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泉

“趋利避害”作为一种庸俗的社会哲学，因其自私的本性在历史上曾而饱受恶评，被世人逐渐摈弃。没想到却能在2000多年后的市场经济土壤下的中国被“发扬光大”：有利的，大家蜂拥而至都想分一杯热羹；没利的，大家互相推诿，唯恐避之不及。

以此来对号“校舍安全工程”建设中的情况，好像一点也不为过。记者在调查中得到反馈是：一方面地方埋怨中央财政扶持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中央认为校安工程建设应以地方为主。这种相互间的博弈，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似乎形成了遥远的怨怼。

那么，究竟孰是孰非?是地方在找借口，抑或是中央财政不作为?记者特意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全厚——一个外表普通的学者。或许是真人不露相，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缜密的逻辑，一席拨云见日的话语，令人茅塞顿开。

不能把帽子都扣在分税制改革上

现在学界有个普遍的观点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大块被中央切去了，导致地方财力紧张，没有余钱办教育。实际上真是这样吗?

“并不完全这样。”赵全厚表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受到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教育的投入，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实际上，从1985年——1994年的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学校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上面号召政府转型搞经济发展，个人也开始下海经商，忽视了教学和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都不够。

赵全厚认为，如果说分税制改革前农村校舍建设得比较好，分税制改革后反而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