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飞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安全文化最初被关注,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切尔诺核电站事故报告[1]之后。1986年的切尔诺核电站事故显示了技术的弱点,强调组织安全的必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委员会对高风险产业中的安全文化研究表明,糟糕的安全文化是事故致因的重要方面之一。1988年,国际核安全咨询小组在其“核电安全的基本原则”[2]中,把安全文化列为基本的管理原则。从那时起,安全文化日渐扩展到融合领导原则和共同的价值观,提高交流和组织学习,关系到个人和团队的行动等方面。安全文化理念目前正在被一些大公司、职业和管理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组织承认和提倡。同时,安全文化理念被广泛运用在重大事故的致因调查和分析中,例如北海的派普艾尔法石油平台爆炸,伦敦的克拉彭铁路灾难的事故分析调查报告都认为,组织糟糕的安全文化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致因[3]。

安全文化理念在减少和预防灾害、事故、伤害方面的积极意义,使得安全文化在过去20多年中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近年来,安全文化理念在中国也开始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为了促进安全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以最近20年来(1986-2009年)安全文化研究的英文文献为素材,对产业(尤其是高危产业)中的组织安全文化研究进行综述,把这20年来的安全文化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并重点介绍安全文化的定义、性质、内容、测量、模型和积极的安全文化及其建设等问题,最后,对安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进行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