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昊

（湖南商学院 文学院，湖南 长沙）

论曾国藩以“静”治军

彭 昊

（湖南商学院 文学院，湖南 长沙）

曾国藩以“静”治军的思想主要来自于黄老道家，表现在守营以静、以壕为兵和攻城以静、围城打援两方面，充分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道家思想的经世价值，以及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成就事功的重要意义。

曾国藩；以“静”治军；以道补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与兵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推崇忠诚、笃信、仁义等伦理标准，不主张运用权谋应对各种变化，因而很少思考战略战术原则。相反，道家重在理身理国，视身国一体，“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P109），将人的修身保养与国之治理防卫放到同样重要的高度，认为两者必须遵循共同的“道”，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P317），“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3］（P552）。所以道家也必然论兵、言兵，其思想与兵家有许多相通相合处，进而深刻影响到历代军事理论、战争谋略、战术指挥等理论学说的构建，至今仍有道兵家一说。［4］道家明确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1］（P284）十分重视运用战略战术谋求取胜之道。作为立下赫赫战功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心仪的道家人物范蠡、张良、诸葛亮、李泌、郭子仪等都是著名的军事谋略家，而深受道家影响的古代军事家更可谓史不绝书。曾国藩明确主张：“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5］（P345）他指示王所率湘勇在训练时“务须讲求分合之法，千变万化，行伍不乱，乃可以少胜多，以静胜动”，训练严格，军法严明，才能以静胜动。虽然王爱兵如子，能征善战，是令对手害怕的“王老虎”，曾国藩仍批评他“惟以久履行间不得养静为虑，则尚有所未达。须知千军万马，金鼓聒之中，未始非凝静致远、精思通神之地”［6］（P88），以致有岳州之败。他批评弟弟的吉字营“锐气有馀，沈毅不足，气浮而不敛，兵家之所忌也”［6］（P88），常要求将领“息心静观”［7］（P545），将道家体道修身的主静方法运用到临敌指挥中。

道家进入自然无为之境的首要途径是静观玄览，因而主静，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1］（P124）要尽可能地排除杂念物欲，回归于虚静无为，因为那是天、地、人的本源状态。“静为躁君。”［1］（P171）“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1］（P209）“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1］（P301）只要守静，修身和治天下时则会遵循无为之道，进入理想状态。魏源认为：黄老静观万物之变，而得其阖辟之枢，惟逆而忍之。静胜动，牝制牡，柔胜刚；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8］（P3）

《淮南子·兵略训》明确将“静”运用到军事活动中。“兵静则固”，因为“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根据“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疲则威可立也”的理论，主张治军应该“静以合躁，治以持乱”。“静则能应躁，后则能应先”。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是争斗时的明智选择，所以“圣人贵静”，体道修身应如此，养生治国应如此，用兵之时更应如此。此后，理学家吸取了道家的贵静学说，构建了主静的修身理论，却并未将之运用于治国治军方面。曾国藩以“静”治军的思想，追根溯源，在儒家思想之外，主要还是来自于黄老道家，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战争中无非攻和守两方面，曾国藩的攻守战略中，都主张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守营以静 以壕为兵

曾国藩于咸丰五年江西南康水营作《水师得胜歌》中就规定：“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切莫乱打锣和鼓，亦莫乱放枪和炮。”第二年南昌省城作《陆军得胜歌》也规定：“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第四规矩要肃静。”“不许高声大喧哗。”咸丰八年时还规定：“贼来不许出队，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5］（P462）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致李元度的信中，他举例说明了守静的原因是：“贼匪每夜明火列炬，更鼓严明，正守城之下乘。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炬。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7］（P541）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黄文金都是善守能攻的良将，江忠源守南昌也是静守待敌，以无声胜有声，都是成功的战例。当时李元度遭遇的抚州太平军守军则不知静守，“正守城之下乘”，容易露出破绽，所以对于李元度增兵的要求，曾国藩引用《庄子·达生》中“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的话说明“外重而内轻，其为蔽也久矣”的道理，拒绝再增抚州陆兵，“实以金注太重为虑”，希望李元度“冷眼窥之，无乘以躁气”，“自能觑出可破之隙”［7］（P541）。守营以静的前提是修筑壕墙，保证军营的安全。《营规》规定：“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5］（P464）李元度率领未经战阵的平江勇出征江西，曾国藩极不放心，告诫他要记住四条，当务之急的第一条在于：“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7］（P498）先要立于不败之地，保全实力，这是弱旅的自卫之道，须先守定我方的不可胜之道，再谋制胜对手的可胜之道，此后两月的通信中还反复强调督促李元度“深沟高垒”［7］（P499-518）。

曾国藩制定军规，不厌其烦地要求将士认真安营扎寨和修筑壕墙。［5］（P427，460，464）同时还命令在黎明之前派三分之一的人站墙子，即墙内守卫，其余三分之二的士兵休息，以逸待劳，即使在夜晚遭到偷袭，三分之一的兵力利用壕墙花篱也可抵挡一段时间，乘机组织有效反击。曾国藩规定湘军只日行三十里，先求立于不败之地。王运记载说：“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四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状，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8］（P160）可见，对湘军不无微辞的王运是赞成这种“笨”办法的。李鸿章也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拨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9］（P173）据说，李鸿章在咸丰九年奉师命赴吉字营练习军事，见军中日复一日修筑壕墙，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无他，唯闻寇至而站墙子耳。”［10］（P23）他对老师的“笨”办法不以为然，殊不知，正是这个看似笨拙的办法，让双层壕墙内的湘军顶住了猛烈的攻击，保存了根据地和有生力量，在攻打九江、安庆、金陵、乃至剿捻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湘军用双层壕墙，外抗陈玉成、李秀成援军，内围安庆守军刘林部，截断其粮食军火供应，前后两年苦战，终于赢得胜利，扭转了战争形势，此后便转入战略进攻。安庆之战伤亡多且持续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守将刘林知兵善战，“静守不出，无隙可乘”，湘军“攻坚徒损精锐”。曾国藩称英王陈玉成为“狗贼”、“狗逆”，却尊称刘林为先生，敬佩这个对手运用了和自己相同的战术和坚韧不屈，还要求在城破之时，“严密巡逻，无令翁一人脱逃耳，”因为“爱其人，故称翁”，这既是战场上的惺惺相惜，更表现出曾国藩对刘林运用静守战术的敬佩。

天京之围中，李秀成率十三名将领二十万援军进攻曾国荃三万孤军，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日起，对湘军雨花台大营围攻了四十六天，轮番冲击，昼夜不息，始终未能攻破湘军的双层壕墙，反而伤亡十几万人。同治二年曾国荃孤军深入雨花台时，曾国藩力主退兵，后来亲自巡视军营后发现：“昔年粤贼所至，筑垒如城，掘濠如川，坚深无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军修垒浚濠，今实远胜于昔。”［11］（P3172）视此为“可喜之机”，不再坚持退兵之议。

民国著名将领蔡锷曾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12］（P184）“在咸、同时，战争两方，主要是营垒争夺战，野战是少有的。营垒争夺战，第一步是要能自守。”［10］（P169）自守之后，才能静候等待敌人疲惫，趁此间隙，抓住弱点，然后突然发动攻击而取胜，这也是曾国藩以“静”治军思想的精髓。

攻城以静 围城打援

湘军出征时，太平军已横扫长江中下游地区，湘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攻城夺地。太平军“以守城为得计，而官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贼长于守城，短于野战。贼避短而用长，我弃长而就短”［13］（P246）。太平军与各地的会匪和历史上的农民军不同，十分重视建立和建设以城市为中心的各级政权，“善于打以城市为依托的防御战，从而使攻城与守城成为这次战争的主要形式”［14］（P167）。曾国藩在湖南境内平乱的经验不适用了，史书中所记载用来对付前代农民起义军的谋略也成为“纸上谈兵”，他只能另谋他策。湘军在武汉、袁州、瑞州三次攻城战中大遭挫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咸丰六年五月攻抚州时，他的“围城打援”战术已经萌芽：“惟荀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据此批评李元度攻打抚州“猛进有馀，好谋不足”［7］（P543），也就是知进不知退，浪战强攻。“求功之心过锐”，“专务体面”，告诫他应该“息心静观”［7］（P545）。到六月十六日，明确向罗萱提出了围城打援的方法：“率六营者在抚，专以断援贼接济为主，不必乘梯登城。深沟高垒，自治严明，以待援贼之至而痛歼焉。”［7］（P567）

咸丰六年七月的武昌争夺战是湘军围城打援战略方针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当时胡林翼、李续宾的攻城湘军薄弱，不敌武昌守军和石达开的救援大军，于是在青山、鲁巷间筑垒挖壕，将东湖、南湖、汤孙湖、青菱湖等一带湖群连接起来，并以水师炮船封锁水面，形成一道防线，内困武昌，外抗援军，使弱旅变为强军，使石达开的援军无计可施。湘军终于在四个月后乘天京内乱之机攻陷武昌。曾国藩接到胡林翼的报捷信后，立即总结了这一有效的战略，传达到江西前线：“伪翼王石达开往援武昌，大为李迪庵所败。闻我军先期修垒浚壕，宽深各二丈，该逆来扑，我军坚忍不出。待其气尽力乏，彼竭我盈，然后出而大战，屡次以此法致胜。石逆日内必来瑞州救援，尊处亦当以此法御之。石逆在武昌所以致败之法，宜与各营官详细言之。”［7］（P594）湘军迅速调整了战略思想，从此以围城打援为法宝。后来湘军相继攻克九江、瑞州、吉安，都是在城外开挖壕墙，长期围困，断绝接济，阻击援军，待其自毙。曾国藩向胡林翼总结道：“前此武昌之围、九江之围、瑞州之围、吉安之围，其要在长壕，其妙在水师。”［7］（P765）将利用长壕而围城打援之功置于水师之前。

江西战场上的景德镇争夺战，曾国藩严厉批评张运兰不听指挥，“置若罔闻”，性急出战，“此后宜敛兵守险，蓄锐养精，以静待动，一月以内，无许出队进攻。贼若来犯，俟其近前，然后并力痛剿，必能得手”［6］（P136）。不轻易出战，静待对方主动进攻，三天后，又批示：“稍休息以待时，固无大害。”二天后，再次批示张运兰：“止宜固守，不宜轻动。”等到对手“粮食将乏，自可乘机痛剿”［6］（P137），等待时机，伺机反攻。唐义训守绩溪之法，应是“以静字为主”［6］（P257）。朱品隆守休宁，也要“不出则坚壁静守”，对付敌方的攻城，要“少钝其锋而销磨其气”，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者”［6］（P262）。怎样做到静守呢？要“不放一枪，不出一人”，［6］（P263）告诉罗萱要“蓄养锐气”，若瑞州城守军出来搦战，“我军善刀而藏，坚壁不战”［7］（P595），“善刀而藏”一词出自《庄子·养生主》，是庖丁解牛后的收束动作，他以此来形容静守。如营规所强调：“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打仗要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刀矛对杀之时，要让贼先动手，我后动手。头一下已过，第二下未来之时，我拨他头一下，正好杀他。”［5］（P461）

太平军坚守九江的是骁将林启容，他守城“静若无人，夜无更柝号火”，湘军一至城下，“则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真“一将才也”！［15］（P25-26）另外，石达开守湖口，罗大纲守梅家洲，都是深沟高垒，坚壁不出［7］（P574），曾国藩正是从太平军守城经验中进一步认识到以静制动的重要性，再结合武昌战场上的成功经验，不断改进，并将之发展成为“围城打援”的攻城战术。

围城打援需要稳定的后勤保障。湘军建军之始，就十分重视后勤供应和兵力补充，依靠湖南湖北两个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饷和兵源，能打持久战。相比之下，太平军内部则各自为政，力求速战，难以相互配合，特别在水师失利后，后援无力，粮草供应更是陷入困境。咸丰十年、十一年的安庆攻坚战，是湘军和太平军形势变化的关键点。陈玉成从江苏千里救援，直指安庆集贤关外湘军营垒，敌众我寡，形势严峻，曾国藩的办法是“坚守静待”，“贼初来之日，不必出队与战，但在营内静看，看其强弱虚实，看得千准万准，可打则出营打仗，不可打则始终坚守营盘，或有几分把握。每日黎明，贼来扑营，坚守不动，直至申酉间始出击之，故无日不胜”［16］（P594）。后来，陈玉成从湖北急速回救安庆，“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呐喊，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7］（P650）。陈玉成和李秀成在江北江南出兵，就是为了调动安庆的围军，保住天京上游，曾国藩“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鲍军亦不调开矣”［17］（P711），指示外围多隆阿部宜用“静字法”击退陈玉成援军［17］（P758），都是以静制动的战略。即使是短兵相接的壕沟战，曾国藩也要求以静为主，“专守大濠，神不外散，力不旁分，待贼入外濠之内，我以群子火蛋打之，愈近则伤者愈多，似难站脚”。为保存实力，甚至希望“专守内大濠，不必出濠与贼争锋”［17］（P762）。曾国荃的吉字营“采取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故伎，坚守工事不出，迫使太平军进行攻坚战”［15］（P261），也就是官文在奏报中所说：“我军不动声色，俟其逼近，始以枪炮轰击。”［17］（P13）正是“不动声色”地依靠双层壕墙之功，吉字营才由弱变强。陈玉成的西线救援大军轻视了双层壕墙的威力，反而由强变弱，损失惨重，最后导致安庆失守。从此天京失去了长江上游屏障，太平军再也无力回天。

（清兵）驻扎在城上大炮射程之外的地点，建筑起无数敌人爬不进他们也爬不出的坚固土垒和木栅，把这个苦难的城市团团地围困起来……他们十分精明地在安庆周围，自扬子江上游直到城边，修建了绵长的木栅封锁线。他们运用哲学的思维，精密地计算到，当城内粮尽的时候，他们的兵士就可以吃得饱饱地爬上城墙而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打击”；同时还可以用最简便的好办法来随意搜罗那些饥饿待毙的守军头颅。这样就可以占领这个城市。这种办法虽然历时长久，但是轻而易举的，毫不费力，用不着战斗就可以结束战争，并领到人头赏金。［18］（P262）

1865年5月，清廷命曾国藩北上剿捻，他“实际上是将过去的防点改为防线，其指导思想还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老一套”［19］（P182）。他设计了“四镇六游十三区”的“重点设防”方案。所谓“四镇”即在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驻扎由湘淮军组成的重兵。“十三区”就是指在四省的十三个州驻扎地方部队。四镇十三区的驻防之师，专重迎剿，不事尾追。“六游”就是指挑选马步劲旅，组成六支游击之师，追剿捻军。后来又接受刘铭传的建议，实行防河之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以堤之止，制水之流，或者渐有归宿。”［7］（P5198）即利用河流作为天然濠堑堵剿捻军，防御由点发展成线。他在东面的运河，北面的黄河，西南面的贾鲁河、沙河、淮河分道层层设防，重点布防贾鲁河、沙河，妄图将捻军压迫到豫西南的荒瘠之地，聚而歼之。捻军利用清军内部的层层矛盾，迅猛出击，在开封附近突破豫军设围不力的河防，跳出包围圈。清廷急于求成，没有耐心等待防河策的实效，见曾国藩剿捻二年尚未成功，于是匆匆将他撤换，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剿捻战略的失误。后来，继任者李鸿章仍是萧规曹随，遵循师法，利用河道的地势，挖壕修墙，采用限制捻军活动区域的“笨拙”办法，布防更加严密，逐步缩小包围圈，使之失去善于运动战的长处，最后相继剿平东、西捻军。

曾国藩将自己一生的制胜方略归纳为“结硬寨，打呆战”［13］（P787），正是道家以静制动、以拙胜巧思想的体现，充分表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道家思想的经世价值，以及对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成就事功的重要意义。王运评价他“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8］（P161）。他作为运筹帷幄的大帅，不必横刀立马冲锋陷阵，不同于杨岳斌、鲍超等将领。“各将领征剿，以神速为贵，故变动不居；大帅以镇定为贵，故宜以静制动，斯得主有常。”［20］（P252）所以他津津乐道的是“实则行军以稳静二字为主”［7］（P1577），用人主张“军旅之才，以朴讷安定为主，自是至论”［7］（P1611）。连他的弟弟曾国荃也认识到：“临警之时，想各将官必能静以待动也。”［21］（P208）当然，“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21］（P362）。临阵时要善于抓住时机果断出击，“出则须以大队猛打，不可零进零退，徒长贼焰也”［6］（P262）。那属于前线将领的随机应变，不同于大军统帅的战略指挥了。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左丘明.左传·成公十三年（李维琦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1.

［3］班 固.汉书·郊祀志（陈焕良、曾宪礼标点）［M］.长沙：岳麓书社，1993.

［4］葛荣晋.老子与兵家［J］.中华文化论坛，2002，（1）：48.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4.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批牍［M］.长沙：岳麓书社，1994.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4.

［9］罗尔纲.湘军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2］蔡 锷.曾胡治兵语录［M］.成都：巴蜀书社.1995.

［1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十三（刘泱泱，岑生平等点校）［M］.长沙：岳麓书社，2009.

［14］龙盛运.湘军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5］郭嵩焘.罗忠节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9］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

［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4.

［21］曾国荃.曾国荃集·第5册（梁小进等点校）［M］.长沙：岳麓书社，2008.

（责任编校：文 心）

On the tseng Kuo-fan’s Thought of Using“Sedtion”to Run the Army

PENG Hao
（College of Commerce，Changsha，Hunan 410000，China）

The Tseng Kuo-fan’s thought of using“sedtion”to run the army came from Huang-Lao Taoism，mainly in two sides of guarding the camp to keep quiet，using the trenches for the soldiers and attacking the siege in order to be quiet，surrounding the castles and attacking reinforcements.These fully reflect the way of thinking of supplementing Confucianism with Taoism.This shows the value affected the modern times of Taoism，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to get achievements.

Tseng Kuo-fan；using“sedtion”to run the army；supplementing Confucianism with Taoism

K254

A

1000-2529（2011）03-0115-04

2011-01-20

湖南省曾国藩及湘中文化研究基地“道家思想与曾国藩的治军之道”（10ZZB03）

彭 昊（1975-），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