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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荣的新大陆

2011-05-30李淳风

南风窗 2011年25期
关键词:海基会台湾人台商

李淳风

距离明年1月14日的台湾“大选”越来越近,对于身在大陆的台商们来说,回不回去参选成了一个麻烦事。 离春节太近,台商大多正为赶订单而忙碌着,很多人不愿在春节前两次往来台湾与大陆,但这样一来,台商的票数很可能锐减。

作为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简称台企联)的常务副会长,叶春荣一直为此事感到焦虑,两三个月前,就已经在考虑如何组织大陆台商回去投票,为国民党加分。“民进党的支持者忠诚度高,会克服所有困难参与投票,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可能因为各种实际困难以及‘不差我这一票的心态而放弃投票,这就糟了。”

在大陆当一名台湾商人,身份远比一名纯粹的商人要复杂得多。叶春荣就很矛盾,他并不热衷政治,却一直在与政治斡旋;他更愿意谈论生意,却往往一谈就拐到了政治的话题上;他甚至无法像我们一样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清楚自己是哪里人,祖籍在梅县,成长于台湾,事业成功于东莞,每一个地方,他都爱。

还是他的助手赵维南帮他说了一句让人明白的话:台湾人真的不像大陆人这样有明确的归宿感,所以关于明年的“大选”,我们不为什么信仰,也不为哪一个党,只是为了自己,两岸的和平、稳定,就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比国民党还紧张”

叶春荣曾经当面批评马英九是个“书生”,说他只会埋头做事,不够圆融。他是在替国民党着急,往大了说是国民党的连任,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稳定,往小了说则是,叶春荣所代表着的大陆台商,很不希望看到政党更替再次给两岸带来麻烦,从而影响自己分隔在两岸的家庭和事业顺利。

“假设明年再来一次政党更替,不说两岸关系一定会退步,但至少会原地踏步,我们总是希望会越来越好吧。民进党上台,再怎么好也不会超过现在。”叶春荣说,“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和航空公司接洽,希望能够集体包机,并且把价格降下来。如果价格能够降到5折,那么两趟来回等于一趟的费用,大家回去投票也就有了积极性。”

“其实我们比国民党还要紧张。”赵维南说。叶春荣今年59岁了,他们这一代台商对国民党的支持,可以说是21年脚踏两地经商经历的总结,他们被迫卷入了太多两岸政治对立带来的麻烦,因而就再也不希望这些麻烦重现。

在踏入大陆之前,叶春荣这一代人想象中的大陆是面目狰狞的。读小学、中学时,学生们敬重的老师常常会突然被抓走,他们被认定为大陆“间谍”。

虽然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大陆的仇视情绪,然而在当时的台湾,从没有听过“独立”这一说法。在对岸还有新台湾人的亲人,他们认同两岸是一家人,只是谁才是中心,谁代表中华民族的问题。

宣传机器让“共产党”成为一个令叶春荣这一代年轻人毛骨悚然的名词,一直到1983年,在东德,第一次碰到了大陆的共产党员,叶春荣在酒店电梯上,与7名中国面孔的男子邂逅。看到这些人的装扮,心里马上“咯噔”一响:这就是大陆共产党?

鼓足勇气搭讪,确认对方确实来自大陆之后,叶春荣热情地发出邀约:“我请你们吃饭吧?”对方以“吃过了”为由生硬地拒绝。

“那我请你们喝咖啡?我是台湾人,没有恶意,就是想跟你们说说话。”心中虽忐忑不安,但叶春荣没有放弃了解对方的机会。最后双方商定,晚上9点钟由叶春荣到对方房间里去见面。

“我挺害怕,但还是一个人去了。到房间的时候,他们7个人都在,正襟危坐地等着我。从头到尾的交谈,也只有一个人在说话。我想对于他们而言接触一个台湾人,也是一件需要谨慎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人缺席,可能是为了互相做个见证。”这一次接触,让叶春荣觉得,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

“叛逃者”

1987年,台湾开放当地居民回大陆探亲,这给许多从未到过大陆的台湾同胞回老家看看创造了机会。叶春荣此时也已无亲可探,但他仍通过各种办法混到一纸证明,在1988年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当时依然心里发毛,过海关的时候,看到穿着制服的边防人员,更加害怕。因为他们的形象,和国民党告诉我的一模一样。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只是下意识地把他们当作坏人。”这一批回来探亲或者以探亲名义考察大陆的台湾人最后发现,大陆人虽然穷,但并不坏,反而很亲切。

当时叶春荣在台湾与人合办着一家企业,而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紧急寻找出路。台湾资本投资大陆的蠢动,因为探亲而萌发。但当时投资大陆,在台湾仍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民进党把将企业外迁的台商称为“叛逃者”。

1990年,叶春荣也“叛逃”了,带着资本来到东莞市,在石碣镇投资设立了一家电子厂。埋头工作,不谈论时局,不触碰政治,是初入大陆的台商们心照不宣的活法。然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拉长而积聚。

1996年东莞台商协会第一次换届时,场上冷冷清清。东莞市的领导们都去出席港商活动了,留下台商们自娱自乐。那场隆重典礼上的失落感,唤醒了台商们的政治本能。为了吸引政府关注,他们合资800万元组建了一家农贸公司,邀请各级政府领导前往参观考察。“当时的地方政府,不重视农业就要下台,我们从这个‘软肋着手,拉近台商和大陆政府的关系。”

为达到这一目的,台商们集体藏藏掖掖地从台湾带回一批良种芒果树枝,嫁接在东莞的果树上,建成了一个百余亩的良种芒果园。“事实证明路子选对了,当时很轰动,连中央台都来报道。”

然而这种与大陆政府亲近的举动面临着来自台湾的压力,为此,第二次会长换届的时候,台商们破天荒地请来了两名台湾“立委”,以“知名人士”的名义出席典礼,希望增进台湾当局对大陆台商的了解和支持。

之后有了两岸的“九二共识”,两岸间的政治接触在进进退退之间,终于有了相对宽松的通道。2000年9月的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落成典礼,台协一股脑儿请来了四五十名“立委”,其中不但有国民党员,还有新党党员,甚至民进党员,这在两岸交往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场地布置妥当之后,只等第二天的典礼开幕了。然而典礼上台湾地区“立委”如何与大陆官员碰面、如何介绍、如何安排座次等问题让叶春荣等台协领导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最终也没有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是老天帮我们解决了难题,这一夜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将刚刚搭建好的场地完全摧毁。这反而省心了,第二天只能分开开会,大陆官员和学校人员在餐厅室,而台协领导和台湾‘立委则安排到了会议室。”

政协委员

2007年1月26日,吴小莉成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同一天,还有东莞台商洪文正、翁阿辉、林佳蓉3人成为东莞市政协委员,台湾岛内舆论哗然。

原本在东莞当政协委员的,应该是叶宏灯、郭山辉和叶春荣。“但当时形势很敏感,东莞台协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但又觉得我们这几个头面人物出面还不到时机,所以推出了那3个人。”按照台湾相关规定,台商在大陆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面临刑事处罚,此事经报道后,“海基会”很快就找上门来。

“我们给它来了一个死不认账。”回忆起来,叶春荣很放松地笑。“他们说报纸都登出来了,我们说报纸能当证据吗?我还跟他们说,台商任职政协在其它省市早有先例,但以往并未处罚,难道‘海基会有意针对东莞台商?”闹了个哑口无言,“海基会”最终选择不了了之。

经过这一次,叶春荣他们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也就在这一年,叶春荣被选为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到了2010年广东“两会”上,叶春荣作为特聘委员,挂着列席证,风风光光地去开会,还在会上抢过话筒侃侃而谈,倾诉台商的心声。当时省政协一共有10名台商特聘委员,当台湾中天电视台联系采访的时候,大家还有些害怕,叶春荣干脆找来其它特聘委员,排成一列接受采访。他心里清楚,这种公开的政治亮相,虽有风险,却也可能创造机会。

不出所料,“海基会”再次兴师问罪。叶春荣这一次是以“特聘委员没有投票权也没有提案权”为由予以搪塞,而且直接批评马英九政府“不要太小气”,认为他们的“思维和观念都要调整”。最终一笔糊涂账,“海基会”又撒手不管了。

“连战主席到大陆去和胡锦涛先生密谈,都没有卖掉台湾,我们几个没什么权力的特聘委员有什么资格把台湾卖掉?”回到台湾,面对“陆委会”的盘问,叶春荣已经有些不耐烦,台商在大陆参与政协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能有多大的错?

再一次不了了之,然而对于叶春荣所代表的台商而言,来自台湾的任何“不了了之”,几乎等同于胜利。去年年底,叶春荣从台商协会会长位置上离任时,印了一套邮品作为纪念品赠送给与会的宾客,他大大方方地把自己在省政协发言的照片放了上去。这一套邮册的赠送对象,除了台湾的“立委”们,还有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

失落的归属感

今年春天,叶春荣带着一批大陆记者前往台湾考察,临行前,有关部门千叮万嘱,到了岛上不要谈论政治。然而叶春荣却偏偏带着记者们造访了台湾“立法院”,与“副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畅谈两岸政治关系,还让曾永权请大家吃了一顿饭。

在他看来,政治隔阂,正是造成两岸从官方到民间都存在诸多误会和敌意的原因,逐步消弭这些误读,于个人、于大局都有利无害。

“大陆要用更宽广的胸怀让台湾各阵营的政治人物都过来看看,哪怕是民进党,也不妨放进来。他们平时对大陆不了解,谈起来就是一阵大骂,让他们看到真实情况,即便立场让他们不得不开骂,也会骂得没那么心安理得。”

他始终坚信大陆的进步会让台湾从官方到民间都越发尊重这个大哥,只是这些进步需要让小弟看到。“大陆官方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顾虑,但大部分是不必要的。从块头上讲,两岸的统一不可能是台湾来统一大陆;从实力和长远的历史评价看,台湾的任何阵营其实也深知,所谓的独立根本没可能。而更开放的交流,可以争取更多的台湾人对大陆的认同。”

那次考察,对象是台湾的农产品和先进的物流模式。之所以将对象锁定为农产品,叶春荣也有现实考量。一方面大陆大幅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的免税范围,对于台商而言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另一方面,支持绿营的台湾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南部农民,而现在他们正为农产品的出路而犯愁,如果大陆能够快速地为他们提供市场,那么这些人的政治颜色,很有可能会随之改变。

在叶春荣的分析逻辑中,一直有一个明确的基础,那就是台湾人的政治态度,会随着时势和实际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你们不能理解台湾人那种深刻的归属感缺失,过去的200多年里,台湾的统治者一直都在频繁变化,台湾人其实挺可怜的。所以我一直说,希望大陆政府对台湾人能够更加包容,你的兄弟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欺压,是一个需要关怀的孩子,你不是更应该包容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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