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羽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文学研究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

革命、寓言与历史意识
——论作为现代文学“起源”的《狂人日记》

朱 羽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鲁迅的写作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典话题，然而，已有阐释多以外在历史结论穿透鲁迅的文本却较为忽略其形式的“意味”。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重要的形式线索，远非从“象征”出发的阐释模式可以把握。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建构出全新的“吃人”，动摇了旧有整全的意义世界，同时也付出了沉陷于寓言状态的代价。鲁迅以其写作承认了中国革命的吊诡之处及其寓言式的状态，也以此弃绝了诸种简单的进步或回退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现代文学起源的《狂人日记》呈现出鲁迅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展开的洞见。

鲁迅；《狂人日记》；革命；寓言状态；历史意识

鲁迅的写作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在鲁迅研究的脉络里，也早已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陈涌就曾以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为例，点出了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寻找真理的努力及其对已有革命的批判。*这无疑是从“经典”的革命史观出发的论述，具体可参看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孙郁、黄乔生主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页。虽然这种“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1](P.199)的阐释系统受到了持续的质疑，但是这一问题本身却至今不失其魅力，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崭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2010年11月汪晖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兼谈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思考》的讲演，他从文本细读出发，抓住了阿Q生命中六个走出精神胜利法的瞬间，重新解释了鲁迅的文学书写如何将革命化入文本，转化为形象，极具启发意义。具体可参看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然而，不同于已有阐释偏重以外在历史结论穿透鲁迅的文本，笔者关心的是鲁迅的“写作”与“革命”的内在联系——即“革命”在文本肌理之中的出现。换句话说，笔者感兴趣的是编织在文学形式内部的“革命”，而非作为思想、历史现实的“革命”。因此，文学分析将承担起不可替代的功能。带着此种问题意识，本文试图重读作为现代白话小说之“起源”——同时是鲁迅白话虚构创作之起源——的《狂人日记》，尝试从文本内部来追踪寓言写作的踪迹。“寓言”在这里并非指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类或修辞方式，而是关联着中国革命具体展开的一种存在状态。在笔者看来，《狂人日记》的寓言写作根本上源于鲁迅对于整个现实状况的“形式”把握。同时，这一寓言性质又涉及某种独特的时间性，从而展露出鲁迅颇为特殊的历史意识。

一

中文世界围绕《狂人日记》的阐释，多从“象征主义”读法出发，试图找到《狂人日记》“吃人”所隐含的深意。无论是早期关于“礼教”或“仁义道德”吃人的解释，或是薛毅、钱理群关于“吃人”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开创性解读[2](PP.20-21)，都内在于从“象征”的整全性和明确性出发的阐释模式。而本文的聚焦点则是：《狂人日记》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寓言”而非“象征”作品。这不仅是穿透文本来求得寓意，更是叩问鲁迅写作本身所呈现的寓言状态——尤其是悉心观照小说的表层形式。

“寓言”概念首先牵涉到漫长的西方修辞学传统：包含从奥古斯丁、但丁一直到华兹华斯等等的著述(中国传统中也多有“寓言”故事，但并不像西方那样形成较为严格的概念表述)。但是笔者看来，“寓言”包含着一种超越具体文类限定的概念规定性，即涉及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时间性。保罗·德曼曾以此谈及“寓言”与“象征”的区别，颇具启发性：

象征预设了同一性或同一化的可能性，与之不同，寓言最初就指明了与自身起源的某种距离，它放弃了怀旧，也放弃了合一的欲望，寓言在这一时间差异的空无之中确立了自己的语言。[3](P.207)

也就是说，“寓言”的关键特征在于符号与指涉、表象与存在之间完美合一的不可能性。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种滞后的、延异的时间性。寓言式的表征总是带来了某些残余，这些残余使完满的本真呈现变得不可能。关于此种“寓言”概念更为极端的看法可以在本雅明的《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中找到。在他看来，寓言总是“指涉它们所表征或所再现之物的非存在”。[4](P.233)本雅明认为寓言出现在一个没有了终末论的戏剧世界(巴洛克悲悼剧)之中，即一个没有了救赎的堕落世界之中。因此，在德国巴洛克悲悼剧里，“任何人、任何客体、任何关系都可以绝对地指向另外的东西”[4](P.175)。寓言所带来的“任意性”不仅意味着确凿意义的丧失，更指示出一种忧郁的历史情境。此种忧郁源于巴洛克意义上的“死亡”及所招致的历史—时间意识。正如就萨缪艾尔·韦伯所言，“寓言中起作用的死亡，不仅仅是衰颓和腐烂，而是更接近于使每一事物与自身分离：分离于本质、分离于意义，首先是分离于名字。”[5](PP.159-160)换句话说，没有救赎之光，死亡无法获得任何意义，它“无处可去，只有回到生。生与死重叠在一起”[5](P.158)。正是这一极端化的寓言情境凸显出寓言的概念特质：没有终末论或救赎，每一事物都可以转变为另一事物，变成“他者”。死尸和废渣堆积成废墟。它们无法被清除，而是与活着的事物一起存在。

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新”与“开端”；[6](P.37)那么，“寓言”则指向一种扰乱“革命”之“新”的存在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曾经提及革命所面临的“鬼魂缠绕”状态[7](P.123)，强调革命总会召唤出死者，总会与鬼魂共存。这不仅仅是说任何革命都需要征用历史记忆，而是说革命本身包含着时间上的“他者”。鬼魂所带来的是“同一种时间里的两种时间”，因此召唤出了“时间错乱”，扰乱了纯粹的本真性呈现与绝对的新。这一鬼魂纠缠的状态与本雅明所谓的“寓言”(“指涉它们所表征或所再现之物的非存在”)颇为相似：鬼魂“将自己再现出来，但它并不呈现/存在”。[7](P.126)革命为鬼魂所纠缠的状态带来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写作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契机，也是重新切入鲁迅独特历史意识的形式索引。笔者在此无意于将鲁迅所处的历史情境简单比附巴洛克寓言世界，而是聚焦于鲁迅如何将民元之后中国的历史情境结晶为某种寓言形式。带着对于此种“寓言”的思考，下文转入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

二

《狂人日记》虽然作为“起源”之作已被赋予了神话般的意义，但它首先还是一部在具体历史语境和形式脉络里诞生的作品。笔者认为，有两条线索对于重读《狂人日记》尤为关键：

首先是民元之后鲁迅对于整个中国现状的把握。“时代错乱感”弥漫在1911年之后的中国。民国成立，鲁迅却日益感受到“寂寞”和“无聊”。*日本学者丸山升以为，鲁迅意识到失败、自觉到“寂寞”的时间可能要稍稍往后推迟至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的败北、袁世凯的帝制及张勋复辟时期。这一说法值得注意。参看[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鲁迅的写作与“革命”之间始终保持着或肯定或否定的关系，这是探究其写作的历史前提。他曾反复强调自己是在被动之中开始写作——因“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鼓动而重新动笔。1920年在一封写给某位朋友的信里(恰好写于“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他重申了对于中国现状的判断：“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8](P.383)

面对此种无法简单用“新旧”来评判的社会现状，鲁迅也希望“呐喊”几声，“聊以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这无疑需“听将令”。[9](P.441)在大的目标方面，当时的鲁迅与《新青年》同人还是一致的：面对“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民国乱象，中国亟须“移风易俗”，直至创造出“新人”——这也呼应着青年鲁迅的“立人”理想。

另一方面，鲁迅又是在自己的文本脉络和问题意识里“铆定”对手。说到《狂人日记》的创作动机，他曾有这样的交代：“前曾言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9](P.365)与其说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0](P.247)(这是鲁迅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言时的说法，但是从《狂人日记》的内部形式来看，却很难简单化约为这一主题)，毋宁说他着眼于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批判。值得追问的不仅仅是这一主题的出现，更关键的是鲁迅为何采用特殊的虚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主题。这就引出了第二条线索——形式本身的线索。在后来的回忆中，鲁迅特别提到：“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11](P.526)如果我们不仅仅将这番言辞视为鲁迅的自谦之词，就会发现鲁迅其实面对三种“书写”的可能性：论文、翻译和小说。“小说模样”实质上为他打开了一个别样的形式空间。鲁迅是一个对形式高度敏感且自觉的人。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狂人日记》从结构到具体对话都有其他文本的影子。*温儒敏列出过影响《狂人日记》的三大外国文学资源：一、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三、安特莱夫的《谩》《默》和迦尔洵的《四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狂人日记》的主题不如其形式本身重要(中国传统内部早有反礼教思想)，毋宁说新的文学形式是对于崭新的经验的构造。参看温儒敏《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国外文学》，1982年第4期。特别是1918年的鲁迅正尝试用文言来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前三节，《狂人日记》里“狂人”的“劝说”显然有挪用尼采之书的痕迹，而且狂人30多岁突然“发狂”和查拉图斯特拉40岁领悟“超人”的真理有着某种微妙的对应性。进言之，从发现“吃人”的谱系(阅读《通鉴》)到再现“吃人”(征用各种文本资源)，我们所看到的首先是一种文本实践。而鲁迅也在有意识地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以往都十分关注作为隐喻的“吃人”，但并未细究作为“形式”的“吃人”——即狂人视点中“吃人”和“吃人者”的具体构造。一旦从这个脉络出发，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礼教批判论”就很有重估的必要了。

三

我们知道，吴虞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6号的《吃人与礼教》可以说是第一篇《狂人日记》评论。其动用经史考据来论证“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12](P.4)，不啻标志着一个漫长阐释传统的诞生。不能不说吴虞的观察与《狂人日记》有着很多交集，尤其是后者所提及的“易子而食”等情节与之构成直接呼应，因此吴虞的文章倒可以看作鲁迅就同一主题未能写就的“论文”的对应物。然而，一旦进入《狂人日记》的文本，就会发现吴虞的观点和小说实际所构造的对象并不一致。吴文要点在于“仅仅他们一二人对于郡将，对于君主，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白吃了。”[12](P.4)也就是说，对于礼教的执拗坚持会使“吃人”这一野蛮行为发生。然而在“狂人”看来，却是想吃同类的欲望“削平”了低与高、老与幼、男与女、知识阶层与劳苦大众之间的“等级”。这恰恰破坏了所谓“封建礼教”的“内核”——尊卑等级与人伦关系(“礼者，异也”)。比如这几幅场景就透露出身份等级在“吃人”的欲望面前无足轻重，劳苦大众同“我”的“大哥”之类的“地主”分享了同一种吃人的冲动：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13](PP.445-446)

狂人所描述的情境很像是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滑稽模仿：每个人成为每个人的敌人。更耐人寻味的是，“吃人”并非源于自我保存的本能，而是一种侵犯性的、无法自控的欲望。套用一句弗洛伊德的话，“吃人”出于“快乐原则”而非“现实原则”。而且悖论性的是，这种“野蛮”行为混合着“文明”的诡计。因此，首先牺牲的总是弱者。狂人所看到的是一群走向“自我毁灭”的人，一群披着人皮的虫子。在这个意义上，狂人的“日记”与其说批判的是历史中的礼教和家族制度，毋宁说指向的是某种“自然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中往复再生的黑暗一面。狂人视点中的“吃人”扰乱了“进步”，扰乱了新旧之分、高下之别。通过构造“狂人”视点，鲁迅并未简单重复已有的批判，而是建构了一种烙刻着自己独特历史意识的新对象。虽然那个时候鲁迅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总体批判，然而他通过文学形式所构造出的对象却非已有批判框架所能涵盖(比如启蒙教条)，已然昭示出一种新的总体性批判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观察首先来自“我”的主观世界，这也引发了关于狂人真狂还是假狂的冗长争论。*关于狂人之“狂”，学术界曾有三种主要阐释：一、狂人是一个真实的狂人；二、狂人是一个精神界战士；三、狂人是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界战士。参看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第16页。正如许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小序”的存在构造出一个反讽结构。小序叙述者“余”不仅表明“我”已然痊愈、赴某地候补，而且他的西学知识将“狂人”纳入“客观”的科学分类之中——“迫害狂”，由此更加凸显了“无事发生”、“天下太平”。然而在“文学革命”高潮期，小说同时采用文言和白话已然显露出某种判断。从鲁迅用“白话”来构造“狂人日记”来看，他恰恰想说：什么可以发生？——也就是说，“新文学”的白话写作可以带来何种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狂人日记》既不是单纯的启蒙之作，也不是对于新文化的简单反讽(过于强调《狂人日记》的自反性或反讽性的读法亦容易流于“后现代”式的肤浅)。我想强调的是，狂人的主观世界存在着突入“真实”的可能，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瞬间。狂人有一个“逻辑”至为关键：“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可以吃得。”[13](P.449)换句话说，“吃人”只有在狂人的逻辑里才真正“出场”。以前无论是吃易牙的儿子、吃徐锡林(即徐锡麟)、还是吃狼子村捉住的“恶人”，都嵌入某种意义秩序或者说“象征界”，因此“吃人”总会被转写为另一种意义。但是狂人的语言使之发生了转化，使“吃人”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换言之，狂人的视点撕开了象征界，让“吃人”变成了旧有象征界自身的一个“僵局”。“吃人”无法再被象征化或意义化了，但它也不能简单还原为一系列真实的吃人事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同意旷新年的解释：“鲁迅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表意工具，以‘格式的特别’的《狂人日记》为开端，运用狂人思维为自己展开了一片新的意识形态空间，它用狂人叙事使新的意识形态——启蒙思想进入叙述，同时在与常规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遭遇的情境中，构成了对立错位的小说世界。”参看旷新年《〈狂人日记〉、〈药〉及鲁迅小说的潜结构》，《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131页。“吃人”的发现与其说对应着启蒙意识形态的介入，毋宁说是打开了一个尚未完全被象征化的寓言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吃人”在狂人视点里变成了一种神秘的欲望驱力，一种“坏”的无限性，一种“强迫症”。所以狂人看到的是这样一群人：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13](P.452)

狂人的苦恼在于无法理解他人的欲望(“可是仍然要吃”)。“赵贵翁和他的狗”是极为精妙的一句。乍看之下，这是指人降低到动物的层面。但问题远为复杂：狂人或许可以理解狗的本能，却无法理解赵贵翁的欲望。狗只有吃肉的原始本能，但赵贵翁却是为一种吃同类的“快乐原则”所强迫，而这并没有自身的动物性基础。也就是说，吃人无法简单归因于向“自然”回退。

此处的悖论在于：当狂人用“吃人”来指出旧有象征秩序的僵局时，“吃人”也变成了一种无法意义化的硬核，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寓言对象：吃人无法落实在意义秩序之中，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插入了不可消解的距离。“吃人”的不可穿透性(同时是一种不可交换性)悖谬地带来一种可变性和滑动性，构成整部小说的寓言性动力。这就如同上文所提到的鬼魂“再现”(比如呈现为“吃人”)但不“出现”(不知道其起源和本真性)。德里达曾用“躲藏在盔甲里的鬼魂向哈姆雷特说话”这一场景来视觉化此种“缠绕”。盔甲是不透明的，而鬼魂在其中到访，还将转换为另外的东西，驻扎在其他地方。鬼魂总是作为某些东西“再现”，但我们从来不能说把握住了它的“出现”或本真的呈现。在某种意义上，“狂人”与“吃人者”的关系亦是如此。

在狂人与其他人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种富有深意的对照：狂人的思路反而更为理性，他所坚持的是“对”而不是“从来如此”。狂人曾努力劝说他的哥哥以及其他村民放弃吃人，他告诉他们吃同类的荒谬之所在，而且提到“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13](P.452)换句话说，狂人希望“治愈”他人的欲望，让他们回到“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13](P.451)的“正常”状态。可是两者的交流根本无法继续，或者说交流根本没有发生。狂人明晰的理由(包括当时普遍被视为“公理”的进化论“常识”)所面对的是一种不做回应的“实体”。在小说结尾处，狂人暗示孩子还是可以拯救的。狂人的话语暗示出，“吃人”不是自然本性而是人道“进化”过程中的畸变，因此尚有介入和改造的可能。但是，又是什么维持着此种吃人的“教育”？鲁迅通过小说“形式”真正赋形的是后一个“难题”。神秘的鬼魂依旧在盘旋纠缠，阻碍着“新”的胜利，干扰着真正的转变。鬼魂最终没有回应——没有回答狂人的质问，相反它中断了质问。它依旧没有专有的名称——虽然它已经被赋予了很多名字。富有意味的不是所谓常人无法理解狂人，而是狂人无法把握他眼里的“常人”。*可以比照薛毅、钱理群的分析：“这使狂人成为常人世界中的不能被理解的巨大不明物，构成了常人世界意识之外的令常人恐怖的潜流。换言之，常人世界/狂人世界的二元对立可转换成常人世界内部的已知与未知、可知与不可知、意识与意识之外、稳定与崩溃等等的对立，亦即常人世界自身的分裂。”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第14-15页。这种“不对称性”，恰恰暗示出鲁迅整个批判构想的深刻性、复杂性和开放性，这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文学”(形式)指示出来的。

在文类意义上，狂人的“劝告”模仿的是查拉图斯特拉的言说方式。他强调“吃”与“不吃”实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13](P.451)，这条门槛区分出两种人的类型。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涌动在小说内部的“求新”渴望。然而小说的虚构空间带来了一种复杂性：狂人的言说本身被一种反讽的距离(或许亦可视为寓言性的“时间”距离)所中介了。狂人“日记”的讽喻性在于，狂人发现了“吃人”的秘密，却强化了这种秘密。换句话说，就整个小说叙事的演进来看，并非“无事发生”，但所发生的事情却进一步加强了变革或革命的难度。文中有个颇具喜剧性的情节。在小说接近结束时，“我”对“哥哥”进行了一番“毋吃人”的劝告，最后点到：“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13](P.451)哥哥作为“地主”对佃户减租的要求说“不”无疑是一个可以被“批判现实主义”拿来大做文章的细节，可在此处却成为一个局部的反讽设置，这十分耐人寻味。狂人在此处的姿态可以有两种解释。首先，“我”是有意“讽刺”哥哥，这一脉络里的狂人敏感于封建剥削，但这一“剥削”被更大的“吃人”问题所取代。其次，“我”并未怀疑经济压迫关系，而是在字面上做了一个对比。这一脉络里的狂人与隐含作者的距离更远。无论如何，在狂人的视域里，急迫的并不是现实的经济压迫和剥削。但是，鲁迅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如何理解此种叙事“距离”？《狂人日记》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读解为一部具有“喜剧”性质的作品(比如执拗的“狂人”颇近于古典喜剧主人公)？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有各种回应，本文所关注的是《狂人日记》的形式所给出的回应。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建构出全新的“吃人”，撕开了已有整全的意义世界，却同时也付出了沉陷于寓言状态的代价。局部的象征或哲理性论说无法取代整部小说的形式构造。鲁迅通过狂人的白话言说带来了一种新的经验，但恰恰在白话之中，扰乱新与旧的“鬼魂”得以显形。吃人成为一种寓言要素。或者说，“吃人”这一虚构对象的“发明”铆定了一种渗透到“欲望”的、无法反思的“强迫”。而真正的革命要为之命名，并找到克服之道。《狂人日记》的“形式”打开的是一种希望与绝望并存的“间隙”或“裂缝”。进言之，何谓革命之真正对手的追问不仅尚未终结，而是刚刚开始。或许这一寓言状态就是鲁迅遭遇“革命”时苦恼的历史意识在写作上的呈现，也是需要他用其一生的书写来进行追问、赋形和对抗的对象。而鲁迅后期“左转”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解释，不能不说与重新命名此种对象有着些许关联。

四

《狂人日记》之所以是鲁迅白话文学创作的“起源”，并不仅仅出于实证性的原因，而是说，它创造出了一种表征历史经验以及历史意识的独特形式，鲁迅随后的创作皆可从此种形式经验中找到踪迹。诸如《野草》之中的“无物之阵”及其晚年在上海所写的诸多杂文(比如对“名称”的批判)，都包含着此种“寓言”踪迹。只不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上海，鲁迅对于写作有了更强烈的自我意识，面对“洋场”的逻辑和老中国的“鬼魂”，面对充满着寓言元素的城市——资本空间——尤其是各种“名实”之间的分裂，鲁迅的杂文不得不去模仿“敌人”所具有的能量、诡计和多变性。在“革命”看似缺场的情境之中，鲁迅的寓言性写作恰恰暗示出其对于革命的忠贞：一种与对手扭结在一起的否定性运动。现实“寓言”状态的克服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与寓言性现实缠绕在一起的“写作”则是一种速朽的作品。在革命未实现之前，此种写作就是“希望”在文学上的见证。而在写作《狂人日记》时期的鲁迅看来，中国古旧的秩序与意义已然瓦解，然而新的东西又建设不起来，只有某种黑暗之物不断地往复再生。清晰明了地区分出“新”与“旧”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如果全然为此种意识所主，不能不说是一种绝望。可以说，鲁迅历史意识中的某一部分与某种扭曲了的“永恒复归”观念颇有类似之处。这种高度紧张的希望/绝望辩证法(其中又蕴含了“无聊”与“行动”的辩证法)构成了鲁迅历史意识的内在特质。然而鲁迅通过写作行动表明了绝望的不可能，他无法总是像影子那样纯然地没入黑暗，因为“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许多做过的梦。这不仅仅是为了救赎哄骗自己一生的回忆，也是为了某种“尚未生成”的“新”。因此也可以说，正是在鲁迅独特的写作之中，我们把握到了他独特的历史意识。一方面，他拒绝了“历史主义”式的“新”，另一方面又否弃了任何“怀旧”与“复辟”——两者皆非“真实”。在鲁迅看来，中国的“真实”表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轮回”：

其实这一类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然而这一类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先前的命运。[14](P.18)

“革命”需要打断此种恶的“轮回”，创造出全新的人，走出“反复”的“命运”。然而我们也看到，缠绕鲁迅的是一种深层的苦恼，而其写作又迸生于此种苦恼：“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14](P.17)鲁迅承认了此种苦恼的“真实”，承认了革命的吊诡及其寓言式的状态，然而，他也以此弃绝了诸种简单的进步或回退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他选择站立在那一不可抹除的“间隙”与“距离”之中，直面“寓言”的能量与代价，以其速朽之文在毁灭中进行创造，同时在创造中毁灭自身。

[1]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C]//孙郁，黄乔生.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4，(11).

[3]DeMan, Paul.BlindnessandInsight[M]. Minnea 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3.

[4]Benjamin, Walter.TheOriginofGermanTragicDrama[M]. London: Verso,1998.

[5]Weber, Samuel.Benjamin’sAbilities[M].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Arendt, Hannah.OnRevolution[M]. London: Penguin Books,2006.

[7]Derrida, Jacques.TheSpectersofMarx[M]. New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6.

[8]鲁迅.致宋崇义[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鲁迅.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吴虞.吃人与礼教[C]//孙郁，张梦阳.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3]鲁迅.狂人日记[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鲁迅.忽然想到[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Revolution,AllegoryandHistoricalConsciousness——OnDiaryofaMadManas“theOrigin”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

ZHU 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s writing and Chinese revolution is a classic topic. However, old interpretations inclined to analyze Lu Xun’s texts by means of established historical judgment but neglected their “significances” of forms.DiaryofaMadMan, the first vernacular novel in Lu Xun’s writing career contained some important formal “clues” which could not be grasped by virtue of the model of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symbolism”.DiaryofaMadManas “literature” constituted an original figure of “cannibalism”, and hence shook the old order of meaning. Meanwhile, it was also grasped by the allegorical state. By means of his writing, Lu Xun recognized the paradoxical situa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s allegorical state and sublated any simpl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r ideas referring to “progression” or “regression”. In this sense,DiaryofaMadMan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presented Lu Xun’s insights o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u Xun;DiaryofaMadMan; revolution; allego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2011-08-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07JJD757077)的研究成果之一。

朱 羽(1981-)，男，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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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2338(2011)05-0055-06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