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关于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王雨辰

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追踪研究的热潮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双重转换,有助于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追踪研究;理论研究

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呈现出研究边界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 20世纪 7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踪研究,这种追踪研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但是由此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不同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混淆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二,追踪研究的热潮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冷落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人物、新名词和新概念不断登场,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并未真正得到深化。第三,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价值立场和目的亟待校正。本文旨在批判地反思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能否不加区分地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二者不仅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存在区别,而且这两个概念在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使用上具有特殊含义。

从二者在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区别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概念的内涵上是指国外出于各种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在外延上则包括西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学”四个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在概念的内涵上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它既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从概念的内涵上看,它是缘起于 20世纪 20年代西欧共产党内一批理论家从探索适合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出发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从外延上说,它主要是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它是指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论述的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笔者主张把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①参见王雨辰：《加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观念与方法》,《河北学刊》2009年第 4期。由于我国学术界也通常把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也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和论述,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笔者之所以反对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除了二者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有所区别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理论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虽然我国学术界还存在意见分歧,但学术界目前的共识是应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把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研究不会在学术界引发太大的争论。同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看,他们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和适合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不管其个人遭遇如何,都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与此相对应,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中的部分理论家,他们在理论上并不认同马克思,甚至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如果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研究,必然会引发学术界较大的争论和意见分歧,由此就会引发一个难题,如果只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将很难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无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予以准确的理论定位。

那么我国学术界又为什么要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已经不能完整反映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困境存在密切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后,对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由于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且比较敏感,一部分学者从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目的出发,主张绕过这一问题直接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并提出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地域性概念以淡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较为浓厚的概念。但后来部分论者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并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不管什么理论思潮只要能够为我所用,就可以直接拿来,所以作为一种标识地域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逐渐流行。2005年国务院学位办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正式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我国学术界由此出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中暗含了两个需要我们明确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既然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区别,理论性质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就要求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区分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另一个问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地域性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当追问其理论性质,对其展开价值评价。因为对任何一种理论的研究最终目的总是要对它进行理论定位和价值评价的,否则这种研究就只能走向实证化、技术化和破碎化。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尽力回避这个价值评价的问题,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理论研究学术化的体现,这并不表明价值评价的问题不存在,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无力解决。也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避,我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往往把对具体理论家和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发展割裂开来,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也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停留于对思潮、人物理论观点的评介上,使资料评介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现象。

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有区别地加以使用,一方面就是要求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所谓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关于客观事实的判断,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由于当代西方学者广泛借用马克思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形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的理论,可以把他们的理论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展开讨论,但他们是否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探讨他们理论中的主导成分。我们不能脱离理论家理论的整体,片面借用和运用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把它们作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理论文本的依据,这恰恰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是要求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我们需要研究和了解西方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潮,但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具有更直接的理论渊源,对于我们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理所当然也应该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

二

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征是对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思潮流派的追踪研究成为一种潮流,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相对冷落。对新思潮、新流派的研究当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这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问题之一是如果绕过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葛兰西、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就无法说清楚 20世纪 70年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源流和来龙去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研究,都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①参见段忠桥：《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 3期。问题之二是追踪研究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盛行的资料评介式的研究方式,使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像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望花筒,新思潮、新人物、新概念虽不断登场,但引进、评介这些新思潮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目的和意义何在的问题,或者被遮蔽,或者被忽略。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展开对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应当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转向强化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以此来深化当前的追踪研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这是推进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可行途径。

笔者之所以主张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转向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如下四点原因。第一,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虽然比较熟悉,但是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却谈不上系统和深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存在理论上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双重时空错位。从理论上的时空错位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学术界之时,我国学术界把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的正统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恰恰是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社会历史条件的时空错位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对西方现代化后果的反思,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和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展开了研究和批判,其理论论题的本质和原意较难为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人所理解。而当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当学术界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样化理解,使得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成为可能时,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了追踪研究。从超越资料评介、立足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宏观上看,不说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第二国际、同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问题的关系,我们就很难真正把握其理论发展的轨迹;从微观上看,一方面对具体理论家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运思过程的总体把握、对同一流派不同理论家思想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研究的空白和深化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哲学观、文化观、科技观、生态观、现代性理论等,学术界虽有所涉猎,却远未达到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上述情况说明,深化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的确是必要的。②参见张秀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 12期。

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特质是我们应该把理论研究重点转向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原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它的非正统性和批判性。所谓非正统性是针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主要是指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认为这种解读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是立足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没有突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所谓批判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他们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的发挥,强调马克思哲学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和培育工人阶级“集体意志”的引领功能。二是他们强调通过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展开批判,通过这种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能力和对自由的渴望,摆脱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总体控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上述特点,使其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注重对马克思哲学革命道路、哲学革命实质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功能、使命、理论体系等关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内涵与实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其二,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后果的反思和新科学技术革命所导致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其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相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流派,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更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而且能使我们更好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具有更加直接和重要的价值。

第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没有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细致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把握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脉络和理论实质。①杨东篱：《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中国误读》,《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 9期。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流派众多,但就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总的看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抵制与背离 (消极性态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积极性态度)。”②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 36页。而无论是就他们积极重建马克思主义还是消极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成为他们建构理论的中介和重要的理论来源,我们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为例来说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理论建构的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批判后现代主义,积极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性的流派。它在建构其理论过程中,不仅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文本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而且他们对技术理性和生态危机的关系、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态危机的关系的论述深受卢卡奇、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相关思想的影响;他们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深受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自然解放论思想的影响;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重构深受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只有弄清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才有可能准确评判其理论得失和其理论地位。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和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较近以及和后现代主义联系较近的两大理论谱系,但总的看他们都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内容,属于消极抵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流派。③参见颜岩：《阶级解放真能导致人类解放吗?》,《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 2期。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影响。④参见莫雷：《从激进民主到阶级斗争：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的政治策略的差异》,《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 2期。对此,拉克劳和墨菲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明确断定,葛兰西著作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⑤[英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序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3页。并且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中“固有的社会逻辑扩展和规定性——在赶超葛兰西的方向上——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入点,由此社会斗争的特性可以被思考,而且它允许我们为以激进民主为基础的左派勾画出新的政治学。”⑥[英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 3页。事实上,无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话语民主理论,还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⑦参见张涵：《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与“符号社会”的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 1期。如果我们不深化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很难真正勾勒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轨迹,无法实现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把握。

第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在追踪研究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保持一种张力,一方面通过追踪研究把握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总体图景,另一方面通过展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在提炼其理论问题和理论成果、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同时,更好地理解 20世纪 70年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而事实上,追踪研究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也需要确立不同的研究目的,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对于追踪研究而言,由于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内容庞杂,目前的研究只能处于收集材料的阶段,对于它们作总体把握和归纳其基本理论问题的条件尚不成熟,其研究方式主要以资料引进和资料评介为主。而我国对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历了近 30年时间,对其理论观点学术界也较为熟悉,收集材料的阶段早已完成,转向整理材料,对其展开系统性的总体研究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实现这种研究方式的自觉转换,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这是当前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也是研究者应该秉承的价值立场问题。经过近 30年的研究,直接否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已并不多见,但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两种突出倾向,使得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种倾向是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一种对立是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参照系和评价标准,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非是通过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同东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对立,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略或者偏离的问题,并能够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参考和借鉴。①参见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 7页。上述观点在当前虽还存在,但已不占据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参照系和评价标准,认为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思想的原意,由此出现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现象,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话语系统越来越“西方化”。②参见汪信砚：《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哲学研究》2005年第 4期。上述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其实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具有同一性,即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其结果是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么脱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么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上,无法真正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另一种倾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缺乏反思性,体现为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这一问题或者被忽略,或者被夸大;研究方法呈现出越来越实证化、技术化和学院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说,从学术史的视角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有流派和理论家的研究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甚多,如果从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看,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就应该有所侧重,重点选择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流派和理论家加以研究,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对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在西方思想史上真实地位与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批判性考察,甚至存在着片面求新,满足于率先将某位理论家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以此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流派和理论家思想的研究,不是将他们置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中予以考察,而是流行对他们展开具体实证的技术性研究,其结果是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但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说在本质上体现了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价值立场上的迷失,不利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

基于以上情况,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向深入,就必须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双重转换。从价值立场的转换看,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拘泥于自身狭小学术圈内自说自话的研究方式。对此,陈学明教授在反思过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不是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而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③陈学明：《情系马克思：陈学明演讲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172页。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简单化为引进资料和客观评介其理论观点。事实上,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和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始终应该具备“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体说,一方面要避免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应当自觉选择那些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流派和理论家有所侧重地展开研究。另一方面,要在新资料的引进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之间保持张力,在注重对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追踪研究和新资料引进的同时,更要注重展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研究,把引进资料和消化、整理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的转换看,应当增强研究的“历史意识”和“整体意识”,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摆脱实证化和技术化的研究方法,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具体人物、流派的研究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产生质疑和争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得出若干是是而非的结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看作是一个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同时,必然会形成多形态、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通过机械地对比不同形态、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观点上的差异,以某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而应该深入到某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内部,考察它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把握和回答了时代问题。而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应该在尊重对方哲学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平等的理论对话,通过对话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野,扩大对马克思哲学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共识,从而根据本国的时代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具备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整体意识”,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正确看待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同一理论问题产生的理论争论及其实质。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流派和人物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图景,片面强调研究的精细化和技术化,抽象论述具体流派和人物的理论得失,只有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勇 君 ]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Foreign Marxism in China

WANG Yu-ch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P.R.China)

There are three trends,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in the current study of Foreign Marxism in China,namely,the two terms of Foreign Marxism and Western Marxism are used indiscriminately,the ardent research interest in follow-up study vs.the indifference to Western Classic Marxist theories,the failure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 ween the study of Foreign Marxism and the study of Marxist theories in China.This study critically reviews the above problems and puts forth viewpoints on how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Foreign Marxism in China.

Foreign Marxism;Western Marxism;follow-up study;theoretical study

2010-06-20

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