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

西红柿一个西红柿∣西红柿很有营养∣西红柿炒鸡蛋是他们最爱吃的菜∣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实际上,编者可以通过例证传递“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西红柿是明朝的时候从欧洲引进的,因为来自西方,所以叫西红柿”之类的文化信息。不管是文化词还是非文化词,如果配以恰到好处的文化例证来传播中国文化,这部词典将会更加完善。

四、《商典》例证传播的文化类别

对于文化的分类,国内有多种不同角度的方法。从广义分,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层次(常敬宇1995);按时间分,有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现实文化)之分(冯辉2005);赵贤洲(1989)还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提出了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二分法。《商典》例证所传播的文化类别在这几个角度的类别中均有体现。

1.从广义分,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之分。

第一,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日用器具、建筑工艺、服饰、饮食、居住等方面(常敬宇1995)。如:

窑洞窑洞里冬天暖和,夏天凉快。

砚台砚台在中国的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文具。

豆腐北方豆腐比南方豆腐硬一些。

这样的词还有“指南针”、“火药”、“毛笔”等47例。

第二,制度文化是指种种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习惯等,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生活方式、婚姻形式、风俗习惯、亲属关系、姓氏名讳、地理、法律、礼仪等方面(常敬宇 1995)。如:

端午节端午节的时候中国人有吃粽子的风俗。

行政区山东是一个省级行政区∣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样的词还有“复姓”、“边疆”、“轿子”、“校官”等72例。

第三,心理文化包括思想观念、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常敬宇2005)。如:

红色解放前很多进步青年都向往红色政权,追求革命。

佛教在中国信佛教的人比较多。

超短裙迪斯科和超短裙都随着改革开放来到了中国。

这样的词还有“月食”、“道教”、“阴历”等53例。

2.按时间分,有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现实文化)之分。

第一,历史文化即传统文化,指历史上由前人创造并发展起来,流传到现代而为我们所接受了的民族古典文化(沈锡伦2004)。如:

对联过春节中国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

论语《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编成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传宗接代人们想生男孩儿,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

此类型的词还有“农历”、“剪纸”、“京剧”等124例。

第二,现代文化即现实文化。如:

区中国有五个民族自治区: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民族自治区跟省是一个级别。

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超级市场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才开始有了超级市场。

此类型的词还有“信筒”、“学位”、“省会”等78例。

3.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分,有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之分。

知识文化“主要指非语言标志的、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产生严重影响的文化知识。它主要以物质为表现形式。如艺术品、文物、古迹、建筑,等等”(赵贤洲 1989)。此类不在文章讨论之内。交际文化“主要指两种文化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发生影响的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即词、句、段中有语言轨迹的文化知识,它主要以非物质为表现形式”(赵贤洲1989)。如:

年糕吃年糕的意思是“年年高”。

乌鸦中国人不喜欢乌鸦。

繁体字 “體”是“体”的繁体字。

此种类别的词还有“字体”、“黄色”、“伦理”等148例。

从不同角度划分出的文化类别之间会有交集,因此文化例证可能同时体现几种不同角度的文化类别。如以上“砚台”例证体现的既是物质文化也是传统文化;“行政区”例证既是制度文化又是现代文化;“超短裙”例证既是心理文化也是现代文化;“年糕”例证既是物质文化、传统文化又是交际文化。能够体现不同角度文化类别的例证无疑能够更好地传达文化信息,文化例证应该具备这个条件。

五、适合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例证应具备的要素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适合汉语中级水平学习者的例证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素,才能更有效地传播文化因素。

1.词典例证应该力求功能最大化,即在保证例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以有限的篇幅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如“春联”一词,《商典》提供了五个例证:一副春联∣写春联∣春联写在红纸上∣中国人过春节时喜欢贴春联∣“辞旧岁家家欢乐,迎新春户户吉祥”就是一幅春联。前两例展示该词的组合功能,后三例则从“写春联所用纸张的要求”、“春联存在的场合”以及“春联的样例”三方面补充了和“春联”有关的文化信息,信息传达比较充分,值得借鉴。

2.词典例证反映的文化类别应该尽可能多样化、层级化。《商典》例证反映了多种文化类别,值得借鉴。但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可根据读者汉语水平的等级来设置文化的等级。黎天睦(1987)将“文化”的等级标准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最高级、接近中国人水平、同于中国人水平共六级。我们建议词典主要针对中级汉语水平学生,其他文化等级依学生情况而适当列入。

3.例证应与释义、插图等手段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清晰明确地传达文化信息。如《商典》对“炕”这个词的处理就是如此。

炕 (名)中国北方用砖或者土坯做成的睡觉用的长方形台子,上面铺上席子,下面有通道跟做饭的灶相通,烧火时炕上很暖和:烧炕∣扫扫炕∣炕上坐∣过去北方农民的家里只有炕,没有床∣北方天气冷,人们习惯睡炕∣现在睡炕的人越来越少了。(附图片)

该词条首先用释义阐明“炕”如何制成、如何使用以及使用地域;旁边佐以插图,具体呈现“炕”的样貌;然后使用例证说明过去、现在人们使用“炕”的状况以及人们“睡炕”的原因。这样就清晰而丰富地传达了和“炕”相关的文化信息。

4.为了简单易懂地传播文化信息,适合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需要,例证需降低用词难度,并控制句子的长度。《商典》收的词主要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乙两级的词为基础,同时参考了中国和外国的初级和中级汉语教材,以及口语、听力、报刊阅读等十几种教材。因此,例证的用词也应该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乙两级的词为基础,可以适当使用丙、丁级词汇。句子过短难以有效传达文化信息,而过长又会增加难度且使学习者产生畏惧心理,因此要将句子的长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据统计,汉语句子的最佳长度为7～12字,超过此长度往往会给理解带来困难(刘宓庆1990)。因此,在传播文化因素的同时,编者应尽量将句子长度控制在此范围内。《商典》“合体字”一例可作为参考标准:

合体字 “好”是由“女”和“子”合成的合体字∣先教独体字,再教合体字。

六、结语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因素。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种有效途径,其文化例证如何能够全面、有效地传播文化信息,仍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附注

[1]这样的词典有《现代汉语词典》(孙全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5);《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晓琪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徐玉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商务印书馆,2007)等。

[2]即文化局限词。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在其《词典学概论》中提出“具体语言中词的所指内容的组成有差异,以及语言间存在着其他不同的特点,即使是一般外行人也最容易注意到的,是所谓文化局限词:例如说,仅在通行原语的地区内而不是在译语通行的地区内生长着某些植物、存在着某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译语中就没有现成的完全对应的词汇单位。”(《词典学概论》,1983:404)

1.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冯辉.关于文化的分类.中州大学学报,2005(4).

3.何家宁.语言·文化·词典——英汉语文词典体现文化信息的途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

4.黄建华.词典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5.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黎天睦.现代外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

8.林明金.词典·文化·外语教学.集美大学学报,2000(2).

9.林明金,林大津.双语词典提供文化信息的途径.辞书研究,2007(5).

10.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11.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12.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增补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