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飞，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历史研究辛亥革命在浙江

辛亥革命期间的沪杭联动

万 飞，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在辛亥革命中,上海、杭州两地的互动是多方面的。在组织上，上海与杭州两地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海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总机关锐进学社的所在地，直接领导了上海与杭州两地的反清革命运动。在军事上，上海与杭州在革命中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在后勤保障上，上海方面在光复前与光复后为杭州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财政与武器装备的援助，有效地整合了上海、杭州两地革命党的资源。上海与杭州之间的联动并非偶然。近代以来,随着频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两地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政治上，杭州籍的大多数政要居住于上海。交通上，1909年沪杭铁路全程建成通车，沪杭往来极其方便。新闻舆论方面，上海出版的报纸对杭州影响很大,传播了革命思想，为杭州光复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

辛亥革命;上海;杭州;联动

1911年11月3日-5日，作为首批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上海与杭州的革命党人先后拉开了东南省份起义的号角。而在反清起义及其后的革命军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上海与杭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旨在考察两座城市在革命期间的联系，揭示出上海、杭州两地的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的多方位合作及其对于辛亥东南光复的意义。

一 光复前的筹备工作中上海与杭州的联动

(一)光复前上海的革命领导团体

1911年7月11日，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在上海设立总机关，各地设分机关。推举陈其美为庶务，宋教仁为文事，谭人凤为交通，杨谱生为会计，发表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制订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1](PP.6-15)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统一负责协调同盟会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是同盟会在反清革命中走向成熟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同盟会之所以成立中部总会，是充分吸取了之前革命活动中缺乏统一配合的弊病，特别是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由于同盟会员内部缺乏统筹和沟通，以及温生才擅自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等事件，导致这次经过精密筹划的起义最终功败垂成。对于同盟会内部存在的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问题，黄兴可谓痛心疾首，他在1911年10月6日给陈其美的信中说：

又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质，所以有二十七忽而解散，二十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补救其偏，在多设参谋。凡事先重计划，由参谋做成计划之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若欲缩短革命时期，以速其成功，即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2](PP.19-20)

黄兴在信中说明了在革命发生时建立统一的规范统筹组织的重要性。而中部分会在成立宣言中也申明自己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中“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3](P.7)的弊病。总部设于上海，是“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诸省，统筹办法也”。

东南另一重要革命组织是光复会。1911年7月下旬，陶成章回到上海后，与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组织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对外通讯联络和侦查工作的总机关。[4](P.339)会务由总干事李燮和负责。[5](P.238)锐进学社恢复了徐锡麟、秋瑾事件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光复会组织，为日后沪、宁、杭光复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同盟会与光复会先后在上海成立的总机关，成为革命党人发动上海起义、光复杭州、攻克南京、挥师北伐的大本营，有效地指挥了后来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

(二)杭州、上海光复前的起义筹划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武汉三镇全部光复。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热情，黄花岗起义后遍布革命党之中的失败主义情绪一扫而空，“风声所播，遐迩腾欢。长江上游各省纷起响应”[6](P.146)。在这种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之下，在上海、杭州的同盟会与光复会成员也开始积极筹备起义，以进一步响应长江上游的革命党人。

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进行，同盟会与光复会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工作。首先，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暂时取消门户之见，共同策划革命。其实在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中，就有许多光复会员积极参与，如李燮和、赵声等。[7](P.328)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在上海的机关之间开始积极串联，制定革命策略。早在武昌起义之前，1911年9月26日，陈其美、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人在商讨起义计划时，商定南京、上海同时发动。[8](P.52)10月7日，又派谭人凤乘火车赴宁，约南京革命党起事。[8](P.53)但是武昌起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命党人开始改变战略，光复杭州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浙江为光复会的根本之地，所以光复会在浙江尤其是在新军中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1905年，秋瑾与徐锡麟前往杭州运动新军，吸收项燃、吕濬凯、魏斌、魏励劲、赵荣三、叶焕华、朱瑞、叶颂清、周学濂、奚骏声、方涛、何旦、许耀、陈钝、蒋价等人入盟。后来，俞炜复又成功反正清政府浙江巡抚行辕卫队邵子超、陈某等入盟。[9](P.128)同时，同盟会孙中山也派黄郛、赵正平、吴思豫前往浙江运动新军，吸收新军军官顾乃斌、冯炽中、葛敬恩等入同盟会。设立同盟会浙江支部，推举夏超、顾乃斌为正副会长。同时，革命党人蒋尊簋从东京回到杭州任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开办弁目学校，自任校长，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势力。此后，浙江的革命党势力不断壮大，“警法学各界因是入会者踵相接”[9](P.129)。1911年，浙江发生了保路运动。浙江的革命党人认为时机已到,开始积极筹备起义，一方面广泛联络各方面的革命党或者倾向于革命的志士，另一方面运动下级官兵，购买了大量的《民立》《天铎》《时报》等倾向革命的报纸在广大官兵中分发，推动基层官兵的革命思想。[9](P.129)到起义前，革命党人已经基本控制了驻杭新军。

武昌起义之后，由于革命党人在杭州新军中实力强大，陈其美开始考虑在苏杭先发动起义来支援光复上海。1911年10月12日，陈其美前往杭州，召集光复会与同盟会在杭州的组织，先在杭州警察局中的革命党人雷家驹的住所，后在驾涛仙馆开会。[8](P.54)根据黄元秀的回忆，陈其美与杭州的革命党人商定：“决定杭在先，待杭举义完成，抽拨一部分军队，火车输送到申，占领上海全市，继续前进，或在沪待宁消息再做决定。”[10](P.516)另一位当事人顾乃斌的回忆与此大体相似：“拟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11](P.502)之后，杭州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派遣陈国杰、俞炜二人前往上海、苏州等地，“测量制造局附近地图，侦探吴淞炮台，并往苏州查看情形”[9](P.130)，为光复杭州成功后浙军的进一步进军做准备。同盟会并在奉化试馆设立交通机关，招待往来沪杭间的革命党人。[9](P.130)陈其美回到上海后，派遣黄郛、蒋志清(介石)、蒋著卿、陈泉卿等人前往杭州负责联络。*据邹鲁《浙江光复》记载，当时陈其美派往杭州负责联络的同盟会员中并无蒋介石，但据《蒋介石年谱初稿》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记载：“(蒋介石)于(旧历)九月九日(从日本)抵沪。其美令主持浙事，即赴杭运动新军。”另据顾乃斌和黄元秀的回忆，都有蒋介石参与对杭州联络的记载，故笔者认为邹鲁的回忆有误。对于蒋介石参与运动杭州新军的考证，可以参考耿易《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与罪》(《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5月)以及陈梅龙《蒋介石与辛亥革命》(《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月)。黄郛、蒋介石等人到达杭州后，立即于顾乃斌家开会，确定起义计划，约定起义日期为旧历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公历为11月3日至7日)[11](P.503)。顾乃斌提出新军中弹药不足。在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吸取教训，严格控制非北洋系的新军，特别是在武器弹药方面尤为严格。例如，当时驻在南京秣陵关的新军第九镇徐绍桢部，全镇子弹“不过三四万，平均持枪兵士，每人不过五发，炮兵并空包而无之”。[12](P.12)而杭州方面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巽初)在革命前下令：“将新军所有炮械一律移至巡抚衙署及军械局，而已亲信卫队看守，……每一名新军，只准佩带枪子三粒，其余多余子弹，一律查明专员起出，另行存放。”[13]出于此种原因，顾乃斌向黄郛、蒋介石等人要求从上海调拨“炸弹五十枚、七米里九子弹三万颗、手枪五十枝、洋四千元，并告示、旗子，以及炸弹队若干人”。黄郛与蒋介石会后立即返回上海向陈其美汇报，陈其美首先筹款4000元，交给庄之盘，令其汇往杭州，以备军需及建设机关之用。稍后，陈其美又请青帮大字辈的李征五等人筹划经费，陈泉卿、周日宣等人筹办军械，江镜清等人筹办告示、印信、旗帜。完备后，一并由同盟会中部总会上海分会(新学会社)交给庄之盘等送往杭州。[11](P.503)另外派蒋介石、王金发等人率领敢死队一百余人于11月2日前往杭州，准备起义。同时，新军81标代理标统、光复会员朱瑞也找到顾乃斌，商量子弹问题。顾乃斌派遣斯良前往上海，购办枪弹，并运动沪浙铁路各车站人员担任交通并妥善保护从上海运往杭州的武器弹药。[11](P.503)

同盟会在杭州积极运动时，光复会也正在积极谋划江浙地区的光复。为了加强光复会在杭州地区的领导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负责人李燮和派王文庆带领募集来的义勇军千余人前往杭州，准备协助杭州新军起义。命令尹维俊来往于沪杭之间，进行联络。同时派遣屈映光、周文介、周佩璜、张伯岐等前往杭州，参加起义。[11](P.345)同时，为了确定起义计划，在杭州的光复会员在庄之盘、姚勇忱、王文庆的召集下分别于10月13日、14日、15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商讨起义问题，但均无结果。20日，李燮和、吕公望秘密前往杭州召开第四次会议，说服新军中的光复会员参加起义，后来又经吕公望等人与同盟会黄郛、蒋介石等人协商，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及方案。[14](P.163)同时，李燮和成功反正了吴淞巡官黄汉湘、上海闸北巡逻队陈汉钦等人参加光复会，这一部分人就是日后光复军的班底。李燮和并计划在吴淞、杭州同时发动起义，完成沪杭地区的光复。

(三)光复过程中上海与杭州之间的联动

正在同盟会、光复会积极筹划杭州光复的时候，上海由于突发事件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从而拉开了江浙一带光复的序幕。当时，清海军的五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计划将江南制造总局内的一大批武器装备运往武汉，支援冯国璋部北洋军。同时，武汉方面，革命军战况不断恶化，由于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以及前方指挥不利，10月30日，汉口失守，革命军损失惨重，另一重镇汉阳也岌岌可危。[15](P.299)另外，同盟会长期运动的新军第九镇奉命退出南京城外，南京短期内难以攻克。在这种情况之下，11月1日夜，陈其美召开会议，决定改变原先制定的先苏杭、后上海的策略，改为“上海先动，苏杭应之”。[6](P.148)11月2日，陈其美与光复会李燮和在民声报社开会，将当时的危急情况告知李燮和后，李燮和同意立即在上海发动起义，并将起义的时间定为11月3日。[16](P.203)11月3日上午，起义爆发，至5日，上海全境光复。

上海的光复极大地鼓励了杭州的革命党人。3日，蒋介石等人从上海率领敢死队携带起义使用的印信、旗帜、手枪、炸弹等到达杭州，也带来了上海已经发动起义的消息，“浙军同志闻讯后非常兴奋，遂决定旧历九月十四日夜两点钟(即11月5日凌晨2时)起义”[10](P.516)，响应上海起义。

虽然之前革命党人多方筹措武器弹药，但数量仍然不足。据吕公望回忆，“新兵(军)仅仅在数目上可以(与城内巡防营和旗兵)相抵，而子弹每人十粒，恐难持久”[14](P.163)。但是11月4日凌晨，上海革命军攻克了清政府在上海的重要据点江南制造总局，起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计有“长枪若干，与浙军所用长枪腔口相合之子弹十五万粒”[13]。攻克制造局当天，新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下令，立即将子弹6万发、手枪30只、炸弹300枚由沈缦云、李平书负责运往杭州，支援即将起义的杭州新军。[13]运送弹药的列车于11月5日晨抵达杭州，是时，光复杭州的战斗激战正酣，起义部队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要不是事起突然，且起义军指挥得力，恐怕队伍已经崩溃。而杭州新军在得到上海这批紧急支援的弹药后，火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很快击溃了清军，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杭州光复后不久，浙江其它地区也迅速闻风光复，稍后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至此，江浙地区除南京周边外，全境光复。

在浙沪光复的过程中，上海与杭州两地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上海作为光复会与同盟会在长江流域总机关的所在地，积极地领导与支援了杭州地区的革命活动，为杭州的光复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和坚强的后盾。同时，杭州的光复也极大地支援了刚刚光复的上海。杭州光复后，11月8日，由于上海革命军力量单薄，由俞炜率领步兵一标三营为第二支队，前赴上海制造局保护，以防不测。[11](P.511)围绕杭州与上海，革命党人展开了积极的互动，保证了江浙地区革命的成功，加快了清王朝政权的崩溃。

二 浙沪光复后上海与杭州的相互支持

(一)南京光复及北伐中沪杭两地的联动

浙沪光复后，南京的光复被革命党人提上了议事日程。1911年11月8日，徐绍桢部新军第九镇在秣陵关仓促发动起义，被张勋击败，被迫退守镇江，固守待援。*徐森、谌秉直《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42页。另见杨啸天(杨虎)《参加第九镇南京起义》，《辛亥革命》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得知徐绍桢失利后，陈其美认为单靠一省一地的兵力难以攻克南京，要实现江苏全省的光复，减轻武昌方面的压力，必须联合江、浙革命军一致行动。[8](P.88)11月11日，陈其美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人，组织江浙联军，并推荐徐绍桢任联军总司令。[17]接到陈其美的电报之前，按照革命前制定的计划，11月7日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组织攻宁浙军支队。浙军攻宁支队基本包括了浙军在杭州的全部兵力，下辖81标全部，82标(欠一个营*82标第三营已由顾乃斌率领，组成第一支队，前往嘉湖一带支援当地革命。另有一个营在俞炜的率领下组成第二支队，于11月8日先期前往上海，保卫制造局。参见顾乃斌《浙江革命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1页。)，反正的巡防队一个营，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各一个连，支队长朱瑞，参谋长吕公望，总兵力3000余人。*吕公望《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1页。另参见项雄霄《辛亥革命在浙江》，《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11月12日，浙军支队誓师，开赴镇江。浙军支队出发之前，参谋长吕公望带领前进指挥部先期前往上海，与制造局交涉装备补给问题，制造局当即补充给浙军支队“最新退过(管)山炮四尊”，以加强浙军火力。[18]与此同时，浙军支队派遣屈映光在上海组织兵站部，全力保障浙军支队的后勤补给。在进攻南京的整个期间，上海军政府给予了浙军大力支持，极大提高了浙军支队的战斗力。陈其美曾下令：“所有各处派来之援宁兵士，均暂调至闸北驻扎，再行照拨枪支子弹，排成队伍……”可见浙军支队可能在上海领取了大量武器弹药。据时任浙军支队参谋处参谋葛敬恩的回忆：

沪军都督府和浙江的上海兵站对我们的供应实在好，军用品、食品都源源得到补充。我们的炮是老式的，所备炮弹极少，作战是很困难的。黄郛得知此事，立刻叫高昌庙制造局查明还存有哪些炮弹堪以拨用。据报合于我军这种炮的炮弹已经没有了，倒有新式的管退山炮十二门，还是根据买来的外国样品仿造的，业经试放，成绩很好，炮弹亦不少。……黄立即将十二门新炮全部拨给浙军，交发兵站运镇。[19](P.108)

上海方面对浙军支队的大力支持由此可见。

与此同时，陈其美组织沪军千余人，由同盟会员洪承典指挥，开往镇江集结。另有黎天才率领的淞军600人(由原所部济军改编而成)也前往镇江，划归浙军支队指挥。[20](P.74)加上驻在镇江的第九镇原有的林述庆部3000人、徐宝山部扬军2000人、柏文蔚部淮军2000人、刘之洁部苏军3000人，江浙联军总兵力达到了14 000人。1911年11月22日，江浙联军离开镇江，开始向南京进军，23日战斗打响。由于其他各路或保存实力，或进展甚微，由浙军、淞军、沪军以及镇军一部组成的中路军成为了进攻南京战役的主力军。中路军总兵力大约四五千人，实力为三路军中最强，战斗中浙军与淞军勇敢顽强，首战幕府山，次战马群，三战天保城，一路击溃了南京清军的主力。驻守南京的清军张勋部兵无战志，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往徐州。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18](PP.112-117)

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的胜利可以说是上海与杭州方面革命军积极配合的结果。由杭州方面派出的浙军支队负责进攻，上海方面负责后勤保障与派兵协助，保证了江浙联军旺盛的战斗力，为南京的光复奠定了基础。

(二)在与武昌黎元洪争夺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沪杭之间的积极互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潮迅速席卷中国，各省陆续宣布独立，长江以南很快全部光复。在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政权，成为革命党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1911年11月7日、9日，湖北都督黎元洪向各省军政府发电，要求各省立即派代表前往武昌，筹组临时政府。1911年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陈其美要求立刻在上海召开会议，汤寿潜、程德全在电报中指出：

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21](P.752)

在通电中，汤寿潜、程德全将矛头直对武昌方面，从侧面指出武昌战局不稳，形势不利，试图将组织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收到上海方面。对此，陈其美心领神会，11月4日，陈其美发表通电要求各军都督立即“公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并且特地强调指出：“今接湖北黎都督及镇江林都督两处专电，意谓上海交通较便，组织机关，用(应)为开会之地。”[22](P.312)陈其美极力强调两点：首先，上海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在地，在这里开会是理所应当的；其次，湖北方面黎元洪也同意了在上海开会。这样一来，在上海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合法性也就毋庸置疑。11月16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召开[23](P.752)，与会者有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镇江、吉林、直隶等地代表，而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却并未派出代表。[24](P.753)11月22日，在上海开会的各省代表再次致电武昌，要求黎元洪、黄兴派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会议。[25](P.754)而黎元洪出于在新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考虑，虽然同意按照美国在独立战争时召开大陆会议的方式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是对开会地点表示反对，认为湖北方面的通电在先，有的代表已经到达武汉；而且鄂军都督府被认为是中央军政府，代表会议理应在武昌召开；“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26](P.12)。为大局考虑，上海方面同意了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改在武昌召开的提议。[27](P.755)然而，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4日驻沪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召开会议，陈其美、汤寿潜等出席会议，以湖北“军务适紧”为由推翻了之前在武昌会议中拟定的以武昌为临时政府的决议，重新决定将临时政府暂设南京，要求在武昌开会的代表前往南京，并给黎元洪一个空头的大元帅之职，将全国革命以及临时政府的实际领导权牢牢抓在了革命党的手中。

正是由于杭州与上海两地军政府的精诚合作，破坏了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军官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企图，为日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 结 语

在辛亥革命中，上海杭州两地开展了多方位的互动合作，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组织上，上海与杭州两地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海作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总机关锐进学社的所在地，直接领导了上海与杭州两地的反清革命运动，正是在同盟会与光复会上海总机关的领导与协调之下，保证了上海与杭州两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为江浙光复拉开了序幕。其次，在军事上，上海与杭州之间在革命中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起义的原计划中，革命党人希望利用杭州方面革命基础好的有利条件，首先在杭州发动起义，起义成功后，再调浙军沿沪浙线北上，占领制造局，协助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光复上海。而在革命的实际操作中，由于上海发生特殊情况率先发动了起义，提早控制了江南制造总局，为杭州新军提供了急需的弹药，有力地保证了杭州光复之役的胜利。杭州在光复后立即派兵分批前往上海，巩固了上海光复的成果，为革命的进一步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浙军、沪军以及由光复会组成的淞军精诚团结，协同战斗，为南京的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由光复军派出的黎天才部淞军，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与浙军支队合编为一军，连战连捷，以弱克强，共同成为南京光复之役的主力军。第三，在后勤保障上，上海方面在光复前与光复后为杭州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财政与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沪杭相互之间的联动，实际上是两地革命资源的整合。如果单独一地进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小，正是这种有效的、即时的联动使得革命的成功由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两地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一点也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不断地被印证。

上海与杭州二者之间的联动并不是偶然。近代以来，随着频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两地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政治上，杭州籍的政要大多居住于上海，如革命后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的汤寿潜，长期担任浙江铁路总办，往返于上海与杭州之间，革命前居住于上海。11月5日杭州光复后，杭州革命党人立即派遣褚辅成、陈时夏等人前往上海迎汤来杭就任浙江都督。[28](P.15)这充分体现出杭州与上海之间在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交通上，沪杭铁路1906年开始动工建设，1909年9月全程建成通车，全长189.2公里，[29](PP.19，25)使两地往来变得极其方便。革命党人在铁路建成伊始就充分认识到了沪杭铁路对于革命的重要性，积极运动铁路方面。到革命前，沪杭铁路职员基本同情革命，这一因素为后来革命过程中人财物特别是军械的运送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有力地支持了沪杭之间革命党人的相互配合，可以说沪杭铁路对于革命的胜利居功至伟。在新闻舆论方面，上海出版的报纸对杭州影响很大。革命之前，据《浙江潮》统计，1903年前后，在杭州所销售的报纸中，由上海出版的《中外日报》《苏报》《新闻报》《申报》四报销量极大，每日共计1800份左右，占总数的60%强；而杭州本地的报纸《杭州白话报》每日销售量约为700-800份，仅占总数的25%左右。[30]后来革命党人俞炜在新军中贱价出售《民立》《天铎》《神州》《时报》等上海报纸，作为间接运动的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1](P.501)可见，在杭州广泛传播的上海报纸既丰富了杭州地区人民生活，更传播了革命的思想，为浙江光复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

辛亥革命期间上海与杭州之间的联动极大地保证了江浙一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支援了已光复各省的革命活动，同时也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同盟会与光复会在革命之前的经验教训，使得沪杭两地的革命党放弃了仅仅依靠一座城市、一支军队就可以夺取革命胜利的幻想，摆脱了盲动主义的革命倾向，开始进行地区间的统筹规划，做长期的、艰苦的周密计划与准备工作。这一点是革命党人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很值得后人研究。

[1]杨谱生.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史料[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黄兴.黄兴致陈英士等函[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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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震毅，杨福祥.光复会与光复军[G]//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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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乃斌.浙江革命记[G]//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2]郭孝成.江苏光复记事[G]//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钟丰玉.光复杭州回忆录[J].近代史资料，1954，(1).

[14]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G]//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5]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龚翼星.光复军志·上海：下篇[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7]陈其美.致徐绍桢及苏、浙都督电，推举徐绍桢为攻宁总司令[N].申报，1911-11-13.

[18]吕公望.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G]//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9]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G]//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20]莫永明.陈其美传[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1]程德全，汤寿潜.致陈其美电[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沪军都督陈通电各省都督文[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3]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广告[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4]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缘起并连日开会纪要[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5]浙苏鲁闽湘沪都督府代表致黎元洪、黄兴电[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6]张难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G]//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7]各省都督府代表赴武昌举行会议[G]//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8]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G]//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29]王开济，马里千，陆逸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8.

[30]杭城报纸销数表[J].浙江潮，1903，(3).

TheInteractionbetweenShanghaiandHangzhouintheXinhaiRevolution

WAN Fei, SHAO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In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could be seen in many ways. Organizatio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was that Shanghai was the leader of Hangzhou. Shanghai which was the place of Central China gene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United League and the head office of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led the revolution in Shanghai and Hangzhou against Qing Dynasty. Militarily, Shanghai and Hangzhou supported each other in the revolution. In logistics, Shanghai gave Hangzhou a lot of support,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f two cities’ economic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f the revolution had broken just in one city, the odds of success might have been quiet po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was that cooperation benefited both, while separation was of two evi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which happened in the revolution was not incidental. Since the modern times, Shanghai and Hangzhou had become mor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terconnected. Politically, most of the politicians in Hangzhou lived in Shanghai. As for transport, the railway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completed in 1909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In publicity, the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Shanghai had a great effect on Hangzhou. These newspapers enriched the life of Hangzhou citizens. More importantly, they spread the idea of revolution widely and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Hangzhou’s revolution.

the Xinhai Revolution; Shanghai; Hangzhou; interaction

2011-07-07

上海市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S30404)、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研究项目。

万 飞(1986-)，男，山东青岛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邵 雍(1953-)，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K257

A

1674-2338(2011)05-0040-07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