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有个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在图书馆里写了一个“重口味”的故事：儿子跟后妈乱伦，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乱伦……你说这学生是不是“思想偏激”？

这个学生叫曹禺，那个故事叫《雷雨》。他挺幸运，没有活在如今的北大校园，不然，他将因为“思想偏激”受到校方“学业会商”。可能得交待一下：他哪来这么多龌龊的思想？为什么他这么仇富？他有没有下一步行动？

原来，据《西安晚报》报道，今年五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对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这十类学生是指：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的学生。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特别表示：除学业有困难的学生需要会商，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也要成为会商对象。

偌大一个北大，连食堂涨价都批评不得了。校方表示：会商制度是主要针对学业有困难的学生，那么何以要“搂草打兔子”，把“思想偏激”的学生一并作为管治对象？更有意思的是，“生活独立”也是一项罪名。难道北大的教育目标是让学生生活不能独立？表面上是针对“生活独立”，实际的靶子是“思想独立”吧？这叫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校长情何以堪？他只能默然含泪，说一句：学工部强大！

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创新，没有对所谓“偏激”的宽容，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为“少数派”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空间，能为全世界带来创新的惊喜；但如果桎梏之，阉割之，扭曲之，只会把天才弄成庸才。如今全球最牛的社交网站Facebook，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大学里做这个网站的初衷，只是想搞一个泡妞的平台，方便宿舍之间联系。扎克伯格同学如果在中国大学里搞Facebook，如此低级庸俗，铁定“非死不可”！

再举个北大的例子。北大里与季羡林先生并称为国学大师的张中行，做大学生时就和十七岁的北漂杨沫——也就是后来《青春之歌》的作者——同居了，并生下女儿。张大师的学问成就，未必与当年的少年不羁有关；但一个不许学生抱怨两句“食堂涨价”的大学，铁定培养不出大师。古诗有云：“斧斤所赦今参天”，今日北大校方的“会商”不知会砍掉多少本该参天的大树。

其次，这次北大的“偏激门”，凸显了大学的衙门化。这次的“会商制度”直接管到学生的“思想”上，伤及北大自由办学的灵魂，却是校内的衙门——学工部提出来的。可见，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神马的，都是浮云，学工部才是王道！

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让大学里的“官员”变成风险规避者，说白了：学生有多大创新成就，不是他们的功劳，但出了事就是他们的过错。所以，如今虽然十个大学里九个半把“创新求实”什么的作为校训，可没几个大学的“官员”希望学生整出“妖蛾子”，给自己惹麻烦。以后不要说有什么行动，就是仅仅在思想上“偏激”，也要被校方“会商”一下。

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一个缺少宽容、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整齐划一的时代里，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以及独立的人格。

容得下“偏激者”的北大，才是国人共同景仰的思想家园。

【原载2011年3月28日《东方

早报·观察分析》】

题图 ／ 如此修剪 ／ 大卫·F·卡

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