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元

人有一张嘴，除了吃饭，就是说话。可是，有一些人仗着自己的名声地位，硬是不让人说话；或者是弄出很多清规戒律，不让人好好地说话。比如，“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就出自五代。一个叫冯道的人让门客为其讲《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门客怯于冯道的权势，要避他的名讳，就把“道”改为“不敢说”，结果，好好的《道德经》就念成了这样，也算是一大奇闻了。

冯道（882~954），字可道，号长乐老。曾经侍奉五朝、八姓、十三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官四十多年，是中国官场上的一个不倒翁。晚年的冯道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将他历代当过的官职一一列举，引以为荣。他的另一著作《荣枯鉴》，套用曾国藩的评语，是一本“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枯荣”的官场秘笈。其实，冯道的官场秘笈就是两条：对上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不敢多说一句话；对下苛刻严厉，设置这样那样的禁区，不许多说一句话，一切惟他马首是瞻。

不过，冯道的淫威，也有遭到挑战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李导，去见冯道时，冯说：“老夫名道，而且久居相位，你不会不知道。怎么你也名导，这合礼吗？”李导大声答道：“相公是无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导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冯道听了，虽然不悦，也无可奈何。毕竟，人家说的是事实。

其实，小小的读书人李导，敢于顶撞大官冯道，除了他本人有胆有识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是冯道的部下。说白了，李导不归冯道管。如果像那位门客一样，是捧着冯道给的“饭碗”，那么，李导的腰可能就直不起来，更不敢大声说“相公是无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导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如此犯上，冯道定然不会轻饶他，轻者严厉惩罚，重者让其丢了“饭碗”。或许，李导为了讨好冯道，他会将自己的“导”字改掉，以避名讳。当然，这不过是笔者的主观臆想。门客“不敢说”，而李导敢“大声说”，正应了那句“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的老话。

像冯道这样对上不敢说，对下不许说的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绵不绝。而到了现在，更有新的发展。这种人，比较集中的是在官场上。有那么一些官员，为了把自己的官当稳当，当得越来越大，就费尽心机在讲话上下功夫。对上司，他们说软话。像哈巴狗，摇尾乞怜，颇多媚态。不敢说真话，报喜不报忧，意在讨上司的欢心。对下属，他们说硬话。学狼狗样，呲牙咧嘴，凶相毕露，咆哮不停，让下属服服帖帖，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多说一句话；对同僚，他们说热话。关心体贴，形如一家，意在拉拢人心，结党营私。这些人，像变色龙一样，一会儿说软话，一会儿说硬话，一会儿又说热话，就是不说实话、真话。对此，老百姓是十分厌恶的。

像书生李导那样，敢于挑战权威、名人，有一说一，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有时还带有风险。“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被取消了一切艺术活动的资格，当时，造反派排了一出话剧《云泉之歌》，军宣队请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去看看，提提意见。焦菊隐没有像冯道的门客那样“不敢说”，也没有说好听话，而是说了十五个字：“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有同事知道后为他担心：“焦先生，你可捅了大娄子了。”焦说：“我一辈子都凭艺术家的良心说话，有一说一。”为了这句实话，焦先生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然而，事实最后证明，焦菊隐说的是大实话，这种纯粹以政治为导向，搞图解式的东西，离艺术是很远的，没有一点生命力。“文革”结束了，这种造反派搞的东西也就寿终正寝了。

当今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最需要的是真诚。如果对上不敢说，对下不许说的人多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被扭曲，社会风气就会被败坏。

【原载2011年3月22日《联谊

报·钱塘听潮》】

题图 ／ 有人反对吗？！／ 张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