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琴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

历史研究辛亥革命在浙江

褚辅成与浙江辛亥革命

薛玉琴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

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甲午战争之后，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褚辅成跨出国门，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由传统士绅转变成一位革命者。在浙江辛亥革命中，褚辅成积极谋划、参与组织和领导省城杭州以及嘉兴等地的光复活动。光复以后，他又为浙江省政治秩序的稳定、民主政治的推行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政治理论与经验的不成熟，褚辅成在革命活动中也存在严重不足：在光复之后浙江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中，褚辅成等革命派排斥立宪派，不能与原立宪派人士真诚合作，致使民主政治建设事业遭受顿挫。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革命派；立宪派

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甲午战争后，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褚辅成跨出国门，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由传统士绅转变成一位革命者。在浙江辛亥革命中，褚辅成积极谋划、参与组织和领导省城杭州以及嘉兴等地的光复活动。光复以后，褚辅成曾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民政司长，后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浙江军政府参事，为浙江省政治秩序的稳定、民主政治的推行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政治理论与经验的不成熟，褚辅成参与革命活动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在光复之后浙江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中，褚辅成等革命派排斥立宪派，不能与原立宪派人士真诚合作，致使民主政治建设事业遭受顿挫。本文以褚辅成与浙江辛亥革命为个案，考察与剖析以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及其局限性，从一个侧面管窥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

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兴人，幼读诗书，“于光绪十九年癸巳科入泮”[1](P.20)。但甲午战争的炮声猛然惊醒了他，“先生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正如小说家包天笑所忆：“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 ，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2](P.145)“于是，本来潜心于骈四俪六之文的人们也渐渐张目四顾，为种种新学与时论所吸引了。这个变化 ，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3](P.157)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褚辅成也不例外，其时虽入邑庠，“然其志不在科第”,而是在时势逼迫之下，萌发了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自此开始，他不断关注国事与时势，研读新学译著，在传统经籍之外寻求有益于社会进化的新知，探求强国之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褚辅成瞻念国势阽危，愈加痛恨清廷的腐败，遂萌发了反清的意识。

之后，义和团一役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浙江嘉兴人可谓刻骨铭心。“义和团之乱，关心国事的人，既愤联军之凌辱，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嘉兴人尤其敏感”。[4](P.148)在庚子事变中因为不主启衅忤旨被斩的“五大臣”中有三人均为浙江人，即许景澄，浙江嘉兴人；袁昶，浙江严州府桐庐县人；徐用仪，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人。1900年7月，当许、袁因在御前会议上犯颜直谏反对慈禧太后“用拳御洋”而被杀的消息传到故乡浙江后，虽北方仍处于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杭州人民已公开举行公祭活动。“此外尚有一节足证南省人民，不以皇太后为然者……据言许、袁二公以李秉衡之谗言，在京为皇太后所杀，杭省人民祭之”。[5](P.254)1901年1月，清朝廷在列强的逼迫之下，下诏对五大臣开复原官，平反昭雪。1901年4月10日，“三忠灵柩回乡，三月初十(4月28日)到达上海，上海官民组织了公祭”，“嘉兴诸君同乡祭于聚丰园、状元楼二酒肆前”。公祭的场面规模甚是宏大，沪上的官宦名僚和各方人士积极参与，“送葬的队伍有一英里长，马路的两旁是井然有序的充满敬意的人”。[6]从杭州人民的率先公祭到沪上规模宏大的隆重祭奠场面，不仅表明南省人民对于“浙江三忠”的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对朝廷枉杀“忠臣”的不满。由悲愤而生反抗，经此事变刺激，“浙人因此知列邦帝国主义与满清封建势力，均非彻底铲除，莫救危亡”。[7](P.45)从史料记载来看，浙省辛亥革命的早期骨干人物，同为嘉兴籍的龚宝铨、敖嘉熊、陈仲权、王嘉榘等人,大多自庚子之变即怀光复之志，“始决志革命”。[8](PP.145-148)老革命党人章太炎也说：“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9](P.821)唐文治更认为：“是故清之亡，非亡于甲午之议和，非亡于戊戌之变政，实亡于庚子之杀忠臣”。[10](P.1684)“浙江三忠”以生命为代价，不仅为庚子后“新政”的出现扫清了障碍，而且也唤起了南部中国尤其是浙省人民革命意识的率先觉醒。

自庚子国变后，浙省有识之士各出其智能，或创办报刊，以文字鼓吹革命；或组织团体,积蓄革命力量；或创办学校，培育革命精英。褚辅成亦投身社会政治活动，参与爱国、救国的舆论宣传。1903年，因上海发生“苏报案”，嘉兴革命先进敖嘉熊认识到群集上海非根本办法，必须从本乡本县着手联络同志，方有群众基础。于是他回到嘉兴，联络褚辅成、田月斧等人创立“竞争体育会”，该会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信条，吸收能接受新思想的社会各阶层青年参加，提倡健身强国。[11](P.51)竞争体育会除了演练新式体操、教授体育外，还组织拒毒会，宣传鸦片烟及赌博之害，并在街头演讲；还设立阅报室，陈列各种新书报，以供会员阅读。1903年2月，著名刊物《浙江潮》发刊于东京，很快便风行国内外，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普遍欢迎。[12](P.348)褚辅成不仅深受该刊宣扬的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影响，而且也积极主动加入到撰稿者行列。他在第二和第三期“大势”专栏中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二十世纪之太平洋》，纵论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推行的国际政策，已使“数千年来沉寂无聊之太平洋而成为列国竞争之中心点”，“而支那适当其冲”。[13](PP.65-71)褚辅成沉痛指出，中国已成为列强任意宰割的俎上肉，中华民族已处在濒临灭亡的危机之中。而清政府却不思振作，“则所谓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一任他国之经之营之操之纵之攫夺而占取之，无一事谋抵御之策，无一时筹应付之方”。[14](P.108)他对清朝当局郑重提出警告：“欲制商权先制海权，政治上之权力伸，而商业上之权力亦随之而振也”[13](P.72)，故而应对太平洋海权问题严加关注。在第八期上，褚又发表了《德国国势之进步》，介绍1879年以来德国政府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达、国势增强，并进而在海外实行殖民扩张的情况，以警醒清廷。

总之，辛丑条约之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褚辅成无法安于现状。他“居常郁郁，闻国中俊良，群集于东瀛，乃决心东渡”。[15](P.164)1904年，褚辅成在当时留学热潮的推动下来到日本，始入东京警察学校，继转法政大学。留日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主张，并与钮永建、秋瑾及其他江浙籍革命人士建立了联系。1905年7月，孙中山联合黄兴等人在东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褚辅成与嘉兴的陈仲权等先后加入。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二

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当年底，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群体抗议活动。[12](PP.377-379)在这场运动中，以秋瑾、韩汝庚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此为契机，竭力渲染“取缔规则”的危害性，抨击清廷与日本政府勾结，号召中国留日学生集体罢课退学回国。[16]褚辅成在此期间奉派回国活动，并受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17](P.163)返国之后，褚一方面在家乡积极参与举办各项新政活动，振兴地方事业，促进社会进步，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以积累人脉；另一方面，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建立革命联络据点，积极筹备布置，组织参加武装起义。

褚辅成回乡之时，正好废科举、兴学堂之风开启，清廷颁布兴学诏，令各省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各府、厅和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褚辅成便经营擘划,依赖当地开明人士的捐助，把南湖湖畔一座庙宇改建成南湖学堂，自任校长。随后，又积极协助姚麟的外甥女王婉青创办了开明女校、嘉秀女校，并在女校中担任校董，由此开嘉兴女学之先河。褚辅成创办南湖学堂，既为革新教育、启发民智，同时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如秋瑾、计宗型、田毓甫等曾多次来此活动，“深筹密策，首义始事”。辛亥光复前夕，嘉兴革命党人也曾“密集南湖学堂大礼堂后进之课堂，策划部署，窥伺机缘”。[15](P.171)

除了兴办新式教育外，褚氏还与当地士绅一起举办禁烟、除螟、赈济等各项地方事业，并劝阻妇女缠足，破除陋习，提倡新风。禁烟是辛亥革命前后褚氏在革命活动之余着力发动的一项工作。据记载，浙省开办禁烟局，嘉兴最先。自1903年创办“竞争体育会”之后，褚又联合陈选江、沈稚岩、田毓甫等组织成立嘉、秀两县禁烟局，褚被秀水县举为总董。嘉兴又组织不吸烟会，褚被推为会长，众皆改吸旱烟，运动颇收功效。除此之外，褚也非常注重振兴地方商务，宣讲保护经济利权的重要性，自己则身体力行。1910年左右，褚辅成于嘉兴西米棚下开设协源丝行，同年被推举为嘉兴府商会会长。正是基于对保护经济利权重要性的认识，因而在当时发生的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收回沪杭甬路权运动中，褚辅成均在地方上充当了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角色。这些活动，提高了他的声望，积累了人脉，无形中增添了他的号召力。据顾乃斌在《浙江革命记》中记述，1908年10月，浙路风潮掀起，开国民拒款会于两级师范学堂，褚辅成“亦于斯时与军界相熟矣”。[18](P.501)

褚辅成在积极参与新政改革与社会活动的同时，暗中协助秋瑾发动、组织浙江革命力量准备起义。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秋瑾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浙江主盟人，年底，秋瑾即奉党魁命回国运动革命。据褚追叙，秋瑾回国后首先至嘉兴，征得不少党员。1906年春，又由褚介绍，到南浔镇浔溪女学堂任教习，女教员徐自华(寄尘)等多受其感召而加入同盟会。[19](P.151)[20](P.211)

经过秋瑾等人在全省范围宣传发动与组织，到1907年浙省革命势力日益扩展，党员已散布各地，各界待机而动。1907年徐锡麟谋在安庆发难，约江浙等省响应。5月，秋瑾便到嘉兴会晤褚辅成，与褚和其他同盟会员“接洽”，“督促诸同志从速准备”。后因徐锡麟在安庆仓促发难、击杀皖抚恩铭后不幸殉难，浙皖起义计划遭到破坏，秋瑾本人也于7月英勇就义，嘉兴府属的响应计划未及实行。革命党人虽遭此挫折，而革命的潜在势力依然猛进不已。1908年2月，徐自华为实践秋瑾“埋骨西泠”旧约，与吴芝瑛购地迁葬秋瑾于西湖西泠桥畔，褚辅成至杭参加安葬秋氏，在西湖凤林寺秘密召开追悼会，乘机与前来送葬的浙江革命党人陈去病、姚勇忱、杨侠卿等数十人聚商革命策略。众人鉴于徐锡麟举事时无军队响应，招致失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至辛亥杭州光复时，浙省新军一、二两标中中下级军官多为革命党，如顾乃斌、张载阳、朱瑞、叶颂清、童保暄、傅孟、葛敬恩等；督练公所中有吕公望、黄元秀、徐乐尧等。这次会议还密议组织“秋社”，推举徐自华为会长，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以纪念秋氏为名，联系光复军旧部与同盟会同志，积极协商起义情事。[2](P.220)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同盟会、光复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21](P.193)据时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季陶、黄郛等，浙江方面有褚辅成、顾乃斌、童保暄等。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旅沪革命党人以为有机可乘，订期邀约浙江各府属推派代表赴沪开会，筹议举事计划。褚辅成、蒋志新作为嘉属代表前往上海集中，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与会者还有杭属、宁属、绍属、台属等代表。会场在上海五马路的天保客栈。该客栈由褚辅成与陶成章等人于革命初期开设，为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其时，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还有敖嘉熊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徐锡麟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还有西湖白云庵。这次会议后因叛徒刘光汉(申叔)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而遭破坏，金华府属张恭(龙华会首领)被捕，褚辅成与周菼游改换工人服装得以逃脱。[22](P.198)

褚辅成潜回嘉兴后，一面继续等待时机，一面利用浙江咨议局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9年10月浙江咨议局成立，褚辅成作为嘉兴代表被选举为候补常驻议员。同年11月，咨议局议员又以互选方式，选举陈敬第等14人为资政院议员，褚氏也名列其中。其实，在此之前褚已投身立宪活动，他不仅参与筹办“浙江咨议局议案预备会”，还与沈钧儒、阮性存(荀伯)、陈敬第(叔通)等16人发起成立“立宪国民社”，以在本省推进立宪。在咨议局期间，褚氏是特别活跃的议员之一，凡有关“兴大利，除大弊，保国权，强民气”之事均予关注，积极参政议政。他不仅独立提交多条议案，还与沈钧儒等人联署提案，提出“质问书”，以监督政府工作。[23](P.32)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冬,由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会同汤寿潜发起联络各省咨议局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代表团。12月中旬，褚作为浙江咨议局代表之一,与陈黻宸、沈钧儒等人抵达上海，与其他各省代表共55人齐集一堂，举行“请愿代表团谈话会”。经8次集会，商定成立“咨议局请愿联合会”，推举代表33人，赴北京向清廷请愿，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24](P.114)经过这次活动，褚辅成与当时的立宪派人士尤其是在上海活动的立宪派头面人物建立了联系，为辛亥杭州光复时联络浙、沪两地奠定了人际关系的基础。当然，褚辅成的咨议局议员身份也为武昌起义后促使浙江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合作，转而支持、拥护革命提供了便利。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由沪来杭，传达武汉要求各省响应起义的密电消息，并于次日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童保暄等人在西湖白云庵密议响应起义的行动部署，但这次会议因当时军界人士急进、缓进两派之争议，意见未能一致，遂决定分头着手准备。之后，陈其美复派姚勇忱、黄郛、蒋介石等人多次来杭催促，并商议分别从军界和政界的党人中推举十余人为代表，组成筹备组，每周两次，定期开会，汇报联络与准备情况。褚作为政界代表参会。10月底，上海又派黄郛、蒋介石、陈泉卿等来杭，在顾乃斌家召集会议，军警各界同志均到会，会议对总体计划与一些重要事项作了部署。约定起事时间为11月3—7日(旧历九月十三—十七日)之间，议决临时司令官为宪兵营童保暄，并举定各路司令官，推举褚辅成担任筹设起义总机关的任务，派吕公望赴永康、处州两处，招集原有光复会同志，组织民军，在永康集中，攻打富阳，以牵制杭城清军力量。[25](P.517)[26](P.164)此次会议还商讨了杭州光复后浙江军政府都督人选问题。朱瑞首先推举褚辅成担任都督，褚表示拒绝，并提议由汤寿潜来担任，其理由是：“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19](P.156)会议一致赞成，并决定由褚负责与尚在上海的汤寿潜接洽。之后，褚辅成即往返于沪、杭、嘉之间，奔走各方，“主持筹备事宜”。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记载说，在沪、杭光复前夕，来惜阴堂集商的有各省籍咨议局友好与旅沪人士，其中“奔走最力者，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人褚辅成等”。[27](P.74)在这期间，褚辅成一面商请陈其美筹发炸弹、印信及发难费，并与上海光复会负责人李燮和接洽，秘运手枪200支(此前褚辅成已由朱瑞介绍加入光复会)[26](P.164)，一面回到嘉兴召集革命党人开会，部署响应。他指派革命党人庄幼山随陈仲权到沪加强联络，嘱咐田毓甫、计宗型、钱大忠等人密切注意时局，协助学堂、禁烟总董随时准备策应沪、杭起义。[15](P.171)

经过褚辅成的奔走联络以及军警各界同志的努力，到11月2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当日，各地革命党人已有数百人陆续到杭，其中上海方面派遣的王金发、蒋介石、王文清、张伯岐、董梦蛟、蒋著卿等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也到达杭州，并带来起义所用的钱款、弹药等。[18](P.505)于是，特借凤山门内李絅裳住宅作为起义的临时总机关部，参与起义的同志商定11月5日(旧历九月十五日)破晓前发难，“政治组织由褚辅成联络咨议局陈时夏、沈钧儒、张传保等设计准备”，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18](P.505)[19](PP.154-155)11月3日夜，上海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4日夜行动。至5日晨，杭州全城已基本光复，惟有旗营还在负隅顽抗。此时，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是童保暄临时都督声望不足、旗营如何攻取。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按既定方案，迎汤寿潜回杭任都督。其实在11月2日晚，因起义在即，褚已密商咨议局副议长陈时夏，请其次日赴沪迎汤；11月5日早上，又由咨议局议长陈黻宸、马叙伦、沈钧儒与褚辅成四人具名，由马拟了“请即回杭”的电报，报告浙江光复情况，催汤速来。得到电报后，当日下午3时多，汤寿潜在陈时夏、高尔登等人的陪同下，专车抵达杭州，各界即在咨议局开会欢迎，当场推举汤为都督。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旗营毗连闹市区，居民稠密，不可正式作战，再者即使作战，旗营兵多械足，“总计反革命实力，确占优势”，褚辅成在起义前夕即表示担忧：“若无外援加入，恐有失败之虞。”[19](P.154)所以，决定采取劝降与压迫并用的策略。实际上，在起义前夕褚就会同陈时夏、张传保促使议长陈黻宸劝说旗营协领贵林放弃抵抗，率部投降。作为杭州旗营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贵林在戊戌变法时期即已主张开设议院，与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人士多有交往，尤其与陈黻宸私交甚好。经过数日的往返磋商，起义当日，当得知贵林被说服同意放下武器与民军谈判，“褚辅成大喜”。[28](P.771)接着，褚又说服司令官周承菼暂缓攻营，前往咨议局和贵林谈判。就在贵林以旗营代表身份与起义军洽降，双方相持不下时，汤寿潜一行赶到会场。贵林一见汤氏到来，立刻表态：“蛰老来了。蛰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汤看了一遍条款，说道：“便这样，我签字吧。”(“约限三小时旗营缴军械，允发旗兵三月饷，三月后自筹生计。”)一场议降会议，就此告终。[29](PP.173-174)从中可以看出，杭州光复，从提议由汤任都督到征得陈其美同意，再到成功劝降贵林，和平解决旗营问题,都离不开褚的一手策划。

四

杭州光复后，首先面临着浙江省军政府的组建问题。但它的组建可谓一波三折，其中充满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的矛盾斗争以及个人的恩怨私仇。褚辅成作为光复过程中即负有政治组织任务的重要人物，不仅全程参与筹组，而且还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军政府的组建及其人员构成。

汤寿潜在出任都督的当天晚上即开列了军政府各部部长名单，拟任命原咨议局议长陈黻宸为民政长，周承菼为总司令，沈钧儒为交涉长，褚辅成为交通长，汪曼锋为巡警长。[30]这个名单一经公布便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满于“同盟会会员只有褚辅成一人”这样的安排结果，尤其不满于由原属于立宪派的汤寿潜、陈黻宸来担任都督与民政长职务。在光复杭州一役中充当敢死队首领的光复会干将王金发首先站出来反对说：“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该举为都督。”“力主改选，附和者不少”。[19](P.156)[31](PP.64-65)褚则坚决反对：“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即被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之进行。”劝王收回此议，王态度颇坚决，不肯接受，褚誓死力争，终未更动都督人选。但王金发并未罢休，遂前往上海找陈其美理论。陈从大局出发及策略考虑，也认为汤寿潜是当时出任都督的最佳人选，劝说并许诺王金发回杭做建设部部长。然而，回到杭州的王金发“无视汤寿潜，径自决定去绍兴，将敢死队中的嵊县人都带去了”，于11月10日组建绍兴军政府，形成了革命派领导的政权。[31](P.66)浙江军政府也无可奈何，对于王金发的擅自行动，不但未加谴责，还特颁明令，加以褒奖。

遗憾的是，作为老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的代表，褚辅成对于都督人选的坚持，从他后来参与谋划的一系列活动来看，并没有与汤寿潜真诚合作之意，而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考虑。在当时东南大局未定，尚未光复南京，“援鄂北伐，均在即刻”的纷乱情势下，拥汤做都督，是为了利用汤的声望来稳定局势，争取绅商阶层的合作，巩固新政权。当然也有避免给国人留下舆论批评之口实的考虑。

据迎升在《辛亥杭州驻防失守记》中记载，旗营归顺的当晚，褚辅成与陈时夏设计重新发枪给旗兵，然后借口“旗兵作乱”，乘机镇压，借此除掉贵林。因为陈时夏本来在咨议局中就与陈黻宸存在矛盾，“欲杀贵林”，而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先数日致书褚辅成，请杀贵林，以绝后患”。更有甚者，总司令周承菼、陈汉第、陈敬第等人欲替其师孙江东(翼中)报私仇，也请杀贵林。孙江东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习，因“行非礼于小学某”，“好直言、喜任事”的贵林“揭其私”，使之在杭州难以安身而避走东三省，从此与贵林结下了仇怨。而以周承菼为首的一帮军人“又以浙江革命未杀一人，无赫赫之名，不足以邀大功”为由，亦主张杀除贵林。[28](PP.771-772)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总之，革命党人决计要除掉贵林，赶走陈黻宸。发枪于旗兵让其自动作乱的计策被汤寿潜、陈黻宸识破，“褚辅成、陈时夏遂散布谣言，谓陈黻宸反对民军，与旗人私通”。陈不得不辞去民政长职，而赴上海。接着，司令部、政治部又设计诱捕了贵林父子及督队官哈楚显等四人，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假托汤的名义将其处决。于是，“革命军挟枪胁汤寿潜举褚辅成为民政长，诸民事皆属”。不管事实真相是否确实如此，总之，在11月7日的都督府军事会议上，“举褚辅成为政事部长；庄菘甫为财政部长，沈钧业副之；陈汉第为民政部长，张福之副之；汤尔和为外交部长，方鸿声副之；傅修龄为交通部长，黄越川副之；陈泉卿为总务部长，谢斐麟副之”。[32]周承菼仍为浙军总司令，组成都督府。上述人员中，革命党人占2/3，“咨议局人员概行摈弃”。不久，军政府的机构又重新做出重大调整，增设军政部(同盟会员顾乃斌任部长)，保留财政部；把原来的民政、外交、交通、总务各部改为科，隶属于政事部，政事部不设副职，实际上大大抬高了褚辅成为首的政事部的地位和职权。调整后的四部部长均为同盟会员，军政府的军政实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33](P.71)所以当时《申报》就指出，“浙省光复后，建设手续纷繁，致匝月以来，凡军政、政事、财政三大部鼎峙一城，都督几同赘瘤”。[34]曾任都督府印铸局局长的马叙伦也回忆说：“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褚辅成做了民政长，而他这个民政长和湖北、江苏等省的不同，是和都督平行的。”[29](P.175)“总司令周承菼、民政司褚辅成挟大兵自重，不受汤节制”。[28](P.772)

平心而论，以褚辅成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组建浙江军政府过程中对原立宪派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浙江的光复应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联合行动的结果，是两派的共同胜利。当然“党人茹数十年之艰苦，出生入死，缔建共和，厥功固至伟”[27](P.81)，然若没有以汤寿潜为首的立宪派人士鼓动赞助，浙江能否取得独立很成问题，至少不会如此顺利。[35](P.391)其实，褚辅成之所以提议汤寿潜做都督，除了借重于他在收回路权运动中的巨大声望以及他的治事能力，更为根本的是汤已对清朝统治完全失望，政治信仰已转向民主共和，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精神早有默契”[25](P.519)。而由汤寿潜出任都督，对于减少对抗和损失，是有一定作用的。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和蔡元培《汤沛恩传》对此都给予肯定，如蔡元培说：“辛亥鼎革，浙人争拥蛰先为都督，蛰先疑不可。时满汉猜狭久，杭州故有驻防，几酿大衅，非蛰先莫能解。”[36](P.9)同样，对于陈黻宸的拒斥，也说明革命党人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陈是进士出身，虽不赞成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但他多年在永嘉、杭州、上海、广州等地新学堂任教，创办《新世界学报》，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实行立宪政治，马叙伦曾回忆说，他最初的民族、民主思想即受其师陈黻宸的指点与启发。更何况在武昌起义之后，陈就与汤寿潜商量，联合地方绅商在省城杭州共同发起组织民团，“表面上说是为了加强防卫，实际上是预备响应”。[29](P.172)褚辅成后来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也说：“咨议局中大部分议员尤同情革命，热烈拥护”，“或斥资接济党人，或遇党案暗中掩护，赞助之力甚大”。[19](P.153)那么，在光复之后，组建新式政权时，理应“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27](P.77)

汤寿潜是1911年11月5日上台，至1912年1月15日辞职，在任71天。其实，他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对于都督府违背信约杀死贵林事件即感气愤与痛苦，遂生辞职之意。他在给友人赵凤昌的信中说：“明效已见，何物憸儿，煽惑军人，以报其私怨，堕我信用。精神之痛苦，胜于刲割。嗟呼，惜阴！即使委推弟为大伯理玺，岂足以赎负人之罪哉？”[37](P.590)为什么他没有一怒立即辞职？这从他1911年11月11日写给张元济的信函中可略知一二：“此间歧云，党中有党，变幻之数，巧历不能算，殆为革命时代所必经之阶级。潜一身不足惜，深恐破坏之后，再加破坏，不敢一怒径去。□海云：我不地狱，谁当地狱。兹心不求人谅也。委蛇以济之。”[38](P.698)

“委蛇以济之”一语道出汤寿潜既想为新生政权的建设与秩序的稳定出力而又苦于遭受排挤的无奈。1912年1月15日汤终于辞职而去。汤的离去，给辛亥光复后初具一番新气象的浙省政治蒙上了一层阴霾，其后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都督而演出了一幕同室操戈、亲痛仇快的“陶案”悲剧；[39](PP.200-201)更为遗憾的是，汤的离去，也象征着革命党人失去了光复时并肩战斗的重要盟友——立宪派的支持，致使革命力量遭到削弱，民主建设事业遭受顿挫。自此以后，浙省都督不仅更换频繁，而且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军人专政时期。

当然，演出“致陈黻宸之罪，贵林之狱”之一幕，玩弄权术，在都督府中架空汤寿潜，这一切的主谋未必是褚辅成，或许他也左右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但作为浙省光复后的重要政治领导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有难以推脱的责任。

综观全文所述，可以看出，作为集同盟会员、光复会员、咨议局候补常驻议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褚辅成，在浙江辛亥革命中起到了一般革命党人难以企及的作用，他不仅是浙江辛亥革命的重要谋划者、决策者之一，为团结各方、共举光复之事竭尽奔走联络以及政治组织与指导之力，为浙江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浙省光复以后民主政治的推行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浙江省是全国光复的省份中率先组建临时省议会、颁布省临时约法的省份之一，这一切的举措都与褚的积极主持与推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他不愧为“浙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自身政治理论与政治经验的不成熟，缺乏应有的革命胸怀，不能以更高的思想水准与政治谋略来处理不同派别、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而且也未能在民初的政局中将各种政治力量“一一调剂之，融合之，俾各得相当之分以去”[40](P.207)，而自以为只有革命派掌权，才能实现民主共和的宏伟蓝图，殊不知这样势必会造成革命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恰恰违背了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根本宗旨和全国人民的心愿。难怪时人对当时革命党人“自矜其功，对于稍异己者，挟一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之见”的骄横气焰抨击说：“夫民国者，民国也，非革命党所得而私也。”[41](P.511)“名曰共和，不共不和，如何是好”？[42](P.619)褚辅成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存在的这一局限性也是当时革命党人共有的特征。历史再次证明，为政之根本，在“不好同恶异”，而要“有容”。反思民国初年革命党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激进之子，粗莽灭裂，犹不知惩鉴亡清之失，设法以求有容”，犯了“好同恶异”的错误。[40](PP.97,389)这是百年之后反思辛亥革命值得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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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FuchengandtheXinhaiRevolutioninZhejiang

XUE Yu-qin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Chu Fucheng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Zhejiang.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grave national crisis, Chu Fucheng went abroad and joined the Chinese United League in Tokyo, changing himself from a traditional gentleman to a revolutionary. In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Zhejiang, Chu Fucheng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lanning, organizing and l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Jiaxing, etc. After the revolution,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Zhejiang. However, in doing that, he showed certain weaknesse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his social class and the immaturity of his political theory and inexperience. The revolutionaries, like Chu Fucheng, excluded and failed to win the sincere cooper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sts, which frust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new regime in Zhejiang in the period of Consolidation. The historical lesson or enlightenment Chu Fucheng left us is that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is toleration”, not “appreciating the same, repelling the different”.

Chu Fuche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Zhejiang;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alist

2011-09-02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研究项目“褚辅成与浙江辛亥革命”(10WHXH32)的研究成果。

薛玉琴(1968-)，女，江苏淮阴人，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K257

A

1674-2338(2011)05-0032-08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