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巧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4）

试论公民社会成长对于社会稳定的双重功能

欧巧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4）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民社会成长会对既有的生产关系形成冲击，非理性化公民行为，对于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积极引导公民社会成长，不仅有助于推动生产关系改革创新，同时还具有畅通民情反馈和民意表达渠道、消解社会矛盾、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辩证看待公民社会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积极引导公民社会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公民社会成长对于社会稳定的积极功能，显然有助于促进社会内生性和谐和社会长期稳定。

公民社会；民意渠道；公民自治；内生性和谐

交往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离开交往，人类文明传承便无法进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明，无一不是在相互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能力，即获得人自身在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方面的发展。

交往活动中，当民众利益与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公民作为自身利益的诉求者和表达者，在现实中常常有非理性化、群体化、情绪极端化等行为出现，其行为后果一般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对此，理论界大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严格控制论与积极引导论。严格控制论者认为，公民有规模的、无组织的、个人有目的性与群体盲目性的活动对社会稳定不利。积极引导论者认为，公民集体性行为呈现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公民宣泄情绪、表达诉求的渠道如能得到及时梳理，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动态稳定的社会秩序。

一、公民社会及其研究

公民社会成长是指包括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文化的兴起、公民意识养成、公民理性增强等在内的庞大的社会工程。

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西方早于东方。西方研究公民社会成果卓著的主要有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等。洛克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公民社会，认为是社会先于国家而国家应受制于社会；孟德斯鸠认为法治至上、君主受制于法治，法治则通过分权来保障；黑格尔吸收洛克与孟德斯鸠的观点，从公民社会的组成本身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个人基于相互依存而组成的联合体。他指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P197）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公民社会，将黑格尔颠倒过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认为不是上层建筑决定公民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说：“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P130-131）

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把公民社会重新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

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是距今最近的公民社会理论，他认为公民社会既独立于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领域，又独立于以社会文化生活为内容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的公共生活充满孤独、冷漠主要是源于商业化原则和科技政治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通过自主交往来重获人的意义与价值。

总观西方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尽管他们的研究各有自己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但是，权利、自由、平等是其共同关注的核心。

二、公民社会的历史生成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生成性。只要实践仍然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本质。

公民社会是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说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人类演化史表明，不管是在基于生存需要的对人的依赖阶段，还是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对物的依赖阶段，生产、合作、交换，是人类发展链条上的核心环节。舍此，人类历史除了在虚幻的逻辑推演中成为神秘，它将什么也不是。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56）从事社会实践的主体、客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整个社会就是复杂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人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市民、公民，就是他们所处的那个阶段实践中最活跃的精灵。

分析：“和声的歌剧”显然行不通。作者使用opera意在形容宾客们高亢兴奋的歌声，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翻译了。

然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P532）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具有历史继承性的论述，不仅从历时态角度阐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交往的产物。同时，也包含了共时态上的生产力状况是该时态上的全部公民实践活动的产物的同命题。而且，任何时态中的人，只有在相互交往、相互合作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P119）

关于个人与他人在发展中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4］（P515）任何单个的人，只有通过普遍交往，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结成生产联合体、利益共同体，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包括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即获得人自身在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发展。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无一例外地说明了，单个人只有在通过相互合作而形成的以联合体为形式的社会化过程中才能确证自身并获得发展。在谈到社会成员普遍交往、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与理想社会的关系时，马克思说：“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通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P86）

市场经济把不同的生产者联系起来，使人类历史处于前所未有的联系最频繁、最直接、最密切的阶段。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个人和组织有可能摆脱政治权利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生活的主体，寻求自己的内心体验、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市场经济更是凭借贯穿交换过程中的平等理念营造着公民社会的自治意识，使公民在政治生活领域之外建立比如学校、俱乐部、协会、教会之类的组织等成为可能。学校、俱乐部、协会、教会等组织提供公民智力资源、伦理资源以及其他精神资源。

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形成之前，比如在原始社会里，个人依赖群体而生存。奴隶社会里，多数的“奴”是少数的“主”的私有财产，可以当做“主”的私有物出售、奴役。自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以来，人的主体性服从于神的权威，无地的无产者服从于有地的有产者。即使在许多国家获得解放、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个体被全体湮灭的机制仍然大行其道。如集体主义至上、家长制、包办婚姻等，就是典型代表。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个性自由和个人发展获得认可；禁欲主义受到批判；科学理性开始被崇尚起来。人的主体性也随着公民社会的形成而得到增强。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以价值规律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为“大社会”和“小政府”。自由主义，或大社会、小政府观念，包含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促生了公民社会的诞生，而公民社会的诞生反过来又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

发端于市场经济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打破封锁、获得平等交往为理念的市场经济，必然催生公民社会的生成和发展。

以市场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动摇了原有的由国家主控社会资源配置的地位，却具有国家不曾具有的灵活性、高效性。让市场配置资源有利于减少盲目性，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利于减少政府对企业、商贸等活动直接干预，有利于减少政企不分、官商合一，有利于减少政府官员借公共权力强制干预生产，使市场经济回归到由契约、法律和宏观调控的轨道上来。

“市场供需关系”是市场经济的绝对命令。供需关系的平衡、有序是市场持续进行的基石。市场经济得以发展与繁荣的“守夜人”不是国家、政府，而是市场供需关系中的平等交往、自由交换原则。这个原则开始以民间契约的形式出现，后来才发展到法律这种高级的契约形式。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正是以各种契约形式规范公民活动并影响政府行为的。而公民社会、公民理念、公民文化在起源上与契约精神是相吻合的。它们具有自身的特点，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并且相互促进。但是，它们的存在和演进都是以人类的生存、生活为旨趣的。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目标为考量维度的人类文明的持续问题，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价值核心。

社会和谐，通常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指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人与人关系和谐是指人与人诚信、合作、平等、协商；人与社会关系和谐是指人在民主法治、平等正义框架下处理社会事务。

社会和谐，既指化解矛盾的方式、过程，也指矛盾化解的结果。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体。

以契约和法律规范为处事准则、以社会和谐为价值核心的公民社会，其建构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外力所强加的，而是产生于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内在的必然，是自由、平等、协商的产物与要求，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主动建构的产物，是内生性和谐。内生性和谐中，和谐由生产过程需要引起，在公民社会相互关系中发展、并在公民文化中不断丰富，是由内而外的和谐。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过程出现的矛盾被迫做出让步，由生产关系到生产力、由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做出的调整，是外生性和谐。外生性和谐是源于解决生产过程的矛盾，源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的需要、由国家、政府作为主体出面而发展起来的由外而内的和谐目标和建构和谐社会模式。

由内而外的内生性和谐，在解决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中，其主动性、积极性、有效性高于外生性和谐。

三、公民社会成长对于社会和谐的正负相关影响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则是人的关系的总和。众多不同具体的个人在生产交往活动中，会存在利益冲突。在“自由联合体”式的理想社会实现之前，公民作为自身利益的诉求者和表达者的存在形式与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二者在利益上存在不一致性，在力量上也存在不对等性。由于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与力量上的不对等，平等协商难以成为解决矛盾的路径。矛盾斗争的结局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出现非理性化、群体化、情绪极端化等行为，而且一般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代表公权的一方即政府往往处于绝对的强势。鉴于此，理论界大致存在两种观点——控制论与疏导论。控制论者认为，公民群体性活动一般是有规模而无组织的、个人目的明确而共同目的模糊，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疏导论者认为，公民群体性行为所呈现出来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不是公民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公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如能得到及时疏导，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动态稳定的社会秩序。

关于公民群体性行动对于社会稳定、和谐的影响的两种不同观点，实际上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稳定观。第一种是静态的社会稳定观，即将社会稳定看作是静态的，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同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将政府意志等同于公民意志。第二种是动态的社会稳定观，即将社会稳定看作是政府与公民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良性互动过程。一般而言，静态的社会稳定观对应于经济体制的高度计划性和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性。动态的社会稳定观则对应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

公民群体性活动，有规模无组织，有组织无纪律等特性，确实显示出了：群体作为个人“利益联合”的外在工具性，包括市民社会中个人意志的无限膨胀，一部分沦为另一部分人的手段等，必然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走向对立与冲突，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然而，自觉的、非官方组织的公民交往活动，它可以缓解人们心理压力、化解部分矛盾，联络干群关系、减少上访几率。适度的、法律范围内的群众集会、结社、游行等，从表面看，它影响社会稳定，从长远看，它恰好承担了人们释放不良情绪的下水道的作用，不仅不会造成混乱，反而会更有利于社会大局的长期稳定。

近年诸多媒体不断披露：近年各种社会矛盾增多、上访事件增多。关于这个事实，一方面，确实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披露社会矛盾、督促解决矛盾，也正是媒体更客观、更公开、更有效的表现，是群众意见表达渠道通畅的反映，因而也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表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廉价、快捷、且最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型的民主形式——网络民主或网络监督，是对政府行为进行民主监督的有效补充，因而也最具公民性，并具有传统文化不曾拥有的独特作用。当然，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间接性等特点，也给提高公民素质、加强管理提出了挑战。

四、齐美尔的“安全阀”理论对于消解社会冲突的启示

在团体之间、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以及各个层次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社会学公认，冲突既有破坏功能，又有建设功能。如何使破坏功能最小化、建设功能最大化，是力求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目标所在。矛盾或冲突的解决策略，或通过说服以促使冲突中的一方做出权利让渡；或通过协商使冲突双方作出让步，将冲突暂时搁置；或通过强制手段而消解矛盾；上述所列针对解决冲突的对策，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冲突，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原有冲突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仍可能死灰复燃，甚至升级。

对于冲突的处理，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的解决社会冲突的“安全阀”理论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齐美尔认为，矛盾和冲突是掩盖不了的，压制越久，反抗越强烈；而让不同观点、不良情绪适当渲泄，有利于缓和对立情绪，从而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正如利用高压锅煮食物，没有限压阀，食物不能熟；限压阀过重或堵塞就会使高压锅爆炸。给不满情绪留下一定的发泄渠道、途径和方式，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有序运行，这里的发泄渠道、途径和方式就称为社会“安全阀”，也称“限压阀”。公民结社、集会、出版、游行等行为，被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为自由权利，与齐美尔的“安全阀”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国内外，成功地运用社会“安全阀”理论来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先例很多。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指定北京市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等几个公园作为外国和中国公民和平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场所，既能确保奥运会期间整个赛区的交通顺畅、环境优美、秩序良好，又尊重和保障了外国公民的诉求和中国公民的权利，是中国畅通民意渠道、法治与人本和谐进步的体现。

公民社会对于社会稳定具有正负相关的双重作用，因此，对待公民社会，需要辩证的态度。既要注意消解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中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因素。也要积极引导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强化公民社会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正面作用。

引导公民社会健康成长，需要健康的公民文化。产生、发展于自发性形成的市场经济、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展开的反映公民社会的观念形态——公民文化，并存着健康与不健康成分，它并非天生就是主流文化，或与主流文化相一致。

健康的公民文化的发展，对于增强人的主体性、保障人的权利，化解各种矛盾，增强民主监督能力、促使政府清廉、化解潜在的社会危机具有重要意义。而不健康的公民文化，会破坏社会健康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于落后元素与先进元素并存的公民文化，批判与扬弃是必不可少的。健康与不健康的公民文化都有它自身形成的社会基础，批判与扬弃必须从形成它的社会基础入手，以改良文化形成的土壤条件。同时，公民文化的成长需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因此，要对公民文化抱以宽容的态度，给公民社会一个成长的空间。健康的公民文化，会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正确的变革要求，这种变革要求的提出，正是一定阶段先进文化生命力的具体呈现，是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性之所在。

总之，辩证看待公民社会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积极引导公民社会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公民社会成长对于社会稳定的正相关作用，显然有助于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张力，有助于促进社会长期稳定和社会内生性和谐。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 扬，张企泰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责任编校：彭大成）

The Double Functions of Civil Society-Growing to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OU Qiao-yun
（College of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inevitably promotes the productive forces by impacting the existin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I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conflicts which Government plays.To view dialectically the civil society’s role of constructing social harmony，social stability，nurturing civic culture，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and so so，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structing harmonious，healthy and sustainable society.

civil society；civil culture；self-control；social harmony

C912.3

A

1000-2529（2011）03-0034-04

2010-10-20

欧巧云（1969-），女，湖南冷水江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政治理论课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