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野樵

眼看着就要开学了，闫曙光还没有给女儿找到学校。家门口的东坝实验学校，要拆了，政府分配的学校远在10几公里外，自己找的公办中学则将他拒之门外。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因为学校的事，这个在北京郊区做小生意的河南周口人已经精疲力尽了，和闫曙光一样遭遇的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已在北京呆了很多年，拖家带口，猫在北京的郊区，干些脏活累活，糊口营生，他们的儿女也多是在北京出生，到了入学年龄，就随着父母居所变迁，辗转于各类打工子弟学校，断断续续地接受着义务教育。

今年夏天，这种打游击式的教育生涯终于可以结束了。根据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字，要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涉及海淀、朝阳、大兴3个区19所学校，1.05万名学生。

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明确表态：“确保每一名学生有学上。”教育部门为这些孩子安排了两条出路，进公办学校或者政府委托的民办校，不过，较远的路程、名目繁多的证件以及僧多粥少的现实，还是将不少外来工的孩子挡在了校门外，他们要么回到陌生的故乡，要么跟着父母辗转于北京的街头。

“非法办学”

虽然早就被列入取缔范围，但一直到9月1日正式开学的日子，万天兵的东坝实验学校还在照常上课，只是生源有些不足，不到400人， 而且还不断有学生在退学，往年至少有1300多名學生。“我们学生的家长不断被乡文教办的人告知，这里马上就要被拆除了。” 学校主管教学的校长杨勤说。

因为找不到其他学校，闫曙光又回到了家门口的这座东坝实验学校，在得到了校长“肯定不拆”的答复后，他基本已经决定把孩子送来这里，可是，村里又来人说， 如果敢把孩子送到东坝，就把你们撵走，不让你们在这里住了。

事实上，取缔一批不规范的打工子弟学校，不仅仅是政府的诉求，当地居民对这些学校的不满也由来已久。此次北京市取缔行动开始后，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各路记者轮番到这些学校采访。

8月23日下午，当记者第二次来东坝实验学校采访时，一位当地的老太太主动过来向记者抱怨说：“你们不要光听那些学校的话，也应该听听我们的想法，这群学生放学就把我门口的路堵了，现在北京这么乱，都是这些外边人搞的，这些学生就该回家去！”当记者询问她家里有没有学生时，她说，自己孙子也是交纳了好几万择校费，才挤进了附近一所公立学校。

东坝实验学校在这里已经存在了将近10年时间，创办人万天兵也是一个河南人，1998年以前，万天兵一直在老家河南信阳市临河乡余楼村小学当数学老师，但微薄的工资难以满足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老在家里教学也翻不了身，受老乡们影响，就到北京来闯一闯。”1998年，万天兵开始北漂，朝阳区东风乡辛庄成为落脚的第一站，他借住在当地一户老乡家里。

老乡在附近市场里做小买卖，孩子已经7岁，还没上学，成天和一帮小孩在市场里瞎跑。这是当时外来打工者家庭的普遍写照：父母从乡下涌入超级都市，抱着淘金的梦想，却大多数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孩子到了读书年龄，送回老家没人管，而北京学校的大门则很难向他们敞开。

后来当老乡们听说万天兵当过老师，就鼓动他：“老万，要不办个学校？帮我们管管孩子，这可是件好事呐！” 这句话使万天兵萌发了办学的念头，那时缺钱，老乡们就凑钱在市场里租了几间房，让万天兵把学校搞起来。

在这种政府公共服务相对缺失的地方，基于地域、血缘的亲邻关系总会承担起自我救助的功能，千百年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如此。也正是这一举动，给万天兵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有学校读书的消息迅速传开，附近的打工者听闻后，纷纷把孩子送到万天兵的学校，第一学期他就招了近200人，一年级学生中，最大的已经10几岁。2003年，原来的市场被拆迁，万天兵把学校从辛庄搬至东坝乡西北门村。孩子好不容易读上了书，这一搬走岂不又要失学，当时760多户人家就跟随学校，举家搬迁，说：“你们上哪，我们就上哪去。”

那个场景，万天兵现在想起来，还鼻子酸酸的。事实上，办了几年学，万天兵不仅解决了老乡们的难题，更积攒了一些资金。他租用了当地一间公司的土地，投资100多万，自建了东坝实验学校，占地11亩，第二年学生人数就超过了千人，还有学生从外学区过来读书，中午就在校吃饭，晚上才回家。

校舍老旧，不通暖气，四处漏风，夏热冬凉，一个坑坑洼洼的小操场，学校周围，则布满了更加矮旧的平房，集中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这是几乎所有打工子弟学校初期的景象，但低廉的收费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众多生源。

很快，庞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更多投资者，一时之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鼎盛时期，数量超过了300所。这些学校在狭小的区域内淘汰、兼并，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办学者们从中获利后，再投资扩大学校规模，争夺生源，像堆雪球一样积累财富。

但在迅猛扩张的背后，他们头上却一直高悬着 “非法办学”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主任吴霓多年前就曾对此事做过专门的调研，他说：“非法”经营的打工子弟学校时刻面临着被停办的危机，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心理恐慌。这种状态制约了打工子弟学校自身的发展，进而又加大了其达标的难度。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自身无法破解这个难题，只能“因陋就简”，其办学水平很难达标，也很难合法。

在中国现行户籍和教育制度的夹缝中，这些生于草莽的学校，左冲右突，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但现在，眼看着心血将付诸东流，办学者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就像是给我做的这场梦，画上了一个句号。”在电视上，红星学校的女校长谢振清含着眼泪说的那句话，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政府的苦心

不过，北京市政府认为媒体曲解了政策的本意。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说：“不存在政府‘关停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自办学校之说，也没有集中拆除这些学校。”对于部分自办学校停办，线联平解释称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因租赁合同到期或经济纠纷等原因，校舍产权人与举办者终止租赁合同；二是工程规划用地需要实施整体拆迁；三是校舍属违章建筑，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四是举办者因自身原因主动提出停办。

事实上，针对多年无法解决的外来人口义务教育问题，北京市想过各种办法，朝阳区过去两年就一直在试行委托办学。民办性质，公办主体，此类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政府扶持力度较大，但又按民办学校模式收取学费。博雅学校和安民学校是最大的两个委托办学学校， 也是此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后，学生们分流的最重要的去向。

两校前身都是公立学校，博雅是公立驹子房小学，安民则是辛庄小学，都是因为本地生源不足而不得不关闭的学校。事实上，过去的几年里，北京的义务教育一直都呈现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是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针对外来人口的教育资源极其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北京本地适龄学生数量连年下降，北京已经连续5年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下降，到今年还不足8万人。为此，北京市每年都在关停学校，博雅和安民的前身都属此列。

教委出资将这些被废弃的公立学校校舍翻修一新之后，专门招收外来务工子女。 对于这样的做法，吴霓也认为是好事，打工子弟学校由于缺少政府经费的支持，在教学设施、师资配备、教学质量等方面都无法与公办学校比，这使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水平的义务教育。

“清理未获批准的学校，把学生分流到更具办学资质的学校去接受教育，也是对学生负责的表现。”吴霓说，但欠妥的是，政府并未考虑到这些学校在满足打工子弟就学需求方面的特殊性，打工子弟学校是一种民间力量自助的行为，是对城市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短缺以及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的一种补充，发挥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在政府教育职能相对缺位的情况下，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大而化之全部取缔，不但对孩子就学造成影响，也易引发争议。

去留两难

8月15日，记者特地去看了看尚未开学的博雅和安民学校，经过教委的修葺，校舍、操场等硬件条件确实优于被要求关停的东坝实验学校，但两所学校外的村子去年就已经被彻底拆除，几公里范围内早就是一片废墟，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泥泞的小路曲曲折折，校园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中，远离那些打工者们的住所，他们还会像8年前那样，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发地聚居于学校的周围吗？

四川人王芳有两个孩子都在东坝实验学校上学，小儿子刚上学前班，大女儿已经读到四年级。虽然已经开学了，但今年的800块钱学费，她还没有交，“怕万一被拆除了，学费也要不回来。”王芳说。

2003年，王芳和丈夫来到北京，挤在这里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月租300元。附近基本都是四川老乡，平时能有个照应。 从学校去王芳家，穿过一道窄门和一片违章修建的的平民杂院，步行只需两分钟。漂泊在外，还能有这么一个家门口的学校，王芳感到非常满足。

前几天，王芳拿到了孩子的博雅学校分流通知，她并没有去报名。“太远了，没人接送，外面路那么难走，小孩送过去谁放心？”王芳说，他们有辆小货车，靠替人装卸货物谋生，活多时早上6点就得出门。

他们每个月收入有3000块左右，除去基本开销，还能攒下一点。两个月前，王芳第三个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做起了全职母亲，超生罚款还拖欠着。她想过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读书，“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再没有文化。”但借读证明与高额借读费，使她望而却步。

在北京市的分流方案中，学生持借读证明或“五证”的，可以分流至公立学校。所谓“五证”，是指暂住证、在京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对于绝大多数做小买卖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务工证明就是道跨不过去的坎。有的区还要求防疫证和转学证，一共“七证”，对于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办齐所有这些繁杂的证件，都很困难。

“谁不想去公立学校呢，但是进不去啊。”王芳说，光是办证，就至少得花3000块，即便有了证，我们这种没钱没关系的，也会被挡在门外。

“如果这个学校拆了，那也只能去博雅念书。”王芳说，“我本来想在博雅学校外租个房，但现在都拆光了，去哪里租。”等到大女儿小学毕业，王芳就让母亲带孩子回南充乡下，小学毕业就把孩子送回老家，這也是附近多数四川老乡的做法，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他们难以负担。

公平之难

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对王芳这样的打工者而言，送子女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会是最终抉择，此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无疑急剧催化了抉择速度。

目前，北京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已经超过700万，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47.7万。这让这座本就超负荷的城市显得各种资源更加紧张，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样也不例外，所以，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人口，一直都是北京市决策的一个重心。

在北京，外来人口分享教育资源的渴望日益浓烈，但在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下，所能获得的却极为有限。长此以往，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将不断激化。

如果降低公办学校准入标准，甚至开放高考，毫无疑问会动摇多年以来，北京市民在教育领域内形成的优势地位，对大多数普通北京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多年来，在外来人口的教育政策上，北京市政府不得不考虑本市市民的呼声和利益诉求。

此次取缔行动，不少媒体评论就指责这是在向打工者的子女施压，迫使他们离开北京，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与那种拆除学校迫使农民工子弟返乡的想当然的意愿相反，已有研究显示，无论城市如何对待他们，给不给他们恰当的教育，流动儿童中的大多数人终将留在城市。

事实上，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对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要承担责任，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诸多阻力，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表态，此次取缔行动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履行这一责任，但这不仅没有赢来掌声，反倒招致了恶评。在吴霓看来，北京市在教育资源上的经济投入总量是充足的，但解决公平问题，还应该更多地从管理上入手。

在一个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时代，推动公平，就意味着一部分人要让渡一些利益，另外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得到一些公平。这样的改革无疑难度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