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勇

摘要：路遥文学世界的整体“创作命题”来自于他对传统文化走向当代命运的深沉思考，他在“平凡的世界”里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存方式、生命样态的“现代性”观照，寄寓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判断，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在与传统的痛苦而富有“激情”的“告别”中宣泄着作家难以摆脱的心理矛盾与困惑，这一切构成了路遥文学世界的基本色调及内在张力。路遥创作中蕴含的丰富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同样体现着20世纪中国一大批作家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特征——他们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这种沉重而痛楚的存在，正是他们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以及创作追求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路遥；中国传统文化；创作命题；审美呈现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3-0105-11

一、历史潮动中的创作命题

路遥是一个浑身熏染着“乡土气”的作家，他的“根”在乡土，这势必带来他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般的联系。他的创作，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旨趣，寄寓着他深沉的情感趋向、价值判断以及对传统文化走向当代的命运的审美运思方式和难以摆脱的困惑。这一切，都构成了他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内蕴。请先看他自己的表白：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了艺术永恒的主题。

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

这里所说的“老土地”，并不是指呈现于作品中阔深的主题意象，而是具有丰富含义的广义上的文化象征，更确切地讲，它应该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因为，“农”是一切中国文化产生的根基，“农”的生活方式、“农”的人生理想，也是一切中国文化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本条件。而“富于暗示，并不说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路遥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因素。路遥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他直面人生的产物，也是他内在人格的宣泄和外化。一方面，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现实中丰富多彩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笔下的人物又是他心灵的外观，是他的理想、希望、意志、情感的具象化。他看到了现实世界的种种复杂性，但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世界还原为明确的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基本单元——善与恶、好与坏、现代与传统、光明与黑暗，他笔下那些富有光彩的人物形象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巧珍……，都具有这种人的复杂情感。而进一步审视，路遥总是把自己的全部情热都表现和寄托在善的一面，满怀激情地描绘了他们美好的精神世界。在他们身上，既有社会主义新人的优秀品质，又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如振兴民族的责任感、奋进者的斗争精神、高度的原则性以及舍生取义的豪侠之气、安贫乐道的静虚原则、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等等。有时为了“善”，这些人物不惜压抑一己的个性、压抑作为人的各种正常需求。如《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和李向前的结合，在还没有爱情的时候，竟违心地维持着表面上的“模范夫妻”；金波为了他心爱的草原姑娘的牺牲精神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地步；《人生》中的巧珍、德顺爷爷身上更是被赋予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性——即美和善的化身；还有马延雄(《惊心动魄的一幕》)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这种对人性善、人性美的揭示，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并显示其价值取向的。

有人认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过程中，路遥竭力汲取的是儒家文化，而非道家文化，他是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或补充。这是对作家主体富有见地的理解。可以看到，路遥文化心理所承袭的儒家文化，主要表现在他的理性认同和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并直接渗入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在他笔下，凡是积极奋进、功利观强，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人物及其行为，总是得到他的赞美。他塑造了一系列“高考落榜或辍学后的生活强者”的人物形象，其中给人印象突出的有：高加林(《人生》)、杨启迪(《夏》)、卢若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高大年(《痛苦》)、冯玉琴(《风雪腊梅》)、孙少平、孙少安、田润生、郝红梅(《平凡的世界》)等等。即便是这些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像田晓霞这样的考上大学的高干子女，也绝不被幸运所陶醉，努力创造富有独立个性的人生价值；像郑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林学院高材生，却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优越环境，固执地跑到毛乌素大沙漠荒凉而贫瘠的土地上，实现自己崇高的人生目标。从这些不向挫折、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型人物身上，明显地寄托了作者“儒化”的审美理想。不仅如此，路遥还把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注入当代人的生存意识中，他写出了这些人物在剧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择手段”地加入社会的竞争行列，如高加林的弃旧恋新，孙少平为当矿工“走后门”求医生，孙少安为发展矿厂“请客吃饭”等，但由于作家的主导方面是积极人世的，仍然受到他的深切同情和偏爱。有时，他格外突出他们的倔强、执拗与“可杀不可辱”的硬汉品格。马建强(《在困难的日子里》)那种因饥饿自卑而不自贱的坚韧和灵魂的纯真；孙少平在超负荷的劳动磨难中坚守自己人格的尊严，绝不受别人小利的刚直品格；马延雄为人民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的无比硬朗的崇高精神，以及特写《病危中的柳青》中因病魔缠身、外表瘦弱、却灵魂傲然，用燃烧着的生命创作的“柳青”；作家自己的带有象征性的名字“路遥”和他在“不潇洒”的创作劳动中奋进不息的身影，等等，都显豁地表现出儒家风范。即使如《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高广厚，在其看似懦弱的灵魂中，也被植入了忍中见强、理中见义、克己成礼的儒生原型。

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及行为不独体现在个人奋斗的人生道路上，而是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儒家提倡“修身、治国、平天下”，强调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因此，即使像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者”，在抗洪救灾中，也“热血沸腾”，异样地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和追求“廓然大公”的高尚境界，在马延雄身上更是得到富有现代意义的强化。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义然后取”。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评价标准。对此，在路遥笔下，算不上“君子”的六婶子(《卖猪》)在垂手即得的利益面前却表现出“君子”式的情操，不沾“公家”一点光，“只要是公家的，就是一粒麦穗穗，她也要拾起放在公场的庄稼垛上”。在这个近乎“愚昧”的农妇身上，却有着对“公家”无私奉献的闪光的人性。像孙少安这样的“农民式”带头人，在赚了钱

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双水村修建学校(尽管他内心也有出人头地的欲望)，施利于民，造福于民，表现着儒家“义以为上”的做人准则，只不过它体现在一个“现代型”农民企业家的身上。

由此可见，路遥对儒家“刚勇有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汲纳与表现，垫高了他作品人物形象的思想境界；他将儒家这种富有实践理性意义的文化精神注入当代最广大普通人民的生活追求和有自觉创造意识的生命实践活动中，使中国古典文化之精华获得了富有当代意义的生命活力。

二、道德意识与伦理观念的重造

路遥曾说，对于“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这种表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作家对他偏爱的人物的感情基调来自于：一是乡土，一是传统。

19世纪德国著名美学家谢林认为，一切艺术家情感的表露在古代都被解释为某种神力的感召，它们现在表明“它们是非自愿地被驱使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去的”，一部作品于完成之际，便产生“一种无限和谐的感觉”，艺术家把这种感觉“不是归因于自己，而是归因于其他天性中有意而为的韵致”。

艺术家之投身于创作并非有意而为，甚至是顶着某种内心阻力而行的(因此才有古人的“与上帝相会”等说法，尤其是因此才有“他人一口气，召我灵感来”的观念)……艺术家尽可以是目的明确的，但是，就其创作中真正客观的东西而言，他似乎总是受到某种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把他同所有其他的人分离开来，迫使他去表现或描绘那些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的东西。这种力量的意义是无限重大的。

在此，谢林对作家主体创作情感活动的阐释，实际上作了一种半形而上学、半心理学的解释：作家的创作过程之所以得以进行，其动力乃是某种执著的需求，想以“在他的整个生命的根源处”起作用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最终完成创作的过程。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创作乃是出自于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如众多现代作家把文学作为“武器”甚至于“匕首”、“投枪”，来参与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别是像路遥这样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的作家，他的人物无疑是主体审美思维的结晶，并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具有浓烈乡土人格的路遥，对民族传统道德始终保持着极大兴趣，这种文化性格与中国现当代绝大多数作家文化性格的普遍性特征相一致：他们在精神上(灵魂深处)几乎都是背负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重压，满溢着发展意识的历史感，向往着文化的现代化。而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精神养料，诸如伦理的自觉、道德意识的强化、人性的善美等，总是以满含青睐的眼光，积极地汲取，创造性地投射于他的人物身上。读路遥的作品，总觉得他将人写得太美、太善，以至于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在商业文明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中，是否还会有这样美好的人性?是否还存在像刘巧珍、德顺爷爷以及孙玉厚、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田晓霞、李向前、冯玉琴、高广厚、金波、田润生……这样一些从各个侧面展露和烘托人的“本性”即“善”、人的“德性”即“美”的平凡人的生活和心灵。不难发现，路遥之所以对他的人物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一方面是生育斯养育斯的黄土地培植了他终生难以割舍的感情；另一方面，是巨大的道德力量驱使着他不遗余力地塑造着理想中的新人。因为道德意识作为“人性美、人性善”的最基本的素质和条件规定着人性的内容，它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是属于社会整体的。基于此，路遥满怀着对“民族精神”中“优美德性”的重塑愿望，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是从局部的、浅层次的意义上看取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命运，而是要真正借助传统文化中于当代社会、于当代人有益的“营养”和“水分”，实现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文化上的调整与心理上的治疗。

与他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相一致，路遥所直接得到滋养的文化养分仍然是儒家思想中富有实践意义的“人性论”、伦理意识、道德观念，并使它在平凡人的世界中得到较完美的体现。

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把理想的道德和伦理意识作为衡量处世做人的价值标准，注重道德的文化的力量，强调伦理原则，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使之融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又构成了儒家最重要的哲学实践。在艺术方面，它强调应以表达伦理情感为中心，追求伦理情感和谐的审美趣味。从孔子提出的诗“可以群，可以怨，迩尔事父，远之事君”，到《礼记·经解篇》对“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概括；从公孙尼子关于“乐以道和”的主张，到欧阳守道关于“原舜乐之所自，本乎父之慈爱之间推而达诸宇宙民物之生意”的表述，都表现了这一特点。

因此，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相比，描写伦理情感乃是中华民族之所长，产生了不少堪称“天伦之爱至情至性之作”。更重要的是，由儒家所形成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生活习惯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和生活的指导原则，亦即构成了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在客观上，儒家的这一套文化思想由理论形态已郁积或转化为民族的一种文化一心理结构，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尽管它经历了阶段、时代的种种变异，但却保有某种形态、某种结构的稳定性，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某种重要特征。而且，从另一意义上看，它既已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结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就具有适应于各个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层次和身份的人物以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如果否认这一点，便很难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性格以及艺术所具有的继承性和共同性等诸种问题。

在路遥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着儒家以理想道德和伦理意识作为衡量处世做人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他的人物，无论是父辈一代，还是奋斗着的年轻一代；无论是走向城市的农村“知识者”，还是扎根乡土甘当农民的农村新人，都无不闪烁着道德的光彩。作家在通过文学形象体现道德的内涵时，往往采取以善美与恶丑交叉、对立的形式，赞颂美化前者，否定鞭挞后者，体现着他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取向。

《风雪腊梅》中冯玉琴与康庄、与为高干夫人的所长在城乡的去留上展开的冲突；《卖猪》中六婶子与“公家人”在善良的人性与失落的人格之间的较量；《姐姐》中“姐姐”与插队知青高立民在变化着的时代中“爱的痛苦”和爱的变故；《黄叶在秋风中飘

落》中高广厚与刘丽英以及交叉着的卢若琴与卢若华兄妹间在醇厚的人性与虚伪的道德之间的心灵交战；《人生》中高加林在抛弃了巧珍后的自忏、自辩以及心灵上的矛盾……这一切，都无不深深地表现着作家强烈的道德意识，他把自己的人物放在道德的天平上进行审视，并鲜明地体现着他的价值判断和取向：扬善抑恶，在普通人的身上充分显示民族传统的优秀品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唯义所在”，就是他的人物生活和追求的人生价值观。

为了把传统美德输入于当代人的生活和生命意识中，路遥甚至以理想化的审美情致，满含深情地塑捏着他心目中的“意中人”。在刘巧珍身上，凝聚着作家对传统优美德行的礼赞和张扬。他曾说，“我写的刘巧珍，是长期的感情积累，……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苦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扔出去了。”可见，他不想让他理想中的美型人物得到丝毫的损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刘巧珍这个集传统型妇女美德于一身的形象，可以同任何一位作家笔下类似的人物相媲美。如果说沈从文塑捏的翠翠具有“水”一样的清澈、透亮、天真和无暇；那么，巧珍却像陕北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山丹丹花，纯朴、善良、真挚和不矫饰，她是扎根在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的，是黄土地的精灵之气孕育的。她虽土但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卑而不自贱。她爱高加林，但绝不向爱乞求，自始至终没有失掉爱的尊严；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能够从失恋中痛感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妇女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高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她的可爱、善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足以使人们的精神为之升华。她的悲剧，也许是由于她太善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传统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从“爱人”出发，才能达到“人恒爱之”的人本主义的道德原则对作家深入肌理的影响；而“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儒家对人性的道德追求和向往的理想人格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的闪射，更对人们的心灵有巨大的融化力量。

而德顺爷爷又是作家将传统道德贯注于乡村老者并使其负载着一种人格力量的化身。在《人生》中，作家对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他足以让人回味和尊崇。在中国乡土社会，每一个村庄上都有这种类型的“父辈式”长老，他们的精神和行为，对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又往往是道义的代表者、维护者，在乡村人的心目中占有着崇高的地位，其精神感召力甚至超出于亲生父母。这恐怕是路遥在《人生》中特意塑造这个人物的原因之所在。德顺老汉打了一辈子光棍，但他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他不属于乡村社会中知书达理的“先生”或“文化人”，但他却有着乡土人生的全部知识，深懂如何做人的道理。当高加林抛弃了巧珍以后，他以父辈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劝阻加林：

“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德顺老汉先开口说。“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啊!你……我什么话都敢对你说哩!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

德顺老人的话是农村长者最朴实的话，然而，这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却像铅一样，沉甸甸地压向加林的心底，深深地触动了高加林的神经。德顺老人已经预感到加林的未来，当加林被生活的巨浪再一次打回农村时，又是德顺老人(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因为，德顺老人又代表着土地，代表着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给加林以做人的勇气和力量，就连这个“傲气的虽然研究过国际问题，讲过许多本书，知道霍梅尼和巴尼萨德尔，知道里根的中子弹政策”的高中生，也想不到“这个满身补丁的老光棍农民，在他对生活失望的时候，给他讲了这么深奥的人生课题”。正是在德顺老人的感染和启迪下，使高加林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和希望。从德顺爷爷这一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传统道德的化育力量。

这种道德的力量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它充分体现在普通人的世界中。像田润生和郝红梅、田润叶和李向前(《平凡的世界》)的爱情结合，高广厚与刘丽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在经历挫折后的再次复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自于道义上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在他们身上，道德的力量胜于爱情力量，道德的光彩更胜于情爱的光彩。路遥把他的人物置于富有道德理性的审美意识判断中，使这些人物带有乡土中国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真实感。

而道德之于家庭，则体现为人伦关系的和谐，强调每个人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在人伦关系中，儒家特别重视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即所谓“父子有亲”和“父慈子孝”。“抚养子女”和“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要求。“孝”被称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所有“教化”的出发点。父子关系，是社会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关系，从一个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只有对自己的父母能够孝顺的人，才能报效国家。儒家的这一套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渗透于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极大地影响着群体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

在路遥的创作中，可清楚地看到他受儒家这种思想的影响，以伦理关系作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机制的描写中。孙玉厚的家庭生活正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传统家庭生活的缩影。孙玉厚自幼丧父，家境贫穷，是他靠着庄稼人的本分和勤劳供养母亲，将弟弟拉扯成人。他靠着用苦力挣来的仅有的几块“钢洋”，发狠供弟弟上学，希望“能把玉亭造就成孙家的人物”，这样“他孙玉厚一辈子也就值得了”。然而，孙玉亭是个无法“造就”的人物。孙玉厚并不为此而过分地懊悔，为了给弟弟成亲，他背了几十年还不完的债。当弟媳提出分家时，他又让出了祖居的窑洞，自己携母带子借居别家。刚有了一孔属于自己的窑，大儿子少安的婚事又成为他人生的目标……而懂事较早的少安，“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也有一番人生的理想，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又是传统伦理义务的承担者。长子的地位需要他为弟妹的前程作出必要的牺牲，于是“初中也没上，十三岁就回来受了苦”，帮助父母支撑这个家。为了整个家庭，少安割舍了同润叶之间的爱情，选择了一个能吃苦、本分、诚朴的外乡女子一起生活，共同奔劳；他不仅将爱心给了妻子，也给了整个家庭。即使当了“农民企业家”，他也首先想到的是为父母建造一院新窑，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变革着的时代虽然把孙少安推向了农民带头人的行列，但他身上的传统美德并没有失落，而是更加焕发出感人的光彩。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一家的生活虽然很沉重，但孙家男性传人少安和少平，女性传人兰花和兰香，都不去咀嚼自己的痛苦，而将做子女的义务给

予祖母、父母亲，给予下一代，同他们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相濡以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怀、体贴，以及建立在尊老爱幼基础上的人格平等是他们人生感情的重要支柱。尽管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人伦关系也可能包含着某种阻碍人性的封建因素，但是对农村父老的爱和理解、同情，使作者情不自禁地把它作为人性的自觉内容，付诸于平常的生活情境中。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和封建文化有质的区别的，它是封建伦理观念所无法戕杀的人之尊严、人性的基本规范，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异力量，溶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理念。

那么，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为什么要在他的整体创作中以美化的形式将传统的道德观提到一个极崇高的境地?这是不是与他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的“现代意识”相抵触?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一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尊重过去，所以这些儒也总是最有影响”的。更何况“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歌德在他的晚年曾经无限感叹地赞美中国人的道德感：“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而且，“在中国文学中，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道德，作为一种推进人类文明的文化动力，历来成为衡量我们民族精神面貌并具有实践理性的重要价值尺度。如果再以审美的眼光看，它又成为特定意义上的区分善美与恶丑的重要标准。而儒学之所以能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历史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正是与它把道德和伦理意识提到中心位置密不可分。作为当代作家的路遥，他的心理意向并非是要复活儒家的文化思想及道德意识。从他创作的一贯思想来看，他既尊重历史，更看重现在和未来：

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为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察。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正是基于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当代性思考，路遥总是力图把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资源输入于当代人的生活中，使传统文化中富有价值的精神质素获得了当代意义上的审美表现。再从我国建国后的历史看，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刚刚结束又疾速步入商品社会，使道德的纯洁性和较为坦诚、真挚、友好的人际关系，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破坏，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风气恶化，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成分大大增加。这种现象直接引起了包括路遥在内的当代作家极大的反感心理，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另寻道路——面向自然——而且是不带人间烟火气的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用一种静默的心灵去感受天地似乎刚从浑沌里分开的大海、大荒原、大森林之魂。文学作品出现了挽弓捕兽的猎手和手持野牛角的壮健的荒原人，闪耀着纯朴的、没有一丝虚伪的远古精神的光辉。另外一些作品则写天然状态中的未经文明社会熏染、饱含中世纪情调的乡村和小镇的生活，勾画了一幅幅宁静平和的中世纪风俗画：“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种曾在沈从文作品中出现过的风情画，今天，我们又从汪曾祺等一批作家的作品里领略了这种古风。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对这种自然状态里的原始的道德观念表示欣赏。淳朴的乡风，单纯的人际关系，两性之间无所顾忌的、并不丑恶甚至带有天然美感的性行为，不分贫富贵贱的无等级社会，总之在一些作家笔下，这里的一切由一种原始的道德观念所支配，人更多的带有天真、朴实而野性的自然属性。盘老五(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丝不挂，在蓝天下、碧河间亢奋地发出一声尖叫，岸边那些妇女们面对这具赤裸的躯体，并不十分讨厌地扬声骂着。光天化日之下，他挺着身子，顽童一般扑进清凉的河水，将肉体痛快地溶化于大自然中。这种用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衡量无疑是一种“出轨”的行为(至少被看成有伤风化)，却在原始道德观念面前，表现出一种自然生命的活力。和这些同时期的作家比较，路遥的心理意向却不同。路遥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作家，以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强烈的当代意识冲动时时促使着他，要反映和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斗争，他是带着谴责的态度批评同期的“寻根文学”的：“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他从过去的生活中发现的是不人道、丑恶、肮脏、痛苦和令人窒息的黑暗，从而表示厌恶和愤懑。这种对历史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反映着路遥不同的审美态度。他对传统文化中道德观念的当代走向的极其关注，其意向是要通过开掘农民身上所蕴藏的许多可贵的“传统”的心理、品格，写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念意识的发展变化，以实现民族传统精神人格的创造性转化。而从传统文化心理中开掘富藏，以此表现农民精神的当代重建，无疑属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现代理性与传统情感的冲突

改革开放的历史潮动，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还引起了国人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等一系列变化，一切传统文化在现代浪潮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把捉这种变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往往体现着他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如上面所探讨的，路遥在反映和表现这种种变化的时候，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倾心关注，蕴含着他明晰的审美价值取向。然而，这仅仅是他小说思想表现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精神资源的汲取和表现，始终遮掩不住作家强烈的现代理性，并时时表现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使现代与传统交叉、时代心理与世俗人文心态交叉、商品价值观念与人伦道德情感交叉，这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着的情势中构成了路遥创作的内在张力及复杂性，同时也表现出作家在价值判断上难以避免的困惑。

首先，应该看到，路遥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代意识的作家，他给自己创作确定的准则是“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这一旨意，无疑是指作者用现代意识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观照的认识和表现。从他给我们展现的现实图景中，几乎都能感受到作者那种自觉、清醒的现代意识的体现。中国的普通劳动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由于长期封建文化的统治，造成了思想观念的异常封闭与落后。建国后，农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精神心理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转换，“农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他们

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农业文化的特征是群体性、依附性、内向性、和谐性，这使中国的农民大都缺乏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自我”往往被群体消融，而这种消融于群体中的自我，又因其天然的适应性，却能够在互相依存中得到心理上的平衡。这种现象，造成无论在民族内，或在家庭内，都特别强调伦理的自觉和道德的责任，一种意识或一种意志，都不是限于个人的人格和利益，而是包罗着全体一般(群体)的共同利益。个性意识不存在了，个人的创造精神被淹没了。这种文化的长期浸润，势必形成民族缺乏创造机制，乐于“安贫守道”，不思进取，逆来顺受，心安理得。对此，自鲁迅以来的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把其视为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无情的挞伐，并且看成是自己作品的深刻处和支撑点。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路遥似乎是执意要另辟蹊径，他不去着意开掘平凡世界中负载于农民身上的民族劣根性，而是更多地发掘他们身上潜在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他们在社会变革中不断清刷历史的污垢，克服自身弱点走向自我觉醒的痛苦历程。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郑小芳选择大漠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起点，具有很强的自觉性，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个性意识的自觉，她要以个人的意志创造幸福的未来。《人生》中，高加林的个人奋斗精神也不失其为一种个性意识的表现，对于长期固守土地而不思变迁、也“无从想象变化”的大多数农民来讲，高加林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挑战、一种反叛。而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平凡的世界》中，更为显眼。我们看到，在孙少安、孙少平等人物身上，作者表现了一代农村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不断深化。孙少安的人生理想，是建立“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的基点上的，这当然也属于一种个性意识的滋长，他内心萌发的出众思想比起父辈那种“光宗耀祖”的唯一希冀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比起孙少平来说，孙少安的人生追求似乎还缺乏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一种更为自觉的个人奋斗意识。孙少平的走向城市，是理性的、执著的，他要抛弃的是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他担心的是唯恐自己会在乡村意识的汪洋大海里失去自我。因此，强烈的个性意识，使他与一般农村青年有着明显的不同，也是他甘愿领受“苦难”，在城市底层和煤矿的艰苦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直接动力。孙少平期望和追求的是，要努力使自己从思想上挣脱土地，到辽远艰苦的地方去经受磨炼，“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去。显然，孙少平的内心充溢着一种强烈的憧憬新生活的情感冲动。在他身上，使我们感受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变革的内在潜力。由此可看出，孙少平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较之孙少安来说，显然是更高意义上的人生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种个性意识体现在田晓霞身上，又以不同的视角显示着其特点。在那个思想还没有大解放的年代，于较为优越的领导干部家庭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田晓霞，不仅没有干部子女的傲然与清高，却具有一种平民意识。如她和孙少平的爱情是建立在充分理解、信任的基础上的，在她身上没有媚俗，有的却是真诚的挚念。她敢于独立思考，往往能够谈出让身为领导干部的父亲都无言以对的见解；她不顾忌孙少平在生活环境、工作事业方面与自己的巨大差距而热恋孙少平的举动，不仅是对传统世俗眼光的挑战与反叛，也更显示着她的自我意识的成熟。她不同于《人生》中的黄亚萍，黄亚萍还做不到为爱情嫁给一个农民，而她热恋的是一个“掏炭的男人”。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个性意识，田晓霞恐怕很难主动要求去抗洪救灾前线而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献出宝贵的青春。

在《人生》中，路遥曾因让高加林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最后又回到土地的问题上受到过一些评论的责难。为此，他极力替自己辩解，指出这“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现实的迅猛变革，像孙少平这种纯粹的返乡农村知青最终也只能是与高加林殊途同归。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高加林的回归土地和孙少平的最终离开土地的问题上作者深层意识的变化，即作者观照现实的现代意识的强化。从某种角度看，孙少平性格的成长，是对高加林回归土地以后有可能再进入城市的人生追求道路的再深入、再补充。“高加林虽然回到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此时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这说明，时代巨变的浪潮时时警示着作家，不能不对他的思想进行调整，对他的人物的命运进行再思考。因此，在《平凡的世界》中，他设计了让孙少平走出黄土地，甚至让孙兰香走出国门，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着路遥现代意识的不断深化。

这种现代意识的深化，不仅表现在路遥所偏爱的人物身上，也体现在他对改革大潮整体景观的把握和审美运思方式上。他深刻描写了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明确发布了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对广发农村的冲击，以及不同的人受冲击的不同反应和表现。在受到冲击之初，一些人迷茫困惑，一些人彷徨观望，一些人跃跃欲试，少数人捷足先登，也有一些人痛苦失望。作者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细腻真实地剖析了这种种人不同的心态。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对田福堂、孙玉亭这样一些人的迫不得已的变化，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大潮的不可遏止之势，当田福堂面对急剧发展的形势还在迷茫痛苦中时，他那瘦弱的儿子田润生却在划分责任组的队会上，请求众人不要与他甩手而走的父亲计较，诚恳表示要辞去教书工作，到责任组去劳动。而田福堂后来也终于走上了“资本义道路”，到县城当起了包工头。“无产阶级革命家”孙玉亭在划分责任组后，最终也还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被老婆贺凤英咒骂着，扛起镢头出山去了。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改变人。路遥把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深刻观察和理解，给予富有现代意识的表现，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具有全景式透视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审美景观。

路遥的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得力于作者对现实社会复杂现象的现代意识观照，同时也得力于在审美追求中呈现的与其清醒的现代意识时而相矛盾的审美情趣。表现在作品中则是人物情感世界变幻的传统性以及作者情感体验的传统性和价值取向上。在新时期以来乡土题材的大量作品中，由于经济关系的大幅度变化引起的社会伦理关系道德意识的变化，造成了小说主题的多向景致。尽管作家们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对由此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意识的变动，却难取一致的态度。几近与路遥创作同期的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和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就是典型的例子。前篇以外号“半个鬼”的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村30年社会生活的回顾，对经济关系的变动可能带来的整个社会的进步，表现了乐

观的态度。后篇则在父子两代木匠由不同的生活信念所引发的伦理关系的破裂中，关注着乡村古朴的伦理关系在“商朝”的冲击下日趋瓦解，忧虑拜金的狂热污染民风，流露出沉郁的感伤情绪。

在路遥的小说创作中，这种由经济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人们道德意识和伦理关系的变化呈现着复杂的形态。一方面，作家对经济浪潮中人们的兴奋、欢乐以及为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精神表现出热情的赞美，体现着作家现代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却为由此带来的人性变异和道德意识的蜕变表现出内心掩饰不住的厌嫌和愤慨。而在表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情感又往往是传统的，体现着他鲜明的以道德标准衡量人物行为的价值判断。可以这样说，路遥的思想意识是现代的，他有着一个当代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现实变革的精神，总是把自己同时代、同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是，路遥的情感运思方式却是传统的，这使他总是不忍心对自己所倾心讴歌的人物有悖于伦理关系和道德情感的损伤。他是用传统的眼光来评判改革年代的人际关系的，他的审美取向往往表现在对大幅度经济变化中的人的道德观念的失落、瓦解的深深担忧和疑惧，并不遗余力地深情呼唤和挽留传统的优美德性在当代的延伸和再现。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可以纳入这样一种矛盾交叉、互相冲突的视野内。《姐姐》《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人生》《你怎么也想不到》以及《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作者对经济发展中引起的人伦关系及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心理冲突进行了全面地展示，并构成路遥小说创作的一种模式：其叙事大多是在青年的爱情生活中，男主人公多是回乡或插队知青，女主人公又多是诚朴善良的山乡女子，一旦男主人公有了某种脱离土地的机遇或大学毕业后留城市工作，女主人公即而被抛弃或被冷落。作者的情感趋向和价值判断不仅表现在对那些被损害、被抛弃的人物深深的同情上，而且，他总是在道德的天平上进行审判，使他的情感运思漫游在对传统美德的挽留和怀念之中，如高加林之于刘巧珍，高广厚之于刘丽英，康庄之于冯玉琴，薛峰之于郑小芳，高立民之于小杏……，都反复地呈现出一种主题意向：经济发展了，世界变了，人伦关系和道德意识也随之变化了，难道就应该如此吗?人性中不是还有更美好的东西存在吗?商品经济的发展难道一定要付出道德的代价吗?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中，路遥的情感趋向往往徘徊在传统的境况中。

路遥无不感慨地说：“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正是这种忧患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使他更多地从普通的人生实际着眼，看待社会的矛盾，体察历史的发展。他更多地给人们以温暖谅解，分析多种精神现象产生的客观条件，理解普通人平凡追求的内中苦乐，委婉地批评他们的弱点，指出他们精神迷误的原因。因此，他的审美评价的态度也更宽容。这使他在追求现代意识表现的同时，总是昭示着承接传统、发展传统的意义。在《平凡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发现，作品中最令人为之心动、为之感慨之处，是人物命运出现波折，感情抑郁痛苦之际。而值得回味的是，作者此时审美观照的中心并不在当事人的命运波折和情感痛苦上，而是着意渲染当事人周围的社会环境及他们的情感世界和言行。“二流子”王满银贩卖老鼠药被劳教，给他的妻儿和岳父一家都带来了极大的羞辱、痛苦和不安。尽管如此，王满银被抓去劳教的当天，陪他受尽屈辱的孙玉厚，回到家里却不忘叮嘱儿子为王满银“把家里的粮食准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而少安妈在给王满银装起一罐高粱黑豆钱钱饭后，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几个黑面馒头和几筷子酸白菜。在这两位老人内心的恨与爱的交织中，其纯朴善良的美德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作为王满银的妻子，兰花的善良、朴实几乎到了迂执的地步，然而她的真情却又让人为之感动，她宁愿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他，也不愿让他离开自己和孩子。对一个和自己结婚后漂泊浪荡的人，兰花不但从不抱怨嫌弃他，而且始终在心里热爱着他。而对于王满银，作者写出了他的可气与可恨，但他又不是很坏，每逢过年，这个浪荡鬼总还要回家团聚，用积攒的一点钱给孩子买件新衣服。路遥以他平和宽容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普通人生活的苦与乐、悲与喜，并处处流露着他对传统美德的赞赏。应该看到，路遥自身存在的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并不全然是由他的现代意识和传统的情感体验自相冲突的结果，而是他的一种自觉地追求。这就使路遥自身存在的意识观念的现代性和情感世界的传统性形成了如他自己所说的“理性与感情的冲突”。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俩可以说都是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期间富于变革意识的一代青年农民，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落后的农村现实不满足而企望着变革。但是，一旦当他们置身于变革的漩涡之中，总时时为情感和理智的矛盾所困扰。如果说在“分家”问题上，孙少安那种理性和感情的冲突还不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话；那么，他在砖场的用工问题上所遇到的苦恼，就不能不反映着社会变革中新的意识观念对固有的情感心态的冲击。可以认为，孙少安作为“双水村”的“新一代领袖”，他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率先走在了农村改革的前头，他的行动是现代的。但孙少安又是一个善良而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为“分家”问题可以与妻子反目，为处处尽长子的义务而尊崇孝道，为同情村里的贫困户可以不顾忌砖厂的前景，因此，他的心灵又是传统的。在这一人物身上，最明显地体现着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

由于路遥自觉地追求现代意识与传统情感的冲突，使他在表现农村新人的同时，又时时维护着自己心目中的传统人伦和道德美型。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两性情爱的描写上。他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其身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烙有“礼教”的印记，儒家崇尚道德完善的倾向支配或约束着她们的言行，悖逆道德的心灵一定是负罪的。像杜丽丽(《平凡的世界》)这样的敢尝禁果的现代女性，却被离婚痛苦折磨得一塌糊涂；像田晓霞、黄亚萍、吴月琴、吴亚玲、郑小芳这样的女学生、女知青，颇有现代女性的况味，但仍然莫不是“止乎礼义”的。从作家展示的一些性际关系的描写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与尊崇。在《生活咏叹调》中，他将男女之间那种广义的“朋友”关系视为相当珍贵的性际关系，极尽渲染。“军人”对那个卖菜包子的大嫂的忆念，属于孩提时的一段纯真温馨的友情，但作者却赋予其以朦胧、道德净化般的恋情。对卢若琴之于高广厚、吴亚玲之于马建强、孙少平之于惠英嫂的处理关系，也是这样。在她们身上，恋情被道德理性规范着，朦朦胧胧，不可捉摸；或者说不是恋情的友情，是广泛意义上的朋友关系。而对那些较多地游离了传统女性规范的人物，如黄亚萍、贺敏(《你

怎么也想不到》)，皆被置于“第三者”的位置上，往往给予否定性的描写，有时甚至是明显的讽刺与嘲笑。从路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现代文化的择取或认同，在经济生活的改革方面比较大胆，在道德观念的更新方面却比较畏缩。他及时地写出了经济政治改革的突飞猛进，对一些传统化的神圣东西给予了揭露，在《平凡的世界》中，这种意向就更鲜明，如在农村还没有大幅度进行生产责任制时，孙少安已萌发出这种念头并有所行动。作者为许多原本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正了名，出了气。但是在伦理道德领域特别是“性际”关系的描写中，作者却多所顾虑，停留在传统上。因此又可以说，路遥的经济思想观念是现代的、开放的，但他的妇女观却是传统的、保守的。妇女的解放程度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性得以健全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路遥笔下流露出来的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倾向，以及女性仍处于依附男性的地位，如巧珍之于高加林、刘丽英之于卢若华(《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秀莲之于孙少安、兰花之于王满银等，都说明了作者至少在道德领域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仍处在传统文化的阴影之下。这是他的局限，但这种“局限”似乎又促使了他的成功，因为他将这种“非个性”化的文化传统表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很适应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儿，容易被大多数的“平凡的世界”中的人们所理解，所接受，所尊崇，这或许是路遥的审美心理以及他所企盼的接受效果吧。

四、传统意识的当代性诠释

上述对路遥文化心理及文学精神中的儒化倾向、人伦价值观念、道德意识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在创作中的种种表现的分析，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当代作家精神世界的契机。我们已经看到，路遥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但他的文化性格内却具有深厚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价值取向；他的时代进取意识是现代的，但他的人伦观念和道德意识又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的。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促成了路遥，同时也限制了路遥。这种种表现，恰恰反映了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文化、心理特征。20世纪的中国，其整体性的文化演进特征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伴随着这种时代演进特征的必然是各种大震荡、大骚动、大分化、大前进。而过渡时期的文化，又真正折射着传统。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们都带着一个与传统无法彻底割断的影子。历史、现实、人生、宇宙、情感、理智、价值判断与思维定势的方方面面，构成了这个时代的阵痛，使许多人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心境。在这种矛盾心境中，人们时时受着失落与痛苦的煎熬，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是自然而然地和盘托出，以至几十年后，人们谈起这类话题，仍不知所言。但是，有一种现象确实可以肯定：从现代文化构建的意义上说，借用传统文化中积极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实现国民心理的自我转换，不仅是对彻底扬弃、否定传统的一种反拨，而且，至少在方向上又是富于现代性的。因此，路遥的人伦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当代表现又是积极的、可取的，它对中国人精神品格的重塑，特别是商品大潮冲击下的人性的堕落不失为一种精神剂、一种美型的参照。

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困惑，以致人类对于任何一次历史的突破都怀有深深的疑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来说，无论发展中伴随着多少痛苦和梦的散佚，但从理性的高度看历史的发展，都不允许有任何纯感情的悲啼。然而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判断、道德理想、文化思考，使他对伴随着这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属于“人”的情感、属于“人”的思维和活动表示人性与道德的关注，都是合理的、正常的，也是无法回避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路遥深切地表现了人性善、道德美，这反映出作家总希望人类的任何发展都同时符合人的目的性：趋向人性的善与美，实现人类道德的最终完善。作家的希望与整个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路遥毕竟处于古老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交替阶段，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远比西方文化的吸收来得更深。这并非路遥的个人特征，而是自新文学以来的中国作家普遍具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在他们身上，哪一个不是在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对立中，艰难地、痛苦地实现着自我价值的不断完善?又有哪一个作家彻底摆脱了传统，变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更确切地说，在他们身上，离开了传统，也就没有了现代。传统就像是一条流动的巨川，永远不会静止，也永远无法割断源头。人们不断地反叛着传统，传统又无形地约束着人们；人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又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因此，路遥对传统人伦价值和道德观念的重视，是他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显现，更何况他的根(生命之根、文化之根、情感之根)是扎在乡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之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基于此，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表现在路遥身上，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路遥把这种现象视为“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是文学创作中“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这种“痛苦”与“激情”，不仅表现在他对传统道德美的眷恋和赞叹上，还表现在他痛苦的告别中，使他的作品笼罩着难以抹去的悲情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