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

[摘要]全球化的世界观，就是全球化的视野，而非单独某一国家或者民族的偏狭眼光。世界上的事情是相互联系的。一件事情，如果只对个人有利而对民族不利，当然不应该做。但是，一件事情如果只对某民族或某国家有利，而对世界人民不利或者从长远看带来巨大灾难，那就是犯罪，这就是全球化的世界观。它是一个常识，而不是任何一种模式。以此观之，“中体西用”的立场，肯定是偏颇的，因为“中体”已经没有可能。

[关键词]文化；世界观；中西

[中图分类号]B0；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6－0023－03

一

2010年，105岁高龄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接受了《南风窗》记者的访谈。就当前中国发展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非常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见证人，一个历史老人，他的话足以引起我们深思。以下就其谈话中笔者所关心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心得。

新近出版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1949年到1978年党的历史，重申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态度。对“文革”，周有光从文化角度分析，很令人震惊。《南风窗》记者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些人对西方文化表示不屑，主张弘扬中华文化。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文化?”周有光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谈教训，大概他认为，只有了解这些教训，才能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态度。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中国既不要西方文化，也不要苏联文化，也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片没有文化的荒原。周先生说的一针见血，确实是这样。当时叫打倒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新的就是好的，要改变人性、培养新人。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彻底失败。当时，它以暴力方式从思想上消灭旧人(有民国时期思想的人)并培养新人(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做法，虽然现在已经在制度上禁止，但这种暴力的文化性格，却深深地潜伏在今天50到60岁上下当时的中国少年与青年人之中。这种文化性格没有历史感。历史，意味着记忆、悔痛、知识、爱怜、珍重等等。没有历史感是没有文化的突出表现，对历史没有记忆，或只有建立在虚假解释基础上的虚假记忆，不敬畏甚至轻视过去。我觉得，当下中国城乡到处都是在“拆掉一个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情形，就与这种暴力的文化性格不无关系，因为今天的各级政府领导，就是50到60岁上下的人，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对今天的中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点绝不可小视。

关于文化，周有光先生说他反对复古，提倡创新。很有趣味的是，我发现。老先生们大都思想新锐，反对复古，倒是中青年学者，尤其是国内很知名的中年学者，主张类似“中体西用”的“保守思想”。比如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认为，要解决当下中国文化的困顿，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这些普适的(政治)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则干脆主张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这样一个当代乌托邦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研究员，则以他的中国式“天下”政治哲学抱负认为，(西方式)人权应该被他提出的“预付人权理论”取而代之，因为“西方文化的成功传播更多地依靠了武力、殖民和霸权，而很少由于他者的主动仰慕而得到成功传播，这一点说明了西方文化并没有普遍魅力而只是一种地方偏好。”这三位知名学者表达了共同的强烈意愿，而他们的学术背景，却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除了呼吁，除了一种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爱心，我觉得，与周有光先生的态度相比，这三位缺乏大眼光，在“全球化的世界观”意义上，甚至是一种倒退。害怕我们的民族文化被同化，这可能是没有说出口的原因。但问题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体西用”中的“中体”已经没有可能了。针对季羡林先生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以上的张汝伦观点与此类似)：“30年河西，30年河东”，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世界的文化高峰要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来，周有光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把人类文化简单分为东方与西方文化，不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中国只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东方文化。即使是这样的划分，现在也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是传统的按照地域划分文化的“机械决定论”，有点类似于孟德思鸠以气候解释人的性格的理论，这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已经“到了全球化时代，情况改变了，四种传统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欧洲)相互流通，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产生了没有地区差别的世界性文化。”

这次谈话最后，周有光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正所谓“殷鉴不远”，希望那些无视走过的弯路，仍然试图找到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人们警醒为是。

二

另一次谈话，是2005年10月18日，周有光先生谈到了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社会科学领域争论多，过去说是有阶级性，但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却是朝着否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的，也就是走向科学性。“就是因为许多国家，他的统治阶级是特权阶级，如要服从社会科学原理，他就得放弃他的特权，这是特权和真理的矛盾。今天，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比如政治学，变成了管理学，许多政治工作可以由电脑来管理，不要人了。据外国人的估计，一万人的政府可减少到一百个人，原来那些人都设用了，政治家的价值几乎被否定了。”这是科学与特权的尖锐矛盾。讲特权，就是只想着一部分特殊集团的利益；讲科学，就是先不管任何特殊利益，只想着如何能最有效地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按照一套科学规则办事情。这些规则既然是科学的，一旦形成制度，所有人就必须参照执行。政治学变成了科学管理学，人在其中的作用，就大大降低了。现在我们国家的行政方面，形成表里两层规则：一层是表面的，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规则在宪法里和各种法律条文里面都有；另一层面是起实际作用的“潜规则”，它不是写在纸上，但却像幽灵一样无所不在，大家心领神会，这是腐败的最大温床。因为大家都认可它，也就培养起这套东西，就像日常生活中外科医生收红包，法规肯定不许收，、患者家属不送红包手术也能照常做，但是家属为什么还要送呢?这就是群体无意识行为。因为大家都在做，你不做内心不安，怕吃亏。官场上的腐败也是这样。黑格尔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应用到以上的潜规则，它“合理”，因为几乎大家都在暗中做(孩子上幼儿园、中考选择好学校、任命官员过程中的权钱交易，等等)。但是这种

合理性却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比如一个小官花钱“买”来一个大些级别的官，他绝对不会是花钱来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的，他很快就会在任期间把贿赂的钱加倍捞回来。长此以往，这些潜规则就形成了大家都参照执行的“显规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腐败得一塌糊涂。还有就是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越来越多，或者“没有正经事”的官员越来越多。令人目瞪口呆的极其巨大的交际费、公车费用，等等，是否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呢?我们还没有计算那些为官员服务的同样由纳税人养活的准政府机构。有资料表明，中国官民的比率，应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中国还是世界上税赋负担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情形任其发展下去，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违背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很多贪官开始并不是贪官，他们开始时也是小心翼翼，时间长了就从“不得不”到主动索取了。为什么呢?还是由于制度设计和大家默认的潜在的规则。换句话说，一方面，这些官是社会蛀虫，从社会角度讲，他们的存在毫无价值。但另一方面，大家又拼命去当官，因为从个人“动物”一样的实惠角度看，这些官认为自己活的很值。我这里谈到的一切良心与普遍的价值，在这些“动物式”的官员眼里一文不值，全是傻话。而且这些人“什么都不怕”，有末日心态，这就更可怕。这些人中的很多应该说原来也是人群中的“优秀者”，如果不做官，他们本可以在本专业业务领域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他们去当官，这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他们本人干正经事才华的浪费。如此看来，从根本上说，受益者或者害人者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样一种行政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以上的不良机制，是在淘汰有良心的人，是在加速培养低素质的人。官员成为最好的职业，全社会都羡慕有权力的人，而不尊敬在权力之外的、真正有才华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这对一个正常的政治文明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更糟糕的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人只要有了权力，那就意味着他有智慧有品德有才华，他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博士学位甚至教授头衔、博士生导师的荣誉、大量的课题经费，等等。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社会创造性活力何在?

一个真正政治文明的社会，绝对不是人人争相当官的社会，而是一个官员因处处受到监督并活得战战兢兢的社会，而且相比之下，官员受尊敬的程度，绝对应该在教授之下，因为官员不是神圣的，教育才是神圣的。我们这里的官员职业神圣现象，是否也应该算是一个·离开世界政治文明大道的一道特殊风景呢?我以为是的。

三

2005年10月18日的谈话中，周有光先生提到一个重要观点：全球化的世界观。世界观应该是科学的世界观，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前苏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打倒了一个统治阶级，结果自己却培养起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苏联失败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它的出发点是统治或者专政，也就是征服，从征服一个国家到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这是不行的，就像希特勒的失败是必然的一样。打天下坐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皇权思想。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道，是否认社会存在特权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征服、改造、统治人的思想，是最为陈旧的封建政治思想，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活力。所谓没有活力，指的是没有思想活力，人民愚昧。我们不能把娱乐当成活力，真正的活力是创造性的思想，是很严肃的深度思考。我们可以断定，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政治的历史会很困难，因为历代皇权为了统治的需要，会有意地隐瞒历史真相，因为人民越是愚昧，就越好统治。

周有光先生首肯了这样的观点：“五四”时思想界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看来，在全球化时代，也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这样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精神的转折点。就是看问题的出发点变了，眼界更宽阔了，这是一种哲学的态度。不是本民族优先，而是朝向世界文化大同。这样的倾向，进入21世纪后更加明显。一个国家对本国人民犯下罪行，其他众多国家有权制止这样的行为，这使以往世界的价值、法律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要改变，过去我们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所以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看国家，看民族，看文化，看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全球化的视角。”

总之，以上一个百岁老人的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出来的，是活生生的历史，亲身的经验教训。

四

我想对以上谈话的要点，进一步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一)全球化的世界观，对任何一个想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志气的民族来说，就要有极其宽广的胸怀，坦诚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以求得本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宽恕，在这方面，德国做的就比日本好得多，前联邦德国总理可以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碑前下跪，而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连一句诚恳的“对不起”都不说。当然，其中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东方民族有时把面子看得比命都尊贵。科学地讲，虽然面子貌似自尊，但是，两者绝对不是一回事，因为自尊是有原则的，而单纯地好面子，却暗中抹杀了原则。

(二)要以当下世界的眼光看我们自己，而不要一味讲什么5000年之前我们如何阔过。要有横向比较，而不只是纵向比较。不客气地说，就当下的文化状态而言，我们还不是文化大国。我们不能一味靠在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来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只靠沾祖宗的光吃饭，只会教教外国人汉语。而没有在当今世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样的人，只是不孝子孙，会坐吃山空的，会被人耻笑的。我们都瞧不起土财主、暴发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虽然有钱，但没有文化。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贵族是精神贵族。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我们在人类精神文明领域有一大批世界顶级的文化大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有自觉独立自由的选择意识与权利，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尊敬那些像伏尔泰那样的“精神王子”而不是官员，什么时候我们改正爱慕虚荣好面子，什么时候我们不过着那种“被强奸，反抗不了就学着享受”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不说假话也能办成大事情——只有这时，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才活得舒服与实在，更重要的，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文化大国，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强国。道理很简单，倘若一个人文化不行，你就不能说他强，只能说他块头比较大。

(三)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要想有出息，一要有智慧，二要有勇气，缺一不可。恕我直言，我觉得现在的人既缺少智慧，也缺少勇气，整个民族在朝着一种麻醉自身的“全民娱乐”的方向发展。智慧来自哪里?来自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国内这三个“界”的真实情形，不说也罢。当年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说鸦片不除，要亡国。为什么呢?因为鸦片使人的精神萎靡。连道光皇帝都

能领悟到，如果全体国民精神萎靡。一味用明明知道是毒药却欲罢不能的东西麻醉自己，清朝的大厦将倾，我们今天的人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啊!精神萎靡对国家的危害，虽然短时间看不出来，但是一旦长久，不仅贻害终生，而且是几代人都挽救不回的损失。没有智慧的勇气是蛮干，没有勇气的智慧是瞎想，与100年前那场伟大的辛亥革命相比，当下的中国缺少智勇双全的人。什么行业应给出这样的人呢?我认为首先是知识分子，历数世界精神变革的时代，真正的先锋队，是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四)我还想澄清一下究竟什么是常识，什么是疯狂。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不认真加以辨别，我们就会把坚持常识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而让真正精神有病的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什么是常识呢?比如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也不一样；面对镜头的表情也不一样；当他们走路时，有时先迈左脚，有时先迈右脚；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时候心情和态度迥异；国民党员里有真爱国的，共产党员里也有真卖国的；一个妓女也可能从良后有真正的爱情；一个杀人犯却是个孝子；一个整天对你说好话的人可能心里正盼着你死；一个嘴边老喊着“中国不高兴”的人，也许新的八国联军还没有到国门口，就……；一个在公开场合口才特好的人未必真有智慧。总之，我想说的是，只有“不一样”的情形，才是正常的，也就是符合常识。那么，什么是病态或者不正常呢?就是过分强调大家都一样。我先澄清一下，由于人有难以想象的承受力和忍耐精神，比如可以长期闻臭味，长此以往，他的嗅觉就不灵敏了。也就是说，他会香臭不分，甚至以丑为美。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在相当长期地忍耐了下列反常的事情之后，如果这些反常事情有一天不再发生，他倒觉得不太正常了。这就像一个长期怕老婆的人，家里大事小情，总是看老婆的眼色行事。有一天老婆不在真要他自己拿主意，他却想老婆要是在家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丧失了拿主意的能力。用鲁迅的话说，这个人在家里是“坐稳了奴隶”了。

下面我要举例什么是反常了：比如说，我们习惯于被报道说“大家一致认为”——这怎么可能呢?显然根本不正常!还有，通过会议表决，别人举手我也举手，而且举得高高兴兴!就说照相吧?什么时候形成习惯了要所有人都得摆出微笑的样子呢?难道在那个瞬间大家都有同样的好心情吗?我看见过很多民国时期的老照片，比如相片上有六个人，姿势和表情都不一样，眼神有看天的，也有看地的，总之在溜号，这就比较真实，也有趣得多。唉，现在的贪官，连坏都坏成一个样子，太缺少创意了。还有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我总结为一个宗旨，一个内容——宗旨是宣传，内容嘛，两个字：大俗!宣传+俗气，显得让人特不舒服，这就像观众不笑你硬去给他挠痒痒，令他哭笑不得。那声调，那动作，甚至那眼泪，在效果上是极其虚假的，一点都不感动人。但那声调动作眼泪再配上那色彩搭配怪异的服装，反正我会联想到是一群从精神病院刚出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大概有10多年没看春节联欢晚会了，今年特殊原因“被看”了一会，觉得特像精神病人的行为艺术。我认为，为了增强自己识别虚假的能力，前提并不是什么深入生活，而是不识人间烟火。比如，要是一个人几年不出门，偶尔外出就大吃一惊：人怎么变得这样冷漠了呢?还厚颜无耻!

(五)人民应该增强公民意识，这是真正的国家大事!我们的人民真是太好了，但是好到连贪官都感叹好，就不应该再说“好”了。你、我、他，我们，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人——你有参与国家大事的神圣权利。在这方面，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一个家庭过日子，明明知道一件事情是没有前途的，却迟迟不改，而且还以吃喝嫖赌麻醉自己，应该说，这家人太懦弱，要是真和邻居家打起架来，我看也未必真能打得过。

参考文献：

[1]张汝伦，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N].文汇报，2010－08－28

[2]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化的普遍人权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