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楼

父亲的坟头已经有些杂草。站在父亲的坟前，父亲与我只是一墙之隔。

生死苍茫，生与死仅仅在一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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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秋节次日早上，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刚刚去世。一刹间，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父亲竟然等不及我回家！

父亲查出患了胃癌是2000年春节后的事，医生说，晚期了，已经没有手术的价值。长期反复的化疗把父亲折磨得形销骨立，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因为没有医保，为了支付父亲的医疗费，我们兄弟已各自向亲朋借了两万多元。再借钱已经很困难。万般无奈之下，2000年7月初，我和弟弟一起辞职离开了原单位，弟弟去了厦门，我应聘到闽南某报社。启程前，我不知道该如何向父亲启齿。

病痛中，父亲艰难地一笑：“你们都调动了吗？我就知道这山旮旯留不住你们兄弟，你们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放心去吧，我还能撑上一些日子。”

父亲豁达地议论着生死，对于我的“调动”全然没有一丝的不快。我心如刀绞——我们并不是调动，父亲！临去闽南的前夜，我在父亲的居室门前长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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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单位的工资报酬以积分体现，也就是多写稿多拿钱。半个月后，我开始兼编辑。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或编稿，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只为了多挣一些积分。

那时候，报社还没有发给摩托车，每天顶着烈日以及水泥地上往上蒸腾的热气，靠双脚在城市间穿行。一天中午，从一家空调效果极好的商场采访出来，站在炙热的街头，看见水泥地上升腾的热焰在空气中飘荡，看着看着，我突然感觉四周旋转起来……醒过来时，发现街上的行人依旧行色匆匆，我的包还在，那里面只有一本采访本，但有我半天的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