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维汉

六案勾勒党的反腐之路

文/杨维汉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解决腐败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追访党的反腐征程中出现过的6个案例，希望对人们思考当前的反腐形势有所启发。

［案例一］

瑞金时期：“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

谢步升，今天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这个人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此案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事发不久，办案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于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成立，谢步升曾系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图为红色瑞金遗址。（图/CFP）

［权威点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仅3个月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当时一批反腐大案都是中央领导亲自抓的。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各级政府所办合作社，一概转交给工农群众接办。这是我党局部执政后，关于禁止政府直接办企业、政企分开的最早的决定。中央苏区还创造性地设立了审计监督制度。

［案例二］

抗战时期：“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

肖玉璧，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美华查阅了当时的史料，勾勒出这起曾轰动陕北的大案的原貌：初到陕北时，肖玉璧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视察的毛泽东发现了。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璧的样子，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被发觉后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毛泽东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权威点评］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个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解放日报》刊登消息，并于其后发表评论。（图/xinhua）

［案例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刘青山、张子善案已载入中共反腐史册，但党内当时决策过程的一些历史细节还少为人知。

刘、张罪行之重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如何处置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却产生了犹豫，不仅因为这两个人位高权重，还因为他们都是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干部。1951年12月初，河北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时，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12月20日，中共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党中央对此事态度非常明确，但在考虑量刑时十分慎重。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毛泽东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0年，刘青山动用国家外汇购买两辆小轿车，一辆留作自己使用，一辆送给别人。（图/fotoe）

当时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权威点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遏制腐败案件激增的势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判处死刑的42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案，杀了这两个人，对高级干部管了十几年。但是，当时没有处理好依靠群众运动还是依靠法制来反腐败的关系，因此，反腐败斗争始终形不成一条完整和连贯的主线，最后被中断。在10年“文革”中，反腐败的职能机构甚至被撤销。

［案例四］

改革开放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来自当地一个公社广播员。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改革开放后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原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1979年那次受贿，就是为了批准这样一个申请报告。

1980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

此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极大关注，他先后派出了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有人说，王仲是个老同志，为党做了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一点儿处理。但是中央特别是陈云同志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成克杰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检察风云》对此进行重点报道。

［权威点评］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同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思路下，党中央作出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准经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推行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增强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程度。同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案例五］

查处成克杰昭告全党：“党内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广西查办案件时，一涉案对象揭发：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曾两次指令他压价从贵港糖厂要7000吨糖给一名叫李平的港商进行倒卖，以赚取高额差价。捞到第一桶金后，从承包工程到解决建设资金，联系贷款到利用职权提级、调动，成克杰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

［权威点评］成克杰的堕落反映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人不思进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在成克杰那里，吃喝玩乐、收受红包没有什么，权钱交易也“不觉得违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后，对腐败分子保持了更强的高压态势。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严厉惩治。然而，反腐倡廉的实践反复证明，如果只注重惩治而忽视预防，腐败现象就会查不胜查。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反腐倡廉工作已经逐步向标本兼治阶段发展。

［案例六］新世纪：必须依靠制度反腐标本兼治

郑筱萸，作为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肩上本应挑着13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然而，责任和权力却变为了“寻租”本钱——近十年时间，他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649万余元。面对责任，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因此，郑筱萸也成了距离人们记忆最近的因腐败被处死的省部级高官。

事实上，中国药监界的腐败之风，早已引起了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从2002年开始，药监系统一批腐败官员已经受到查处。2006年12月，郑筱萸及其妻儿被正式立案调查。2007年1月，听取了监察部就郑案调查的情况汇报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

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法院还认定，郑筱萸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犯有玩忽职守罪。

在高达649万余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浙江某集团公司：1997年至2006年，郑筱萸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292万余元。

家人站台前，郑筱萸居幕后，联手上演了一幕幕“前门办事，后门收钱”的好戏。随着私欲的膨胀，特别是独揽了药品注册大权后，郑筱萸更加无所顾忌，赤膊上阵，从幕后跳到台前亲自受贿。

药监局系列腐败案查处期间，郑筱萸先后4次转移其在办公室收受的美元、欧元、港币、人民币总计达340余万元；转移的珠宝和贵重首饰、书画等经鉴定达100余万元。

2001年到2003年，在“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国标”；不符合的就必须淘汰。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2001年4月10日，郑筱萸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187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

在审核降低标准，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这些药品的资料被工作人员放进红色夹子，称为“红夹”药品。然而，郑筱萸没有经过局里集体讨论决定，擅自同意注册司的请示，让审批底线被再次突破。

郑筱萸受贿渎职“示范”在前，药监系统内的一些人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为企业跑关系、帮企业办事情上，权力异化，出现了一批“蛀虫”。一些药监官员以各种名义投资、入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中获利；有的在药品注册中与中介、企业勾结，买卖资料，造假、倒卖批文等。

最终，2007年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

前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是距离人们记忆最近的因腐败被处死的省部级高官。（资料图）

［权威点评］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郑筱萸的权力，却成了他与家人共同获利的“摇钱树”。领导干部、党政官员如果丧失了信念，任凭私欲、贪欲膨胀，其手中的公权力必将沦为“私利工具”，其本人也终将走上“不归路”。

郑案背后，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药监工作“为谁监管、怎样监管”，不能跑偏，要把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放在第一位；比如，权力监督不到位，主要是行政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再比如，重大决策不民主、不科学，队伍作风建设不得力等等。

腐败的产生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腐败机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三要素中，腐败机会即制度和行政运作程序上的“漏洞”和“空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它具有刺激主体产生和强化腐败动机并促使腐败动机转变为实际腐败行为的作用。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发展与创新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