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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中国崛起和中国话语

2011-07-18曹小航

检察风云 2011年13期
关键词:张维中国崛起风云

张维为:中国崛起和中国话语

最近,张维为的名字随着其新著《中国震撼》成为一线畅销书后,变得家喻户晓,这位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英文翻译的学者,以其独特的经历和视角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进行了思考。日前,本刊特约记者对来沪演讲的张维为先生做了独家采访。

检察风云:张教授,您好!目前《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书籍在市场上热销,政界、学界与普通老百姓都有热议,为什么书名叫《中国震撼》?

张维为:因为中国的崛起确实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中国大力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崛起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它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检察风云:大家对您的阅历和经历都非常惊奇,您曾经担任过邓小平、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又走访过许多国家,现在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为什么您会研究“中国模式”?

张维为:我在复旦大学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后到外交部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了五年翻译,后到瑞士攻读政治学,并留在瑞士任教。过去二十来年内,我有机会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有些了解,特别是我发现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都不成功,引起我对“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我先后写了《中国触动全球》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两本书,阐述了我对中国崛起的历史性传承以及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看法。

检察风云:张教授,我注意到,您没有用“中国模式”这个词作为演讲的题目,是否用“中国模式”来定义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仍有争议?

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有争议的,不过这和我今天的选题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有两种人不赞同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等概念,因为“模式”这个词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甚至有模式输出的嫌疑。但就我而言,“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只是“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比较通用,一讲人家就明白。“模式”这个概念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解释成一种独特经验的总结,而非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就像我们说浦东模式、深圳模式等一样,是对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没有僵化和强加于人的意思。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还没有转型到位。这种人否定中国模式也不奇怪,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我们恐怕连整个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检察风云:今年4月,北京清华大学在百年庆典过程中,举办了“百年清华·中国模式”高峰论坛,您作为重要嘉宾也作了发言。对会议提及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您认为究竟有何不同?

张维为:中国现代化道路走的路与西方很不一样。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同时也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一部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

检察风云:您总结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核心价值是什么?

张维为: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背后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等。这些理念使中国摆脱了西方话语的束缚。“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而不同”等理念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他们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对于解决很多国际难题也很有意义。

检察风云:有人说,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普适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公平竞争,平衡供需,在西方、东亚乃至中国都促进了经济的突飞猛进,所以“中国模式”引用了西方的普适价值,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实和结论?

张维为:其实,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中国经济体制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许多元素,但也保持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她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结合。这种结合还可以不断完善,但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促进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巨大进步。

检察风云:您提出用“中国话语”来解读中国崛起的事实,也力图用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民族复兴和崛起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现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却相对滞后,您怎样展开对中国标准的阐述?

张维为: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我发现西方世界经历的一场一场危机的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有些西方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而事实是非西方国家往往照搬“西方模式”一个就失败一个。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但社会上一些人,包括部分知识分子和一些媒体人,极度缺乏自信,迷信“西方模式”,呈现了一种“大国小民”的心态。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本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努力探索和建构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检察风云:中国形成了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法律框架和结构机制,同时形成了从民事调解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法机制。请问中国特有的政法委机构,体现了怎样的政治优势和法律特色?

张维为: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谈这个问题。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一些大银行等倒闭,老百姓的资产蒙受巨大损失,而造成这些危机的金融大鳄却照样拿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奖金。美国老百姓对此非常不满,奥巴马总统也很不满,但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按照合同拿钱,这是美国“法治”的一部分,其实是法条主义造成的困境。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法”和“天”的问题。金融大鳄的做法违反了“天意”,即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良心,也不符合法的精神。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政法委就是管这类为数不多,但涉及“天”的大事情,所以美国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不会出现。

检察风云:许多人羡慕西方的新闻自由,您能否谈谈对新闻自由的理解?

张维为: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开放都有一个度。比方说,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登的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等。各国新闻自由的差异主要是一个度的问题。总体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越来越大,而且开放度还会随着国家自信心增强而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新闻观。西方媒体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为了吸引眼球,过渡渲染社会的消极面是西方媒体的一个毛病,害得很多西方人患上了“消极报道综合征”,这种新闻观也影响了中国媒体。中国人的新闻观应该是实事求是,好的就报好的,坏的就报坏的,又好又坏的,就报又好又坏的。不要恶意炒作,不要恶俗化、不要过度的商业化。

检察风云:在总结中国的政治优势时,您推崇“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社会上存在一些卖官鬻爵、靠关系网争权夺利的人事腐败现象,您怎么看待?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今天“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比方说,中国“选贤任能”的体制不会产生像小布什和菅直人这样的领导人。当然,中国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人事腐败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但我们不要放弃自己总体成功的传统和理念,而是要不断完善它。我们还应该创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反腐机制和系统,可以先试点再推广。但最终决定性地减少腐败,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更大的进步。■

采访/曹小航 编辑/靳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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