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为人（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江苏 扬州 225007）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涤荡中艰难结束了，刚刚开始的第二个十年也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金融海啸的余波还在产生着巨大的破坏力，世界经济进入了冰火两重天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一面是发达国家冰冷的财政紧缩，另一面是“金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炙热的通货膨胀和“热钱”涌动。在财政政策工具捉襟见肘而货币政策工具无济于事的困境下，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转向金融交易税寻求解决办法。继2010年欧盟力推全球金融交易税引发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争议之后，“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在政策实践中已将金融交易税当成猎取收入、限制“热钱”的高招，一年之内三提税率。①杜琴庆《中国外储今年逐季递增 考虑对外汇交易征税》，《东方早报》2010年11月26日。在此背景下，中国是否也需要开征金融交易税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金融交易税的产生、发展与困境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全球金融市场混乱，世界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遭到了全面的挑战和质疑。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维护者，美国经济学家托宾于1974年提出可以用金融交易税来抑制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活动，并形象地称之为“在过度高效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车轮下塞入沙子”。①Tobin, J., 1978, 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4.“托宾税”的支持者们认为，市场上有一类专门靠小道消息或其他与基本面无关的信息做短线的投资（或投机）人，他们的行为会增加市场价格波动，降低市场效率。由于这些投机者乐于做短线，如果引入交易税有可能降低市场“噪音”。理论上每一次交易都要被课税，摩擦性税收成本足可让频繁炒卖的人望而却步，又不至于影响长期投资人。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也认为，金融交易税会降低股票短期投机的预期收益，减少短期投机和股价波动从而降低股市风险。②Summers, L.& Summers, V., 1989, When Financial Markets Work too Well: a Cautious Case for a Securities Transaction Tax,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Vol.3.

“托宾税”设想提出以后，许多欧洲国家如获至宝。这一理论上近乎完美、征管上轻松便捷的税种被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引进尝试，然而实际效果却令人失望。迫于上市公司的大量交易转移国外，1991年实施8年的瑞典证券交易税被迫宣布废止。③Umlauf, S.R., 1993, Transaction Taxe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Swedish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3.英国社会的很多有识之士也呼吁政府改革金融交易税。这是因为，现代金融交易全球化程度极高，任何国家单一提高外汇和资本的税收门槛必然影响全球资本流向，使得本国资本市场失去竞争力。同时，纳税人也很容易找到规避金融交易税的工具和办法。

但令人失望的是，托宾及其金融交易税的支持者们关于交易税减少市场波动理想化的假设得不到实证支持。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交易税并不能减少市场的波动，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其会增加市场的波动。④Reisen, H., 2002, Tobin Tax: Could It Work, OECD Observer.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欧美市场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交易税无助于减少市场的价格波动，但交易税的征收确实会影响市场的交易次数，从而降低市场的活跃程度。市场活跃程度降低是否有利于降低风险？研究显示的结果是否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的研究表明，欧洲一半以上的金融交易都是一般交易人之间的对冲交易，由于大多对冲交易的目的都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风险，征收金融交易税会导致交易次数减少，反而增加了金融风险。目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不支持金融交易税的征收。⑤Hu, S.Y., 1998, The Effects of the Stock Transaction Tax on the Stock Market - Experiences from Asian Market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6.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主要证券市场开始逐步取消金融交易税。

2003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大会第三届年会报告明确指出：“考虑市场的微观结构、资产定价、理性预期和国际金融等各种综合因素，我们认为征收金融交易税不是在向金融市场的轮子下面‘扔沙子’， 而是在向市场的发动机里面‘倒沙子’。我们的结论是交易税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市场波动、市场活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了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⑥Habermeier, K.& Kirilenko, A.A., 2003, Securities Transaction Tax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MF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报告发现，金融交易税没有减低因为“噪音”交易而带来的波动，反而增大了价格发现机制的摩擦力。这一结论无疑是对金融交易税核心作用的明确否定。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交易税的新尝试

尽管学术界对金融交易税普遍持否定态度，但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特殊时期，迫于危机带来的多重压力，欧盟各成员国开始重提金融交易税，但理由与托宾的初衷并不吻合。“托宾税”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投机，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治家们提出开征全球金融交易税主要是出于两个新目标：一是获取额外的财政收入；二是调控国际资本流动，防止“热钱”冲击。

（一）欧盟金融交易税:治理

危机的最后良药？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将欧美金融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挽救危局的国家干预又使得政府债台高筑，难以自拔。人们开始发现危机背后反映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看不见的手”无法制约金融业的过度投机行为，于是人们又想起了托宾提出的既有遏制金融投机功能又能迅速聚财的金融交易税。在财政拮据、金融体系趋于崩溃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的危难之际，金融交易税或许能够成为治理危机的最后良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盟首先重新提出金融交易税的设想。2009年6月17日，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在欧盟27国领导人会议期间表示，欧盟提议探索和发展引进金融交易税，以帮助支付此次危机的救助开支。2009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也分别提议征收金融交易税，以用于支持实现国际减贫目标。这也是欧洲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开征金融交易税的设想。①莫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会议开幕 实现全球反贫困目标仍需努力》，《金融时报》2010年9月22日。2009年11月，时任英国首相布朗在英国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正式建议，“向全球银行征收金融交易税，作为日后拯救金融体系危机时的开支储备。”布朗提出的征收方法是对跨国金融交易实行收费，按单收取。 2010年5月，德国执政各党就征收金融交易税达成一致。根据方案，金融交易税将覆盖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交易和产品，包括股票、外汇、债券以及高风险的证券等。②郇公弟《欧洲金融市场危机之剑依然高悬》，新华网法兰克福站http://news.163.com/10/0523/15/67CMAE18000146BC.html。2010年6月，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欧盟将其计划已久的金融交易税提议摆上桌面。③Jan Strupczewski，Europe to Urge Transaction Tax, Bank Levy at G20，Reuters，Jun 17, 2010.

在欧盟热议开征金融交易税的时候，美国却对此持反对意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不支持对金融流转环节开征间接税，他认为金融机构可以轻易地将税负转嫁给投资人和消费者，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IMF也不支持全球开征金融交易税。

截至2010年底，已经开征金融交易税的G20集团国家有：阿根廷、土耳其、英国和巴西，其中以巴西实施的金融交易税最为引人注目。

（二）巴西的金融交易税:能否控制“热钱”？

巴西金融交易税曾变动多次，但近一年来巴西的金融交易税税率不断提高则是前所未有的。“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交易税在巴西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功能——阻止国际“热钱”冲击。巴西政府试图让金融交易税一箭双雕，既成为巴西的“钱袋子”，又成为金融的“防火墙”。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开始不断涌入巴西，政府急需资本管制的工具，金融交易税便成为选择。1993年，巴西开始针对全国所有的金融交易征收0.38%的临时金融交易费（C P M F），④Alan Clendenning, AP Business Writer，Lula Loses as Brazil Financial Tax Nixed，US Today, 12/13/2007, http://www.usatoday.com/news/topstories/2007-12-13-3159893433_x.htm.后来该税费又不断延期。不过，金融交易税对资本流动管制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短期资本以虚假长期资本、股权投资或贸易融资的方式流入，这是“热钱”规避管制的通用做法；另一方面，巴西拥有发达的金融衍生市场，股票市场离岸柜台交易、货币互换、股指期货、远期外汇合约和商品期货期权市场等十分发达。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资本流动提供了场外管道。所以金融交易税这一措施实际上并未达到阻击“热钱”的作用。巴西货币雷亚尔在1993—1998年间年均升值幅度达19%，央行的冲销操作成本急剧上升。⑤黄志龙《阻击热钱流入或已成为全球性难题》，《金融时报》2010年11月18日。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资流入急剧下降后，各种资本管制措施才逐步被取消。2007年12月，巴西实施了14年的金融交易税被废止。⑥Maria Luiza Rabello & Andre Soliani, 2010, Brazilian Opposition Lawmakers Reject Proposed New CPMF for Health Care, Nov 6.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2009年3月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救市政策出台后，大量短期资本又开始涌入巴西。2009年7月—9月，证券资本流入规模始终维持在70亿美元左右，10月份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71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元对雷亚尔汇率也从1:2.48升值到1:1.71，短期内升值幅度达31%。①黄志龙《阻击热钱流入或已成为全球性难题》，《金融时报》2010年11月18日。为了控制雷亚尔的升值幅度，巴西央行重新启动了资本管制措施。2009年10月，巴西财政部开始对购买巴西固定收益债券的外资交易征收2%的金融交易税，也称“金融操作税”（IOF Tax）。一个月以后，巴西财政部长曼特伽又宣布对外资购买巴西公司的A D R（美国预托证券）外汇二级市场交易征收1.5%的交易税。②Daniel Horch, 2009, Brazil Fin Min Mantega Announces 1.5% Tax on Brazilian ADRs, MarketNews.Com， November 18.但令巴西政府不愿看到是，开征金融交易税并没有有效地阻止外资对巴西金融市场的投资热情。2009年11月—2010年8月，高达410亿美元规模的外国资本流入巴西证券市场，将雷亚尔的汇率再次推高至1:1.65水平，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峰值。2010 年9月，单月外资流入规模已经达到 167.16亿美元。为了防止雷亚尔过度升值对巴西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巴西必须控制资本流入规模，巴西政府因而采取措施，加大了税收调控力度。2010年10月5日，巴西政府将外汇投资巴西债券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的金融交易税税率提高到4%，③Mayer Brown, 2010, Brazilian Government Increases the IOF Rate on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Related Information,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112198&tw=18.2010年10月19日将税率再次上调至6%，同时还将外汇衍生品交易税率由0.38%上调至6%。④吴家明《巴西阻击热钱 再度上调金融交易税》，《证券时报》2010年10月20日。此举使得巴西成为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

三、关于我国是否应开征金融交易税的思考

中国和巴西是同为“金砖国家”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共同挑战——外资冲击和本币币值波动。然而，中、巴两国的金融市场结构、财政状况和社会政治背景截然不同，在借鉴巴西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根据国情制定实事求是的金融税收政策。笔者认为，为了培养我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目前不适合开征金融交易税，就整个金融行业而言，目前也无开征新税的空间。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目前我国没有欧洲开征金融交易税的政治要求。我国既没有西方各国收回坏账救助资金的财政压力，也没有谴责金融业的社会舆论要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我国银行金融体系经过三次大规模坏账剥离，完成了内部体制改革。通过我国香港地区和内地两地上市的股份制改革，我国已经大幅度提高了银行业总体的安全性和盈利能力。四大银行资本充足率均高于12%，资本金均达到了《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⑤《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从而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2010年9月12日，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一致。根据这项协议，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由目前的4%上调到6%，同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维持8%不变。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尚未形成开征金融交易税的政治环境。

其次，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财力雄厚，没有为提高政府财力而开征新税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经济贸易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显示，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达到32.2%，全年政府收入超过10万亿元。⑥高培勇等《2009—2010年中国财政政策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2010年版。因此，就目前我国政府财力来看，没有为提高政府财力而开征新税的要求。

第三，从国际经验看，开征金融交易税对调控国际资本流动、阻击国际“热钱”流入、减缓本币升值压力并无太大实际作用。如巴西开征金融交易税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外资对巴西金融市场的投资热情。

第四，从宏观政策层面看，政府调控政策的副作用尚未明显，无需启动平衡政策。2010年以来，中国虽然为应对通胀压力已连续12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加息只有4次，到2011年6月的基准利息率仅为3.25%，传统的政策工具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如果央行为抗通胀而再次动用加息政策，那么热钱因利率诱惑而涌入中国的可能远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因为到2011年年中巴西利率是12.25%，印尼为6.75%，①吴家明《巴西加息25个基点 新西兰印尼按兵不动》，证券时报网http://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2011-06/10/content_278940.htm,2011年6月10日。印度为7.25%，②郑步春《印度加息 股市平静》，《每日经济新闻》 2011年5月4日。都远高于中国，我们目前无需启用金融交易税来冲抵利息上调的副作用。

第五，从经济结构层面看，不同的市场结构也需要不同的税收调控手段。虽然中国和巴西等同为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热钱”涌入、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共同困难，但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市场经济结构与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巴西拥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外资进入国门后主要进入资本市场，所以巴西政府就瞄准资本市场，试图用金融交易税来阻击“热钱”。但“热钱”流入我国后首先选择的是进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长期受到地方政府担保而成为零风险高收入的国际资本蓄水池，而“孱弱多病”、反复无常的中国资本市场对“热钱”并无多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开征金融交易税来调节国际“热钱”流动，缓解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

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金融行业的税负，特别是间接税负可以被转嫁给纳税人，进而最终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通过金融行业税负的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只要我国还对金融业征收营业税，就没有开征金融交易税的充分理由。与欧美国家不同，与巴西也不同，我们的当务之急应是强化监管、优化结构、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在推动金融企业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加快减少官定利差，适时降低流转税负，开放民间资本对外投资渠道，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1）The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by the Financial Sector，IMF Final Report for The G-20 June 2010.

（2）徐为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理论分歧与国际经验启示》，《税务研究》2008年第5期。

（3）饶立新、徐为人《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变革趋势》，《当代财经》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