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海星 柳建华 吴戴虹

（1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超声科，广东 广州 510120；2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科，广东 广州 510182）

左室收缩功能一直是临床工作中受关注的指标，尤其对于术中、急诊、重症的患者，容易发生休克，尽早认识和纠正循环功能不足和组织灌注不良，对于提高患者的预后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1,2]。

UCG根据左室容量的变化来测量收缩功能，是目前临床测量心脏功能的最常用的无创性技术[3,4]。然而，心腔的形态并不规则，特别是心腔扩大、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或有室壁瘤存在时，就较难对左室功能作出精确的评价[5]；尤其是经胸探查，因术区无菌操作或手术铺巾的影响，很难应用于胸部或头颈部手术时监测。

ICG是新兴的技术，是根据血液阻抗特性与血流压力，在考虑胸腔基础阻抗的基础上，结合血管与组织阻抗并联模型、血液电阻率、红细胞膜容抗等指标而计算心功能，能进行连续动态的监测[6]。尽管ICG的研制发展取得了成功，但从其诞生之日起，对其原理、公式及应用范围就有所争论，原因是个人的胸腔及体表的基础阻抗差异较大，并且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体位或活动状态基础阻抗及胸腔阻抗也不同。ICG作为新兴技术，临床应用逐渐增多[7]。因此，有必要对其测量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对比。

UCG与ICG分别从容量与阻抗（压力）两方面研究心脏收缩功能，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本实验以UCG为标准，衡量ICG测量心功能的准确性，研究ICG与UCG测值的数量回归关系，为ICG的测值校正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