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秋

2001年，我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2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大学所在地查普希尔市的弗兰克林大街上匆匆赶路。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小雪，这天天放晴了，但气温并没升高，嗖嗖的冷风刀子似的刮得脸生疼。我把脸扭向右边，以避开冷风的势头。因此，当一位80多岁的满头白发的老人迎着我走上来时，我并没有注意到。

“嗨，下午好。”老人与我打着招呼。

“您好，先生。”我狐疑但客气地回答道。

“您是新来的吧？”

“是的，来了十几天。”

“中国人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叫史密斯，查普希尔市市民。我们想送份报纸给您。”

“它是免费的。”另一个女声补充道。

这时，我才注意到史密斯先生的背后，还站着一位优雅的女士，也有80多岁了，怀里抱着一捧鲜花。见我看着她，她向前迈出一步，与史密斯先生并排站着，微笑着说：“我是史密斯夫人。我们想请您花点时间看看我们的报纸。十分感谢。”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腔调，使她的话显得格外妩媚。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德语的尾音。

说着，她递给我一枝鲜花。

花很鲜艳，香气扑鼻。

报纸对开八版，报头用花体字写着《查普希尔和平信使报》，下面是“史密斯夫妇编辑”，再下面是一排通栏的黑体字：“同样的世界，一样的人们，无论你是谁，让我们一起祈求和平，不再杀戮。愿上帝保佑我们！”

晚上回到住处，我告诉我的房东老王，今天碰到了一对有趣的老两口，女的送花，男的送报纸。

“史密斯和汉娜！”老王笑道，“查普希尔的老风景了。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都上街送报，除了1998年汉娜生病住院的那段时间，周周如此，雷打不动。”

“他们那么大年纪了，还卖报？”

“哪里，他们有钱着呢。”老王听出了我的意思，“那报纸是他们自己编的，每周一期，每期印3000份，除了寄赠给固定的客户之外，剩下的就拿到弗兰克林街上送人。都是免费的。”

美国人有个性，今天算是见到了一对。可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问老王，老王也不知道。

我不禁对史密斯夫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我的好奇心便得到了满足。

这是一个英军少尉和一个德国姑娘的故事。

英军少尉1942年大学毕业之后应征入伍，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在进入德国本土之后的一天，他奉命带一支小分队前去侦察。侦察途中，他们与一队德军巡逻兵相遇，双方发生激战，少尉与他的小分队被打散了，他突围出来，顺着来的方向，摸索着返回自己的驻地。

想着战争即将结束，马上就要和妻子凯瑟琳相聚，少尉心中充满愉悦，脚步也轻快了许多。突然，他似乎听到了隐隐的脚步声。他立刻警觉起来，放慢了脚步，猫一样地溜到一块大石头后面。

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但英军少尉的第六感告诉他，石头的背后有人。由于子弹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打光，他从腰间拔出匕首，沿着石壁向后面摸去。拐过石角，他吃惊地发现，就在他前面，一个德军军官正背对着他，握着手枪，向着前方张望。听见声音，德军军官飞快地转过身来，举枪就要射击。英军少尉飞起一脚，踢飞了德军军官的手枪，同时匕首迅速地向德军军官刺去。德军军官一闪身，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刀。他用左手抓住英军少尉持刀的右手，同时，右手伸向自己腰间，拔出刀来，英军少尉也连忙用自己空着的左手抓住。

两人就这样僵持住了，激烈的搏斗变成了力的较量。谁也不敢松手，谁也不敢乱动，谁也不敢率先打破这个平衡。两人的身子仿佛凝固了，汗从两人的额头滚下来。

英军少尉身高1米85，体格健壮，但德军军官同样体壮如牛，两人势均力敌。然而，英军少尉由于已经出外几天，身体比较疲惫，在角力中德军军官渐渐占了上风。英军少尉感到对方的刀尖慢慢地向自己逼近，他感到自己再也支撑不住，马上就要崩溃了。他眼前飘过妻子凯瑟琳的身影。他们已经半年多没有联系了，上封信中，妻子告诉他她已经怀孕了，现在孩子应该已经出生了吧？可他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就要永远地离开他们了。他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与绝望。然而，正是这悲哀与绝望给了他孤注一掷的勇气，他大吼一声，抬起膝盖，撞在了对方的下胯上。猝不及防的德军军官痛得弯下了腰，英军少尉趁机将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永远地结束了这场角力。

德军军官躺在草地上，汩汩的鲜血冒着泡沫，顺着几乎没柄的匕首流出来，很快染红了周围的地面。这时，他才注意到，这个德军军官还很年轻，也是个少尉，估计很有可能就是刚才遭遇的那支德国巡逻小分队的指挥官。看来那场遭遇战实在激烈，不仅他们被打散了，德军也被打散了。

英军少尉拾起德军少尉的手枪，准备离开。忽然，他发现德军少尉正恳求地望着他，左手艰难地抬起，指着自己上衣右边的口袋。英军少尉警惕地走过去，小心地打开那个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信是从德国国内寄出的，娟秀的字体一看就知道出自一位女士之手。

照片上一位娇小美丽的德国女郎正期待而深情地望着他，太阳照得她微微眯起眼睛，显得分外妩媚。

德军少尉的生命之火行将熄灭，眼中的沮丧与恐惧已经消失，流露出的是无限的牵挂与不舍。他用最后的力气，用简短的英语断断续续地说：“这是……我的妻子……她，她已经，怀孕了……请，请一定将这些东西转交给、转交给她，并告诉她……我爱她。”他示意英军少尉在他面前蹲下，“我不怪你……要怪的……是这场该死的战争。”

英军少尉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残忍的事，不禁歉意地握住德军少尉的手。德军少尉死后，他花了两个钟头，挖了一个坑将他掩埋了，并按照他衣服上的信息，在放在坟头的一块大石头上写下了他的姓名、职务和去世的时间，并在后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战争结束了。在举国上下的欢腾声中，英军少尉踏上了返家的路程。车轮“哐当哐当”地敲击着铁轨，仿佛是他心跳的声音。很久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了，她和爸妈现在一切都好吗？考文垂终于到了。少尉来到自己的家门前，然而曾经熟悉的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以前常走的林间小路被翻了个个儿，二层小楼，他与新婚的妻子在这里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的家只剩下一片瓦砾，屋子周围的山毛榉被齐腰斩断，变成了一根根枯干。他好不容易找到幸存的母亲。母亲哭着告诉他，考文垂在1940年11月遭受德国空军的致命轰炸之后，一直比较平静，谁知1944年9月，就在盟军登陆法国成功之后，德国空军再一次飞抵考文垂。由于市中心在上一次空袭中已基本被炸成废墟，所以这一次空袭的重点放在了郊区。两颗炸弹落在他们住的地方，除了那天正好外出的母亲，一家人全被炸死了。

少尉来到父亲和妻子的坟前，默默坐了两天。第三天，他告别母亲，前往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去完成他对那个被他杀死的德军少尉的承诺。

这个城市也曾遭到盟军的轰炸，到处都是废墟。他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德军少尉的家。眼前是他熟悉的场景，仿佛又置身于轰炸过后的家乡。他像在这里生活过似的，下意识地顺着林间小路来到了废墟的背后，一个用烧过的木料搭起的三角形帐篷前，他看到了照片上的那位漂亮女郎。不同的是，她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满脸疲惫，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她正在把废墟中有用的东西清理出来，见到英军少尉，她停住手中的活，带着些微的慌乱，看着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胜利者。

“我是英国人，叫史密斯。”少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用不熟练的德文说，“我和您的丈夫有过一面之交。他死了，临死前，他托我将这些东西带给您，并要我告诉您他爱您。”

女郎早有预感似的默默接过那封信与照片，转过头，抽泣起来。

英军少尉看着她瘦削的肩头、孤单的身影和鼓起的肚子，不禁升起一种深深的怜悯与同情，他再一次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残忍的事。在当时，作为战士，这种感觉还不太明显，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作为平民，他深深地自责。他毁掉了一个家庭，毁掉了这位少妇的幸福和希望，使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强烈的内疚感折磨着他，他不由自主地在她的面前跪了下来。

“原谅我吧，您的丈夫是我……我杀死的。”他艰难地吐出了后面几个字。

女郎转过模糊的泪眼，看着少尉。

“您骂我吧，打我吧，怎么惩罚都行。”少尉低着头说。

女郎止住哭泣，将少尉拉了起来。

“我不怪你。”她说，“这是战争，不是你杀他，就是他杀你。如果是你死了，今天哭的就是你的妻子。”

“我的妻子已经死了。”英军少尉低声地说。

女郎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少尉。

“在德军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的。”

女郎满怀歉意地握住英军少尉的手，同情地挨近少尉的身旁。

少尉揽住女郎的肩头，虽然他们才相识，但他却觉得似乎与她认识很久了，两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几天之后，他离开了，跟着他一起离开的，还有那位德国女郎。

不用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史密斯夫妇。

2002年2月，我访学结束，离开了美国。回国之后，我还和史密斯夫妇保持了三四年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2008年，房东老王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史密斯夫妇去世了，两人相隔只有30天。两人葬在一起。他们的家人在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他俩的故事。故事的下面，是这样一段铭文：

他们本来应该成为仇人，但共同的遭遇和爱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从此之后，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让两人曾经的悲剧不再重演。

（叶伟摘自《文学界》2010年11月号上旬刊，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