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在香港，董启章是个异数。

霍金写《时间简史》，董启章著《时间繁史》。在一个金庸和亦舒双雄并峙、武侠英雄与文艺言情两翼齐飞的城市中，董启章坚持走他的欧化路线。

厚厚的三卷本“自然史三部曲”（《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普鲁斯特伤脑筋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的大部头，以一种相当前卫的姿态和欧化的语言来刻画他心目中的香港，是为了挑战读者的忍耐力？结构上也不走寻常路，采用二声部的写法，似乎总是在抵抗着大众与主流，就像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出的决绝的话：“我走极端路线，不走中间路线。”

这样一个异数极端，却也正因异数极端而成名。2006年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获第一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现在，董启章又获得了2011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提名，“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二部也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在内地推出简体字版。董启章，这位香港的独行侠，也越来越为内地的文学同仁和读者所熟知，这样一种写作，个性昭彰，以繁胜简，未必倾心于吸引读者，更像是一种自我与自我的搏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文学，已别无他求。

抵抗消费，抗衡大众化

新民周刊：你以欧化的风格特立独行于文坛，在中国文学日益本土化的今天，你觉得西方现代文学是否仍能为华语文学提供重要的写作资源或范本？

董启章：世界文学永远是地方文学的资源和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