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希

(清华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北京 100084)

一、引言

最近，两位中国知名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撰文，痛陈中国科技体制中一些弊端［1］，又一次引起人们关于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和文化的讨论［2-3］，科技资源的分配体制问题对于“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认识到，存在于政府和学术共同体中的不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抵消国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努力。

科技资源的分配体制及其文化只是整个社会创新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创新文化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举国上下的重视。胡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专门强调了“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4］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国家明确提出了创新文化的问题，“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养创新精神。”［5］

事实上，与创新文化相近的概念很多，如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大学文化等，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语境中多有不同，有时候泛化了的创新文化往往会模糊人们对创新文化的真正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从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的视角为人们构建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以帮助人们对创新型社会的文化基础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创新文化的认识

创新文化虽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却是一个近年来才引起人们重视的学术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年国内关于创新文化的文献数量直线上升。笔者以“创新文化”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发现自1980年至2000年间，以“创新文化”为关键词的核心期刊文章只有区区15篇;而从2001年至2005年间，则上升到142篇。而最近五年来，即从2006年到2009年间，以“创新文化”为关键词的核心期刊文章则更高达273篇。文献数量的急剧上升说明中国学者对创新文化问题的研究兴趣呈现渐浓趋势，尤其近五年来的骤然升温，这反映了自主创新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人们对创新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在迅速提高。

通过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作者发现，国内学者分析创新文化大致有如下几个视角:

(1)强调创新文化的重要性。随着创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创新文化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识，这方面的文献占有相当的比重，典型的如，徐冠华基于对科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提出创新文化环境对国家创新能力建设起着关键作用［6］。朱清时、侯自新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对什么是创新文化、为什么发展创新文化和如何发展创新文化提供了真知灼见［7］。李俊兰也从创建创新型国家角度对创新文化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8］，等等。这些文献都强调了创新文化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2)创新文化的中外对比。这方面的文献多从中外文化比较中，尤其是在与美国、日本发达经济体创新文化的比较分析中说明中国文化的优势和不足，并针对中国创新文化的短板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典型的如，金吾伦从“历史的启示”、“现实的证据”等方面对西方创新文化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培育中国特色传统生成论的创新文化”的重要思想［9］。吴金希从与美国、日本等创新文化比较中得到的关于发展中国创新文化的若干启示［10］，等等。

(3)文化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陈玮对影响中国企业创新的文化和领导力障碍的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讲，创造以客户为导向、团队协作、持续改进的组织才能获得成功［11］。杜跃平等对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分析［12］;王玉琴，张德通过对45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创新型文化对企业总体竞争力有显著正向效果［13］;辜胜阻等对温州与硅谷的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对创新模式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探讨了经济文化对创新的作用机理，提出了重塑区域经济文化以推动创新的对策［14］;伦蕊发现城市创新文化对技术人才的流动和聚集发挥了引致作用，形成了一种人才集聚的自组织机制［15］。王中华从制度层面等分析了创新文化对昆山自主创新的影响［16］，等等。

(4)对创新文化概念本质的剖析。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创新文化，众说纷纭。典型的如，中国科学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中专门定义“创新文化”为:“是有利于开展创新活动的一种氛围，是科技活动中产生的与整体价值准则相关的群体创新精神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园区环境、整体形象和规章制度是创新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精神、科学思想、价值导向、伦理道德、爱国主义精神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17］。该定义侧重于强调“科技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显然与中科院的业务性质有着密切关联。有人更明确认为“创新文化是指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文化环境”，“科学精神是创新文化的核心要素”［18］。与之不同，侯自新认为只要与创新有关的文化就是创新文化，是以创新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为核心的文化［7］。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人文环境［19］。一种追求变革、崇尚创新的价值观、制度规范与人文精神［20］。更宽泛地，有人甚至将创新文化理解为科学文化、人文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等子文化之互动，认为其核心涵义是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相应的制度安排［21］。金吾伦把创新文化区分为内在文化与外在文化，认为内在文化就是观念文化，外在文化则是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22］。

(二)外国学者对创新文化的经典论述

国外学者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对创新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尤其在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系统、国家竞争优势、企业创新等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创新文化问题。

在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领域，人们常以硅谷为例研究创新文化问题。其中，以萨克森宁的研究最受关注，萨克森宁认为，遍布全球的产业创新区、高技术园区都在模仿硅谷，但是文化很难移植。相对于美国东部波士顿地区的128号公路周围而言，硅谷之所以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知识经济发动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差异:硅谷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平民化、组织扁平化、经验交流、知识共享、拥抱变革、挑战传统;而128号公路地区的文化则是相互封闭、讲究个人身份和家庭背景的，相对比较保守，因此尽管有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尽管政府的支持也相对更多，但是最终被硅谷超越［23］。

与之类似，斯坦福大学李钟文等人编著的《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一书中，众多在硅谷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内部人”总结分析硅谷之谜，着重提到了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问题，认为“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歧视企业家和创业精神的经济不会有活力”［24］，正是别具一格的创新文化、创新精神将硅谷打造为创新的“栖息地”。

更早一些，在1994年，德国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出版了《文化与技术创新》一书，这本在世界上有着深远影响的跨时代专著系统分析了日本产业竞争力之源，它从国家竞争力的高度系统分析了文化之于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认为，所有的创新经济都根植于其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因素是国家间组织能力和制度能力差异的重要根源，而且往往导致国家间竞争力的差异［2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文化的研究可以说百花齐放，但是由于出发点和视角不同，这些研究对于创新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是有着不同的讨论范式［26］［20］。正如国内学者王春法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关于创新问题的讨论，混淆了不同类型创新的内涵，对其政治意义、政策意义、学术意义的分层、定位、界限不够清晰［27］，这相应地导致了人们对创新文化概念认识的模糊。有的将创新文化限于科技创新的文化，如中科院的定义;有的侧重于技术创新的文化，如德国人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区域创新文化，如萨克森宁等人的研究。有的比较宽泛，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社会一般文化不加区别，统称为创新文化，这一点在国内学者的分析和理解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实，从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的视角看，尽管有共性，但是，创新文化在科学探索、创业、技术商业化等社会活动中有着不同的特征，在这些不同活动中，人及其组织的角色和任务都是不一样的，从组织规范到行为习惯，从价值取向到精神气质都截然不同。为了理解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本质特征，有必要根据创新活动的类型对创新文化进行分门别类地分析。

三、理解创新文化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一)创新型社会视角的创新文化

如上所述，很多人将“创新”与“更新”、“变革”“变新”、“成为新的”、“与众不同”等概念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只要与已存在的事情有所不同，就被称为创新，这时汉语中的“创新”一词等同于英语中的“New”，而不是“Innovation”。因此，在各种媒体中，我们常看到诸如知识创新、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概念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等不断涌现的新名词，创新有被泛化的趋势。

事实上，与创新对照的英文单词是“Innovation”，最初，经济学家熊彼特对“Innovation”进行了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他看来，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所做的新的组合”，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它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28］。可见，熊彼特所说的创新(innovation)和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e)概念有很大差别。一种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改变了生产函数时，才成为“创新”。

后来，创新的概念和内涵得到了适当扩展，从技术创新领域扩展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弗里曼［29］等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体系，深化了人们对科技与经济在一国发展中作用的理解。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种由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构建的网络，一切新技术的发起、引进、改良和传播都通过这个网络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和互动得到实现［29］。在弗里曼看来，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包括各种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以及国际互动因素等。在这里，Innovation的含义已经超越了熊彼特的理解，其本质是将一国内的科学发明、技术商业化、制度变革等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来分析，目的是创建以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获得国家总体竞争优势。创新型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整个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较高，重要产业的国际技术竞争力较强，投入产出的绩效较高，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和国家的财富增长中起重要作用。

可见，尽管在NIS、RIS范式下，Innovation概念的外延得到了适当扩大，但是，创新概念主要还是围绕科学技术、产业化等几个方面，目的是提高一国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仍不同于一般人对创新的泛化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创新型社会视角的“创新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新文化”概念是不同的，它是与创新型国家的概念紧密相连的，是指一国(区域)在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科技社会化传播，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等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竞争力提升的价值观、理念、习俗、制度体系及外在的环境因素。创新文化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创造和生产、知识的应用和商业化、知识的消费和扩散过程之中。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分析一个社会创新文化的一个综合性框架。

(二)一个纵向的分析框架

一国通过科技创新获得综合竞争力是个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追踪一个知识单元，就会发现，一般而言，科学发现在前，知识扩散和商业化应用在后。很多时候，科学家发现新的科学现象、规律时并不清楚它有何用途，很多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并没有附带功利目的，而是单纯从兴趣出发，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中比比皆是。因此，知识的应用开发源于科学发现，又与科学发现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所以，其中的文化也大相径庭，不加区分、笼统称为科技创新文化是不恰当的。

如果我们从创新型社会的研发、生产、消费出发，围绕着知识发现到知识社会扩散的全过程看一个社会的创新文化，我们可以把创新文化分解为发现新知的文化、知识商业化的文化，以及新产品、新服务的消费文化。我们把这三种文化称为创新文化的“亚文化”:首先是发现新知的文化，亦即我们说的科学文化，是探求学问和真理的文化，我们简称为“知”的文化，这里“知”是动词，是“探索”(知识)的意思，用英语可以表述为“knowing culture”;其次是创新、创业的文化，如熊彼特对创新的理解，它是指将新知识商业化、社会化开发应用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做”的文化，用英语表述为“doing culture”;第三种文化就是消费者对新知识和新产品(包括服务)进行消费和传播的文化，简称为“用”的文化，用英语表述为“using culture”。

为形象起见，我们将三种创新亚文化用图1所示。

图1 创新文化的纵向维度

(三)三种创新亚文化的特征

虽然“知”的文化、“做”的文化和“用”的文化都是创新文化的一种亚文化，但是，三者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

(1)“知”文化

“知”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文化，科学精神是“知”文化的精髓。在科学探索中，人们目的是寻找主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相伴而生很多新见解、新想法、新观点、新概念等，可以统称为新知识。无论是从兴趣出发，还是问题导向，追求真理是科学探索的唯一目的。为此，自由探索、平等交流、民主氛围、宽松环境、建设性的争论是其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这里，意识形态、权威观念、行政权力的影响往往束缚人们的思想，对创新起到负面作用。

另外，“知”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不太讲究功利目的。人们总是尊重科学发现的首创性，重复发现科学知识犹如西方谚语中的“重复发明轮子”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科学发现一般应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是公共产品，科学家本身没有私利性。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30］。

(2)“做”文化

与科学探索不同，“做”的过程是将新知识市场化、社会化的开发过程。这个过程有着很强的功利性，本质上就是知识服务人类。正如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它往往是新创意、新发明在生产中的首次应用，是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理是否首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率先成功转化成生产力，谁最先用先进的技术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水准。中国拥有四大发明，但是它们却率先被欧洲人用来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实现产业革命;DOS操作系统并不是比尔·盖茨发明的，但是微软首先将其商业化，使之成为决定计算机产业的主要力量之一;汽车并不是亨利·福特发明的，但是福特公司将其推广为人们必备的交通工具，使美国人成为“轮子上”的国家，极大提高了美国制造业水平和人民的文明程度。

因此，原理的发明重要，但是企业经营模式创新更重要。从知识成长的角度，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知识显性化、知识标准化和知识网络化几个阶段，从一个知识创新模型逐渐发展成为市场需要的大批量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31］。

因此，“做”的文化与“知”的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与强调“民主讨论”、“自由探索”、“平等交流”的“知”文化不同，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做”成一件新产品、开发一个新产业更需要团队精神、竞争观念、市场意识、速度观念等，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科学探究讲究的首创精神不同，在技术创新领域，首创精神不见得能成功，相反，那些迅速跟进者往往能够获得最大成功。无论是微软，还是IBM，其技术原理并不是首创的。同样，在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企业从欧美引起大量技术专利后，大力加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在大多数产业打败了欧美企业。至于说到对待风险和失败的态度，“知”和“做”的文化都强调允许失败，宽容失败，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更多的资金、人力、设备、厂房投入。因此，做的过程中虽然允许失败，但是要充分考虑风险及其后果，要尽可能做到风险可控，趋利避险是资本的天性，这一点与天马行空式的科学畅想和探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里，仅有创意和新想法是不够的，它需要踏踏实实地落实到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上。如果说“知”的文化重在探索和追求真理，那么“做”的文化则关键在于实践，是结果导向的;如果说前者重在求真，那么后者则重在务实;前者强调什么是正确的，后者则关注什么是可行的;如果说“知”的文化主要是“科学精神”，那么，“做”的文化则更多的是“企业家精神”。

(3)“用”文化

“用”即知识和产品的使用、消费和扩散。一般意义上，“用”文化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下游组织(主要是企业)对上游新知识、技术、新产品的采用，进而引起上下游产业簇群整体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的提升，导致整个社会技术和产业的革命;第二，最终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消费，它不仅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科技文明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促进形成创新的良性循环，以拉动生产者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三，科技知识的社会普及，即学习和科普，这也是一种知识的应用，它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消费者和下游组织、尤其是最终消费者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消费，对创新型社会的形成具有最重要的拉动作用。

从最终消费者的效用层次看，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层次，消费创新型产品和服务实质是对人类智力活动的一种消费，属于发展层次的消费，本质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于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对于社会而言是首次出现的新鲜事物，因此，需要社会上存在一种“尝鲜”的消费文化，要有吃螃蟹精神，而且有一定规模的消费者甘愿为尝鲜付出高价。

很多研究创新和创新文化的文献忽略了社会消费对创新的拉动作用，这往往导致了我们在政策和行动上的不足。我们过度关注科技创新，而忽略科技消费对创新的拉动作用。事实上，消费者是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市场是创新产品的最终试金石，没有消费，创新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也就难以为继。因此，消费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创新文化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普通社会群体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态度往往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产生巨大影响。当然一个社会的消费文化与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系，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恩格尔曲线问题，但是，消费行为同样要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能力强，与这些国家人们长期形成的消费文化有很大关系。无论日本还是美国，创新产品有着广大的国内消费者群体为基础，众多消费者以追逐新奇产品为乐，他们愿意为创新产品支付高价格，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企业乐于创新的重要原因［25］。互联网、电脑、乔布斯的ipod，乃至好莱坞、迪斯尼之所以首先出现在美国离不开该国创新型的消费文化的支撑。一个只关注衣食住行的社会是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的。

我们可以总结三种创新亚文化的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创新亚文化特点

四、模型应用与政策涵义

(一)框架模型的应用前景

本文所设计的框架模型可以用于分析与比较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及其文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例如，对于中国的创新文化问题，我们可以从“知”文化、“做”文化和“用”文化三个方面分析。

当前，中国无论在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创新，以及创新产品的国内消费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除了发展阶段的原因以外，在创新文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例如，在“知”文化中，我们官本位思想还很严重，正如本文开始两位学者所抱怨的那样。我们的科学研究领域的评价机制还很不健全，人们对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很不习惯，以及对权威的过分迷信等，这些都大大影响和制约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能力［10］。在“做”的文化方面，我们很多企业创新和创业意识并不强，企业中职能型、控制性的文化还普遍存在，缺乏鼓励创新的土壤［11］。组织内等级森严的氛围窒息创新，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官本位一脉相承。另外，整个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还不是很高，尊重、共享和诚信的创新文化还未形成。在“用”的文化方面，中国的消费文化还很不利于创新。

在国际上，有的国家基础研究做得好，但是相对而言不善于技术创新，如欧洲一些国家;有的国家技术创新比较有优势，但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如东亚有些国家和地区。在三种亚文化上做得都很突出的国家不是很多。总之，我们可以用“知”、“做”、“用”三种亚文化来分析一国(地区)的创新文化问题，并分门别类地发现问题，有的放矢提出解决方案，而不至于泛泛讨论和评判一个社会的创新文化问题。

(二)强调“用”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意义

本概念框架特别强调了“用”文化对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是很多研究者所忽略或者没有重视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消费习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创新，我们可以称之为创新型消费文化，或者创新导向的消费文化。创新型的消费文化对于创新型社会创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消费拉动，商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则失去了动力，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也将严重影响基础研究。

纵观世界各个典型的创新型国家，以美国为甚，其创新能力的背后是创新型消费文化。首先，社会消费中的政府采购对美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硅谷为例，硅谷发展源于一个世纪以前旧金山地区的一批无线电爱好者，他们用当时最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开发出一些能满足军方远距离信号传递需要的产品，后来大量的军方订单促进了这个地区电子技术、微波技术的快速发展。二战以后，随着晶体管的发明，计算机及半导体产业在硅谷也快速发展起来，进而使硅谷发展成为世界IT产业创新之都。纵观硅谷的发展，早期的军方采购是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发展和硅谷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第一桶金”，远比后来的风险投资重要。随后，技术又在民间扩展，及至后来的全球化经营，以及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全球OEM体系，硅谷产业保留核心技术，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等。一代一代的电子产品基本上遵循上述路径逐渐在硅谷发展起来的，如图2所示。政府采购是硅谷地区发展的“天使”资金，这是很多人所忽略的一个现象，直到现在，雷神公司等军工企业仍然是硅谷最大的雇主和区域创新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之一［32］。

图2 硅谷产业演化的典型路径

其实，不仅在硅谷，从美国若干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计算机，还是互联网，其技术都源自军方的需求。以军方首购为典型的政府采购是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实，美国政府首购的传统源于建国初期，据记载，作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在总统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目的是告诉后来者，如何才能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37］。

其次，除了政府首购以外，领先消费者，以及普通大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对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以日本人和韩国人为例，他们的消费者一直以消费国货为荣，这种消费倾向使人们自发地形成一种对国内幼稚新技术产业的有效保护，这也是日本、韩国通过技术学习和创新获得崛起的必要条件［25］［33］。最近的例子，在刚刚召开的G20会议期间，韩国为了向世界各国展示韩国货，在会场内外清一色摆上“韩国制造”，就连铸有龙图案的花瓶也被韩国总统李明博亲自请走，原因是怕让外宾怀疑是中国产品［34］，韩国人消费和宣传本国产品的做法可谓煞费苦心。实际上，不仅是日韩，就连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普通民众也都提倡使用国货。

(三)中国亟待优化提升的“用”文化

如前所述，一个社会是否具备了创新型的“用”文化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既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也与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气质、民族凝聚力、国家意志有重要的关系。在中国的“用”文化方面，人们对消费文化之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意义还认识不到位，社会还没有形成能够促进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实现的创新型消费文化，突出问题有两个:

(1)如何对待国产自主创新产品问题。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以及错综复杂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对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制度建设还不到位，尤其是在新产品政府首购问题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我国自主创新产品没有自信，尽管我国在很多技术和产品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除了“两弹一星”外，近年来，我国在高铁技术、3G通信技术及标准、新一代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民用核技术等若干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要不要采取自己的技术标准和产品往往在国内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例如TD-SCDMA的案例。公车采购又是一个反面典型，20世纪50年代我国自己造的红旗轿车就给当时来访的德国总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60年过去了，很多地方政府都还或明或暗地指定奥迪为“官车”。在电信设备、成套软件的政府采购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歧视中国品牌的现象，即便国产产品有着更高的性价比。

(2)社会消费文化的提升问题。普通消费者对创新型新产品的态度如何?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有多少比例用于新产品的消费?这些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实施自主创新战略需要相应的消费文化与之相适应。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我们不应再将过多的消费盯在衣食住行上，而应该追求高科技含量的文明消费，主动优化消费结构，大力促进创新型的消费文明建设。

从现实来看，由于转型时期的种种原因，目前国人的支出多用于生存型和享受型的消费，创新型消费明显不足，社会上呈现出两种典型的不良消费文化:一是奢侈消费多。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35］，占全球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从私人飞机、游艇、高档汽车、金银首饰到LV包，这种炫耀性的奢侈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病态。如何将财富合理使用到社会创新的大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二是不良的消费传统。传统上，民以食为天，在外国人看来，现在国人在吃方面的讲究简直像一种宗教崇拜［36］。在CCTV黄金时段所谓的广告“标王”中，人们可以发现，以名贵烈性酒、高档礼品为代表的奢侈品的充斥和泛滥，这些穷奢极欲的低俗风气与文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没有一定的客户群体，创新不可能持续。华为、中兴之所以崛起，是由于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大客户的需求为前提;没有一定规模的基于TD-SCDMA的3G用户作为基础，中国TD-SCDMA的发展就不可能持续;没有国内巨大市场需求为前提，中国的高铁技术及产业就不可能获得如此突破。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创新型社会的角度将创新文化分为发现科学知识的“知”文化、将知识转化成有用产品和服务的“做”文化，以及消费产品的“用”文化。三者具有共同的特点，亦即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等。但是，三者又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知”文化强调科学创新的首创性、客观性、无私利性，和公共产品属性;“做”文化强调市场竞争，强调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功利性特征;“用”的文化强调主观体验和大胆尝试。

区别科学探索、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消费中的各种亚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理论和政策涵义。理论上，区分三种亚文化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创新文化的认识;在实践中，区分三种亚文化，尤其强调消费文化的升级可以帮助我们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者素质、推动消费文明的升级，最终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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