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瑾

“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过有意思生活，走理想之路！”一排醒目的大字刷在温泉村的土墙上，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基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生被这样的口号吸引，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些北京远郊的村庄。他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建立各种各样的新型农场和合作社，不仅把有机农产品卖到城里去，更把土地租给城里的中产阶层和白领来种，每到周末，都会吸引一大批朝九晚五上班的年轻人从城里开车过来交钱种地。

这种原本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然非常成熟甚至开始衰退的西方国家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居然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中国也开始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让很多人都感到吃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去城市化”。

“回归自然、回归田园、回归乡土，开掘乡村文化，这是随着西方的中产阶级比例上升到70%左右出现的一个多元化现象。现在在中国，也开始了。”温铁军说。

“回乡种地”的大学生

在越来越多的社区支持农业组织中，小毛驴农场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其前身是2003年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7年迁至北京，次年启动了市民农园项目，如今已经小有成就。农场的工作，大多是由全职志愿者完成的，现在一共十三四人，有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也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还有香港、福建的，有在校学生，利用实习或者假期来这里做志愿者，也有已经毕了业的。

很多志愿者都是农村子弟，眷念农村生活，而父母却认为上了大学就该留在城市，“所以大家都不敢回家，只能在外面种地”。“小毛驴”负责行政工作的志愿者黄志友笑着说。这位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沙漠治理专业的江西小伙，大学期间参加了梁从诫先生在西安创办的大学生绿色营，毕业后又到晏阳初乡建学院帮忙，一直到现在随团队迁往北京。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交通工程专业的何志雄，回想起大学生活，觉得“无聊”：晚上玩游戏、打牌到很晚，早上逃课、睡懒觉。老师都忙着开公司、在外面做项目，除非回来找学生帮忙，平时很少见到。而专业课教材，在工作中证明是很过时的。不过，赶上大规模城市建设，何志雄还是找了份在别人看来收入好前途不错的工作。但他常常问自己“这辈子活着为了什么”？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同济大学读研的同学，在网上看到乡建中心招支农志愿者，一商量，两人一个辞职，一个休学，2005年8月双双来到北京。当时，梁漱溟乡建中心正在招募“农村发展人才计划”第一期志愿者，如今在这里负责统筹工作的何志雄仍然记忆犹新，“报到和培训都在中国人民大学，住则在北京西苑。看第一眼，我还真担心自己进了什么传销组织。”

第一期招了36人，报名的人来自全国20多所院校。之后，志愿者两人一组被分到农村的点上去，全职工作一年，协助当地农民做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推动合作社发展。从文艺角度进入，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唱歌、跳舞、写黑板报。一些维权上访的农民，后来也不再积极上访了，转而跟支农志愿者一起搞合作社、搞新乡村建设。如今，“人才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被不少机构效仿。而且，因为农村人才的紧缺，培训出来的志愿者非常受农村基金会、NGO欢迎。

何志雄也犹豫过，最终还是留了下来。而他同济大学的同学，也没有回去复学，现在在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做农村工作，办合作社，为民工提供服务。但是，做了10几年村长的父亲非常反对何志雄的决定，“他总说在农村做这个事情是徒劳的，农村的矛盾很大，想要改变农村几乎不可能。”

如今，“中心”全职人员一年的补贴加起来大约33万左右。“能坚持下去，还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何志雄说，但能呆得长就要有理性判断，“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现在能做什么，哪些是做不到的。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进来，很多时候会带来很多感动和惊喜，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除了做短期的、最基础的农村公益事业外，他们也尝试在比较成熟的村里做社区金融互助社，有的还拿到了银监会的金融牌照。

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未来，这些大学生的“下乡”更像是一场“实验”。

青年人的天性

多年来对乡村建设一直倾注大量心血的温铁军教授对这些年轻人的转变看得很清楚：中国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已经出现了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中下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非精英的年轻学生、知识分子，思想特别活跃，他们在主流所控制的排他性体系内没有位置，于是做起了各种各样回归乡土社会的活动。正是他们，能够对主流社会及其派生出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有所反思，并用行动去改造现实。

看着这些年轻人，住集体宿舍，吃最简单的饭菜，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热烈讨论问题，温铁军感慨，“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热情从何而来？”10多年来，温铁军一直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推动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下乡支农，帮助农民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到今天，现行教育体制越来越遭遇诟病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些工作的价值，“也有部门希望对这些青年人统一管理，其实这不太现实，谁还管得了青年人？”温铁军说，他们之所以能在没有任何领导、任何组织，甚至没有人提供多少经费的情况下自愿加入，那是青年人未泯的良知使然，是不可以被压制的。

在温铁军看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更深的渊源：当代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其作为利益群体有着高度分散、成分复杂、无法形成统一的利益表达、不可能成熟为阶级的特点。相比较而言，大资本的利益诉求很清楚，就是通过垄断来获取更大的资源转化成资本的收益，因此大资本的集团化程度相当高，左右政治的能力也相当高。一般中产阶级则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而绿色主义、福利主义也就成为这个复杂群体相对比较容易认同的泛政治化诉求。于是，今天西方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党，不外乎是福利主义政党或者环保主义政党，这些东西恰恰是西方政治在20世纪后期进入后现代以来，社会成本不断推高的困境。而它带来的一个另类的社会变化，就是回归自然、回归乡土，现在在中国也开始了。

对于这些满怀热情的青年人来说，乡村世界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小毛驴农场”的专长是运作生态农业、市民农园、消费者合作社，而学生培训和合作社培训则由温泉村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来进行。它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下属机构。与过去很多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一样的是，今天，这些新型农场和合作社更加注重与大城市的市民社会互动，他们也不再排斥很多市场化的手段。

除了在农村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合作社之外，还要在城市推动市民的有机消费，亦即公平贸易（Fair Trade），这其实也是欧美发达国家成熟多年的模式，当城市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有了点余钱剩米之后，因为厌倦城市的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生活节奏过紧，人际关系淡漠等等，于是回归农业、农村，去做兼职农民。现在，欧洲60%以上的农场主都是市民，而不是农民。在“老欧洲”，市民和农民的身份是混淆的，城乡是和谐的。

“在几年前，中国很少有人去做这些事。”温铁军说，但只在农村，肯定改变不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一定要有城乡互动。2005年开始推进转型，到现在，在郊区和市民结合的有机农业生产，国内各大城市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非常巧合的是，在这种转型发生的同时，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既然人们都在找哪儿有安全的东西，客观上也减少了有机农业做宣传的成本。到现在，2005年的种子已经发芽长大了。

这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组织方式不仅逐步改善着乡村建设者们自身的经济困境，也开始发掘出乡村世界真正的主体性价值。还有另外一些乡建志愿者在城市开展活动，帮助打工者成为新一代工人群体、新一代市民，帮助他们融入所在地方的社会，这些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客观上都会自发产生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这也是最能让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的社会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