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

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后，5年前的“彭宇案”又一次摆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纷纷指责该案的主审法官，认为他的错误判决“使社会道德倒退了50年”，加剧了现今社会的冷漠程度。

在著名民诉法专家江伟教授看来，“彭宇案”并非错在道德，而是因为“证据规则过于简单”，致使“彭宇案”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诸多争议，这属于诉讼程序内部的问题。

我国调整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律是《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性法律，其基本价值在于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使当事人能够获得高效且公正的司法结果。司法程序上的问题，最终可能演变为“彭宇案”一样引起极大争议的判决。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制定的法律之一，《民事诉讼法》“试行”了10年后，才在1991年正式通过实施。这足见立法者的审慎态度。

然而，我国在民事司法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三难一烦”的问题，也就是“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和“调解烦”。程序上的又难又烦，自然会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为司法结果的不公正埋下伏笔。

2007年，《民诉法》经历了首次修订。时隔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酝酿修订该法。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公布了修订草案，向各界征集修订意见。大家关注的焦点自然在于，此次《民诉法》返修能否破解诸多司法难题？

期待破解的“立案难”

“才11月，法院已经都不立案了。和立案庭的同学交流，大家都很无奈，法院要考核结案率，要理解支持和包涵。我不知道中国的法院为什么要考核结案率这个指标……法院为一个工作考核指标，就公然去违法，这合适吗？”时值《民诉法》返修之际，有律师在微博上这样抱怨说。

1991年，《民诉法》正式颁布时，将“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列为首要任务。立案是启动诉讼程序的第一步，很多人却因为难以立案而被挡在了法院门外，遑论其他诉讼权利的保障。

“结案率”是法院出于内部考核制度不愿立案的一个原因。此外，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立案难问题曾经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立案手续复杂，起诉条件过高，但近年来，‘立案难主要体现为法院拒绝受理某些敏感案件，也往往拒不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有的法院对土地承包、劳动争议、企业转制等‘敏感案子，退避三舍。有的是听了‘将令的，有人甚至拿着省人大信访办开具的介绍信去起诉，但就是立不了案。”在上海执业的律师沈彬这样总结他所理解的“立案难”问题。

难怪有人调侃说，立案庭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不准立案”，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不立案庭”。

针对这个问题，此次修正案草案规定，“人民法院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作出裁定书。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原条文仅规定应当在7日内做出裁定，修正案草案将裁定的方式限定為书面出具裁定书，排除了口头裁定的可能性，方便当事人上诉。

但是，“即使这么修订，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徐昕认为，“首先应该将立案的实质审查改为形式审查，进而改革司法体制，提升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性，才可能保障法院独立受理一切可诉的纠纷。”

不少学者和律师都支持采用立案登记制。但在法院看来，采用登记制就意味“敞开大门”，使不堪重负的法院雪上加霜。

过去数年，最高院曾多次下发旨在解决“立案难”的文件，但收效甚微。就此次民诉法修订草案来看，也还是着力不足。法学教授周永坤说，如果不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从公民进入法院的第一天就碰到了违法，而且是法院违法，公民有何想法？公民还会相信司法？”无疑，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更深远的司法体制改革。

“调解前置”争议

此次修订案草案中增加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有解读认为，这个条款相当于“调解前置”。实际上，在此之前，法院已经大量使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2004年，最高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要求严格执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判调结合”的审判原则。2008年，进一步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在这个司法政策下，不仅在审理阶段可以进行调解，甚至在立案前也进行“诉前调解”，判决后进行“执行调解”。案件“调解率”已经成了法院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

学界对大量采用调解来解决纠纷的做法表示了担忧。江伟教授说：“现在有人一直对民诉法的这一条予以反对。意思就是说调解可以不分是非，不查明事实，这还叫什么解决争端。”

调解最注重的是实际效果，即便调解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则和案件事实，只要当事人能够接受，都算调解成功，因此大量使用调解有利于快速灵活地解决纠纷。但有学者指出，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因为如果当事人对调解不满，仍然可以提起诉讼，实质上是对原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实践中，学者所担忧的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出现。据一位民事庭夏姓法官介绍，调解后当事人又起诉的情况并不多见，“首先是因为当事人不懂法，比较好蒙；第二是因为法院主持的调解，再通过法院诉讼翻盘的机会不大。”

在青岛执业的吕士威律师对本刊记者说，在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会力劝当事人接受调解，很多纠纷都是因为沟通不畅造成的。她所代理的经调解成功的案子中，没有反悔的例子。她说：“对于彻底解决一个纠纷来说，调解确实能节约不少司法资源。”

尽管如此，夏法官透露，年轻法官并不太欢迎这种做法，“学了那么多法律，还要像居委会大妈一样做调解，更何况还挺费时间的。”另一位在法院执行局工作的法官则说，执行生效判决时也要进行调解，有时候会使判决结果“打个七八折，甚至打五折”，他说，“这么做感觉法院很没有威严。”

也许短期来看，调解的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如果过度强调调解，“将来还有什么法治可言，时间长了人们就没有法制观念了，我们要注意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决不能忽视诉讼在解决纠纷中的核心作用。”江伟教授说。

以公开倒逼公正

判决书公开是此次修正案草案中的一大亮点。审判公开是我国民诉法的基本原则，判决书公开是审判公开的一部分。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提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舆论能够约束权力和欲望。”

在普通法国家，判决先例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因此法院判决后，一般会第一时间以最便捷的方式公布判决书。这些公开的判决书成为律师执业、法学院教育和新闻报道的重要材料，对培养公民法律意识，提高法治水平有莫大功用。

公开判决书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公开倒逼公正。现实中，公开判决书的最大阻力来自法院内部，夏法官说：“并不是每个法官都愿意公开。（不公开的话）搞定两个人就可以了。公开的话，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他表示，对他本人来说，公开判决书“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但对“水平比较差的，收了钱的，判得不公平的，他们会担心留下口实。”

虽然最高院曾两次下发要求推动司法公开化的文件，但各地法院反应不一。某地中院在回应市民申请查看判决书时曾经这样答复：“本着保护当事人隐私权的角度考虑，我院暂无将判决书向全社会公开的计划。”青岛吕士威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即使是律师，“要查阅某案的生效判决文书，如果不是该案的代理律师，在实际操作中也很困难。”对普通公民来说，就更有难度了。2009年，上海法院在网上公开了13余万份判决书，虽然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但这个数字只占当年审结案件的1/3。

法院可能会以这种选择性公开的办法来应对判决书公开造成的压力。如果民诉法修订没有规定更具体的措施，要求全面公开不涉密和涉及隐私的判决书，那么公开倒逼公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法院不会愿意公开见不得光的判决书。”夏法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