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的检验分析*

2011-08-04石志恒李世平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1年5期

石志恒，李世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造成耕地经营规模过小、耕地细碎化等问题，阻碍了农户采用各种形式的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运作及管理模式，也不利于对耕地进行长期投资和维护。关于农户经营规模对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的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国内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却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和观点，甚至相互矛盾，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 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相关研究观点述评

1.1 现有研究主要观点

1.1.1 认为经营规模不是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主要影响因素

关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有些学者把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宣传教育［1］，家庭收入、来源及其结构［2－3］等因素;有些学者归结为制度因素，例如耕地保护机制的残缺等［4－5］;也有学者归结为种植业比较利益较低［6］;还有学者归结为劳动力结构、农户资本情况和结构、学杂费方面的支出、社区基础设施、农产品价格水平等因素;以上学者普遍认为经营规模只是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因素之一，而不是主要原因［7］。

1.1.2 认为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有积极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较小的人均耕地面积是制约我国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因素［8］，应该积极推行农地流转机制和政策，扩大农户耕地经营规模，通过实现规模效应来提高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这些学者认为“农地流转机制的建立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是提高我国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必要条件［9］。

1.1.3 认为一定条件下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有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农户通过耕地流转或承包集体耕地扩大经营规模后并不一定会出现预想中的规模经营带来的诸多好处，相反承包者会在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出现类似委托代理下的道德风险的可能，承包者会采取不当的、甚至是掠夺式的耕作方式和行为，破坏耕地生产能力和潜力，最终造成地力下降、外部成本增加、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不利于耕地保护的后果［10］。

1.2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1.2.1 样本中规模因素证据不足、说服力较差

受研究条件所限，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时缺乏规模经营户案例，前文提到的诸多研究中，其样本数据中农户经营规模很少超过6.67hm2，甚至超过3.33hm2的也较少，其研究结果自然不能准确测算和分析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影响;还有些学者用人均耕地面积指标来分析经营规模对农户的影响，得出通过耕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来提高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结论［9］，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1.2.2 没有把规模因素与权属关系、经营期限等环境条件相结合

国内学者大多脱离权属关系、经营期限等外部环境条件，单纯考虑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影响，是不科学的，应该把权属关系、经营期限等环境条件因素与经营规模相结合来分类研究，其研究结果才比较合理。

1.2.3 研究方法单一，主要以意愿调查为主

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因素时，大多采用意愿调查法，该方法被西方国家广泛用于环境保护、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中，这是与国外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熟、健全的国民意识和环境，较高的信息公开化程度以及非盈利组织高度发展的国情相吻合的。目前我国农户较低的文化水平、长期形成的落后封闭的国民意识和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势必会影响该方法的有效性。

2 研究区域、样本调查内容与基本假设

文章选取了新疆自治区长期具有规模经营历史、且规模经营户相对集中的10个县 (市)、团 (农)场作为研究区域，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473份，其中有效问卷416份，有效问卷分布情况:呼图壁县(43)、沙湾县 (52)、乌苏市 (61)、玛纳斯县 (67)、吉木萨尔县 (65)、奇台县 (43)、阜康市 (47)以及兵团150团场 (14)、芳草湖农场 (14)、新湖农场 (10)。问卷发放区域力求覆盖新疆各种主要地理环境类型，如山区、绿洲腹地、沙漠边缘等;并涵盖不同农户经营规模、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距离城镇的远近等因素。问卷内容包括户主家庭基本情况、经营规模、耕地来源与权属关系、承包年限以及其他表1中的各类指标。

通过样本意愿调查的结果，有341户 (占有效样本总数的82%)农户认为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其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文章正是在这一假设下开展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影响的研究的。

3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3.1 研究方法

综合考虑相关研究中的不足以及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该文通过建立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对农户耕地保护实际投入水平和经营方式作为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衡量指标，根据其实际投入量的大小结合其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相关性对指标进行赋值，利用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和测度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影响，并结合权属关系、承包年限等环境条件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变化规律和特点进行解释。

3.2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文章按照“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原理来设计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PSR模型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统计学家Anthony提出来的［12］，并被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广泛用于环境保护问题的评估［13］。模型中的“压力”是指对该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在该文表现为旱涝、自然灾害、耕地贫瘠等影响耕地质量和作物产量的因素;“状态”在这里是指内外部“压力”对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造成的危害;“响应”在这里指农户为保护耕地、改善耕地质量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投入。文章结合研究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普遍发生的农户耕地保护和逆向保护行为方式建立了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11］，如表1所示。

表1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货币投入量大小

4 指标赋值及运算

通过对农户建立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考察和分析农户耕地保护措施和行为，根据各种行为实际货币投入量的大小以及其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对指标进行权重确定。

对于那些可以直接换算成亩均货币投入的指标，可以通过对样本中该指标均值直接除以“10元/667hm2”而标准化 (表2)，而对于不能直接标准化的指标，可以通过其效用替代指标来换算，如水利设施建设方面的指标可参照当地水费均值50～120元/667hm2的投入情况，根据其对灌溉条件改善情况的程度以及辅助投入等情况进行权重确定，如打深水井是为了解决当地无灌溉条件的问题，再考虑到灌溉设施、管理费用等综合确定“打深水井指标”权重为8。

表2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主要评价指标权重赋值情况

对每个农户为耕地保护积极性评价指标体系的27个指标赋值，并加总赋值结果，计算每个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指标值的公式如下:

其中Mi为第i个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指标分值，ai为第i个农户第i个指标的实际货币投入量，p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为所有样本农户第i个指标的均值。

5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耕地来源、权属关系及承包期限分析

通过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结果得到表3。分析表3发现不同规模经营农户耕地来源、权属关系和承包期限有着显著差别:2hm2以下规模经营户中，耕地来源主要是自家责任田，承包期限30年;2～6.7hm2规模范围内，农户耕地主要来源于集体机动地、其次是租赁个人耕地、集体荒地，国家机动地，大多数租赁期限小于3年，只有兵团15户在5年以上 (只占不到10%);6.7hm2以上规模经营户中承包集体和国家荒地成为其耕地主要来源 (承包期限大多在10年以上，且其比例随经营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其次为集体机动地、私自垦荒、租赁死人，涉及后3种经营形式的农户比例随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迅速减小。

表3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耕地来源、权属关系及承包期限关系

6 经营规模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相关性分析

6.1 模型的构建及运算

为精确地考查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影响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在分析的农户耕地保护性投入得分 (TR)为应变量，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 (GM)、耕地经营期限 (QX权属关系)、户主年龄(NL)、家庭人均收入 (SR)、家庭劳动力数量 (LD)、户主受教育程度 (JY)、农业专业化情况 (ZY种植农作物种类)、子女学费负担 (ZN)、家庭成员健康程度 (JK)为自变量，并根据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经营规模和承包期限的交互项 (JH)作为新的自变量。通过spss16.0软件的多元回归分析功能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通过SPSS软件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自变量选择和剔除功能，通过对不能通过模型的自变量进行剔除，直到没有更多的自变量进入模型为止，随着进入模型自变量个数的增加，模型的拟合优度逐步提高，由0.622提高到0.783，最终得到的第7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最好，也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最终经营期限 (QX)、户主年龄 (NL)、家庭劳动力数量 (LD)三个变量被淘汰，而其他变量进入了模型。

表5是最终模型7中关于每个自变量对应变量相关性的大小以及通过检验的情况，通过表5可以看出，进入模型的7个变量 (包括规模与期限的交互项JH)都通过了t检验和0.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此外还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Condition Index系数值为23，每个变量的Variance Proportions值都小于0.3，说明自变量以及常数项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 偏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6.2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表3和表4可以发现，模型和变量都通过相关统计检验，通过分析每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偏相关系数可以发现，自变量中农户经营规模和期限的交互值的标准化偏相关系数最大 (jh，0.656)，其次是户主受教育水平 (jy，0.231)，农户种植作物的种类 (专业化程度zy，－0.217)，经营规模 (gm，－0.38)等，其余变量的相关性较小。

7 结论及对策建议

7.1 结论分析

7.1.1 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正面影响不大，甚至有一定负面作用

在前文关于样本农户关于经营规模对其耕地保护积极性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户 (82%)认为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其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然而统计研究的结果却这一关系，相反统计分析的结果是，经营规模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呈负相关关系，从这个角度讲统计分析的结果与农户意愿调查的结果是相矛盾的。

7.1.2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受到经营规模和经营期限的共同作用的强烈影响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受到经营规模和经营期限的共同作用的强烈影响，而较大的规模和较短的承包期限通常引起农户的短期行为，不利于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提高，这与上文提到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经营期限和规模同时扩大，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这可以用“门槛效应”来解释，即该类农户承包期限和经营规模达到了现阶段我国最优的耕地规模经营模式对承包期限和经营面积的数量要求 (即承包期限达到10年以上，经营规模达到6.67hm2，甚至20hm2以上)。

7.1.3 规模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也有一定影响

模型中规模和期限以外的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很大，其中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户家庭成员健康程度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农户种植作物种类和子女教育费用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有一定负面影响。

7.2 对策与建议

现阶段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手段不一定能达到促进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其最终结果对承包期限等环境条件和因素反映强烈。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7.2.1 规模化经营应该与土地权属关系改革相同步

逐步探索现代化规模化农场经营管理模式，特别是注意规模化经营与土地权属关系改革的切合点，使农户经营规模和经营期限同步扩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户耕地投入和保护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努力降低农户实现规模经营，发挥规模效应过程中对经营规模和承包期限的“门槛要求”。要加大对经营规模达到6.67hm2乃至20hm2以上规模水平的现代化农场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探索，突破“门槛效应”，实现耕地高效经营与耕地保护的双赢目标。

7.2.2 谨慎开展农地流转政策的推广

通过农地流转实现的规模化经营，往往达不到经营期限同步延长的要求。这种只有规模条件，没有经营期限保证的规模化经营往往对耕地保护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农地大规模流转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相关农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权责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应该谨慎地进行农地流转政策的推广，必须建立相关激励约束机制，以防止和杜绝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逆向行为的发生。

7.2.3 提高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其他措施

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教育医疗等的扶助和保障水平。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其耕地保护积极性;改善农户健康水平，减少农户子女教育负担，增加了农户可投资资金的多少，自然也会促进其对耕地进行投入;发展专业化种植水平，减少单个农户种植农作物的种类，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种植的复杂程度，扩大了同类保护性投资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有利于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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