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和《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汉娜一样，亨里奇的律师辩护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是个体超越于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得其中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也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多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然让人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个手忙脚乱的德国兵是在“蓄意不谋杀”，正管理他的“一厘米主权”呢！

（遥远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40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