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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回到“集体主义”现场

2011-05-14万佳欢

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28期
关键词:集体主义新闻周刊工人

万佳欢

当今天你能拿起摄影机了,有人能让你去拍东西了,却突然发现你经历的时代、你喜欢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十几年

7月15日上映的《钢的琴》,再次书写了一出“叫好不叫座”的悲剧。

即便在没有受到《变形金刚3》冲击的第一周,投资500万的《钢的琴》也只取得270万票房,这个数字甚至还不足《孤岛惊魂》票房的零头——后者与《钢的琴》同期上映、投资相当,尽管《孤》引来骂声一片,但仍以恐怖类型片、主演等噱头,在两周内收获6500万票房。

而在今年的国产影片中,《钢的琴》可称是迄今评价最好的一部。男主角王千源因此片斩获东京电影节影帝,影片又包揽上海电影节四项大奖;尽管一些人对电影最后段落的突兀和拖沓颇有微词,也不妨碍这部文艺片获得交口称赞。

导演张猛自称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个“超现实主义者”。就在影片即将上映、忙碌宣传期开始之时,他正躲在北京平谷郊区的山里写《钢的琴》电视剧版剧本。据说,他这一阵子拼命帮人写剧本是为了还清电影拍摄所欠下的债务。

张猛不愿意就票房作出评价,他说“每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命”。他此前的唯一一部作品《耳朵大有福》于2008年贺岁档上映,票房200万,“当年43亿票房中,还有那么些是我创造的呢。”张猛用满意的口吻说起来,却满脸都是无奈。

缅怀没落的工人阶级

在《钢的琴》里,张猛用一种略显荒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了争取女儿的抚养权,下岗工人陈桂林回到废弃的工厂,与一帮以前的工友一起,用钢铁浇筑了一架钢琴。

张猛喜欢早期印度片。在他的安排下,工人们造钢琴时跳起了西班牙舞;偷琴失败后,陈桂林独自坐在大雪中写意地弹奏;几个工人喝高了,没有满口酒气地大喊“再干一个”,而是靠在猪腿上,集体高歌一曲。

这些才是张猛真正想表现的东西:缅怀逝去的集体主义时代。影片里甚至充满了俄罗斯和德国音乐,因为导演想要使用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配器,让观众感觉到集体主义时代特有的声音。

影片后半段,一群工人站在山坡上看着老工厂的烟囱被爆破,巨大的烟尘扬起,渐渐把他们的身影淹没。

中国新闻周刊:故事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张猛:实际上父亲和孩子,包括钢琴,都只是一个亲情的外壳。最打动我的地方是这一群工人再重新回到工厂里面、再度回归工人阶级的感觉。那么一架钢琴的事情能够把所有人再忽悠到一起、集结在一起,这是我特别中意的一个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将钢琴和工人放在一起,是想形成一种反差么?

张猛:有吧。电影里有句台词,工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钢琴,但是看得懂图纸就OK。并不是说工人爱音乐就奇怪,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文艺的情结,都有浪漫主义的情怀。原来的工厂有工会领导,文艺都很繁荣。

中国新闻周刊:上一部影片《耳朵大有福》就是以工人为主角,为什么一直喜欢这类题材?

张猛:整个东北都是重工业地区,老工业基地、共和国长子,也是工人阶级最荣耀的地方。只要你经历过那样的老工业时代,你就会怀念。

影片里描写的那个年代正好是社会变革时期,工人纷纷失业。现在的工人都没有特征,看不出来他们是工人了。

中国新闻周刊:两部电影讨论的主题有延续性,还会继续“工人”的题材吗?

张猛:如果有机会,想再做一个工人的东西。现在有了一点思路,还会是一部东北的,工业城市里发生的事情。《耳朵大有福》像纯纯的素描,《钢的琴》在我记忆中加了一点点色彩,可能变成水粉;也许到了下一部戏更浓墨重彩一些,成油画了。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有人提出电影里有一点点微观政治的东西,你怎么看?

张猛:不是非要跟政治有什么关联,但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些东西,你总要去触碰一点。

“观察生活是一件很累的事”

“玻璃厂,陶瓷厂,一个厂子挨着一个,”在聊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时,张猛语速变快,非常自豪,“钢厂里四处炼钢,到处冒火。”

与沉浸在个体小世界中的第六代电影导演不同,张猛更想表现的是社会性的群体与时代。《钢的琴》既能让经历过“大工厂”时代的人找到共鸣,又能满足其他人对于集体主义的好奇心。

有人把《钢的琴》评论为“亲历体”电影。自小在沈阳老工业区里长大的张猛对热火朝天的工厂氛围再熟悉不过了。正因为此,他一直坚持自己写剧本。

在当下这个鲜有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市场中,《钢的琴》显得另类且“不合时宜”。今年上映的《最爱》传出情节有被删改,《观音山》则评价褒贬不一,而《钢的琴》虽然赚足了口碑,但仍然遭遇到了票房冰山。表现现实主义的影片似乎都难以逾越“现实”这道门槛。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一直把拍摄对象定位于底层与小人物?

张猛:我认为得先去拍熟悉的(人和事),你才会掌握电影的语言,而且首先你不会脱离生活,然后再去高于生活、去做艺术创作。尤其我们年轻导演,刚开始一定要拍些特别接地气的东西。看看自己的视角放到哪里,这些东西值不值得去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你比较喜欢表现这种关照现实和时代的东西?

张猛:你必须要跟这个时代贴近。当今天你能拿起摄影机,有人能让你去拍东西了,却突然发现你经历的时代、你喜欢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十几年,所以才能去怀旧,看一下那个时代的风貌,人的状态,突然感觉那个时代还挺有点意思。现在又过了那么多年,可能再想重新要把集体荣誉感拿回来又更难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目前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影片非常非常少,大小导演都去拍历史剧爱情戏。你认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猛:看你有没有這个心。观察生活是一件很累的事,但是要“源于生活”,必须得经历。

我最愿意干的事是回老家,天天跟同学聚在一起喝点酒、聊聊天,他们天天在社会里面游走,是活生生的。他们把自己经历的事讲给你听,你的故事就会比较直接,而不是网上找一个新闻报道——这几年大部分电影的来源都来自于这些。现在电影都是好看就行,但是它们能不能让观众觉得“啊,我们也曾经那样过”?

中国新闻周刊:拍摄现实主义题材有没有担心过审片的问题?

张猛:现在所谓太灰暗的东西我接触不着……我身边没那种生活。我不会写那些通不过的东西。地下电影不好做。原本用简单的方式也能让老百姓看见,非用一个特别闹腾的,反倒看不着了,这不是在做徒劳的事情么。电影局审查《钢的琴》时就一条意见:字幕“张猛作品”改成“张猛导演作品”。

“再坚持一步也许就能更好”

张猛曾任本山传媒副总,负责广告业务,但他离“商业”二字似乎很远。

《钢的琴》7万元开机,开拍后,最穷时全剧组一共只剩47块钱。张猛几乎是一边凑钱一边勉强完成了拍摄。

5月,发行方一度提出片名“过于文艺”,应该由《钢的琴》改为《疯狂的钢琴》——根据一个在影院进行的调查,75%以上的观众可能会因为后者而走进影院。张猛立即翻了脸,坚决反对,发行方最后考虑到“钢的琴”半年多来积攒的口碑,只得作罢。

“那时定的上映日期是6月24日,有点来不及;如果确定7月才上,可能也就改名了。”张猛无奈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最困难时全剧组一共只剩47块钱,能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张猛:那是拍到中期的时候。摄制组吃饭有一个定点饭店的,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有钱没钱,十天八天一结。演员也就秦海璐。她比较聪明,能感觉得到。当时她说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说有。

只能边拍边从别的地方挪一点,大概借了100多万吧。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热钱那么多,以你曾经的经历和职位,找钱会很困难吗?

张猛:我是两部戏都没赶上好时候。今年钱确实很多,很多人都说,现在钱到处都是,谁能拍就赶紧拍。

但钱也不敢乱用,得找到一个健康的投资。至少操控这笔钱和作品的人,心里得是真诚的、有热情的、对文艺有情怀的,才能在一起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文艺片生存状态很不好。你觉得拍一个文艺片最难的是资金问题吗?

张猛:我觉得最难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导演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住。坚持指的是这种情怀。至少剧本是要打动人,不要是特别矫揉造作的、生涩的作品。

单纯一个商业片找你,可能也不会做得好到哪里去,自己坚持这几年的东西可能也都白坚持,都随波逐流了。这些年有的是人找我拍商业片,什么样题材都有。但是我觉得趁年轻还能再选择一下,再坚持一步也许就能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如果每部片子都不赚钱,很难坚持下去。

张猛:不管怎样,通过两部片子,就会有人对你的创作、视角有信心,会找你拍更多元化一点的东西,选择余地更大。当然你不喜欢的话,尽可能别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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