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莉 张慧美 王元英

（1.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2.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一、引言

在科技飞速发展，人类交往越来越频繁的当今社会里，多语者既做为个体现象也作为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着。一些特定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对多语现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对多语现象以及多语者语言表征特点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语码转换是双语认知研究的热点问题，也将是多语认知研究的热点。有关双语者语码转换的研究表明，在双语者进行语码转换的过程中，语码转换消耗存在非对称性。语码转换的非对称性是指：双语者在进行一语到二语，以及二语到一语转换的反应时并不相同。［2］以往的很多实验结果表明了语码转换的非对称性与二语的熟练程度相关。熟练的双语者会产生一种特定的语言选择机制，能够灵活地加工一语和二语，但是由于双语者的一语（母语）要比二语熟练，因此，从二语转换为一语比从一语转换为二语需要更多的时间。同理，我们可以假设多语者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消耗也是呈非对称性的，因为多语者掌握的多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所以转换消耗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一假设，本文通过奇偶数判断实验来研究俄－英－中多语者在俄语（一语）－英语（二语）－汉语（三语）之间的语码转换消耗情况。此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以往的语码转换研究多集中于拼音文字，而本研究是针对印欧语系（俄语、英语）和汉藏语系（汉语）两种不同语系之间的语码转换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

多语者言语产生的控制机制是什么？心理语言学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归纳出两个根本的问题是：（1）语义系统能否同时将多语者的不同词库激活？（2）非目标语言被激活的词汇是否对目标语言被激活的词汇形成竞争或者干扰？目前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是认为在对一种语言的词汇提取过程中，多语者不同语言的词汇都会得到来自语义系统的激活。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众多研究者出现了理论分歧，从而产生了非特定语言选择（language－unspecific selection）和特定语言选择（language－specific selection）两种观点。［3］根据非特定语言选择的理论，当语义系统将双语者的两个词库激活以后，双语者会考虑所有被激活的词汇。双语者两个词库被激活的词汇都在词汇提取的候选词之列，因此，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必然会对目标语言的词汇提取产生干扰或者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双语者让两个词库词汇的激活水平保持一种不平衡状态，使目标语言词汇的激活水平比非目标语言词汇的激活水平高，从而顺利地选择适当的词汇。［3］另外一种语言选择机制为特定语言选择机制，特定语言选择机制认为当双语者的两个词库被语义系统激活之后，双语者只考虑目标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而非目标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不在双语言语产生中的候选词汇之列。依照这一理论，非目标语言中激活的词汇并不会对目标语言中词汇的提取造成干扰，并且也没有能力去干扰目标语言中词汇的提取。［3］

转码耗损（switching cost）最初是在心理学家研究两种不同难度的认知任务进行转码时发现的。当在某个认知任务之前出现了另一个难度水平不同的任务时，完成该任务的反应时就比在它前面出现一个相同难度的任务时要长。同样，在语言研究中，多语者的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不同，会导致加工每种语言的难度不同，因此在进行语码转换时，也应该出现转换耗损。关于语码转换消耗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消耗是由一个统一的任务控制机制产生，还是由负责加工特定语言激活的控制机制产生。在早期的著名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BIA）Model中是这样阐释的：语言转换消耗是由控制每种语言词汇表征激活的语言节点（Language Nodes）产生的。［4］在双语交互激活模型中提出的语言节点的功能与认知控制理论中提出的任务和注意力控制的功能相似。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双语者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先产生了针对控制相关语言激活的认知控制机制。在原始的BIA模型中，认为语言节点机制对每种语言词汇表征激活的水平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是与后来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A＋）不一致。根据原始双语交互激活模型，语言转换后的加工消耗是由于连续的自上而下的从非目标语言节点向目标语言抑制而产生的。然而，在近些年来的针对语言转换耗损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来自Green的抑制控制模型。这两种模型对于转换消耗的解释其实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更多复杂的任务控制机制，而抑制控制模型可以适用于从特定任务图式到所有非特定词条表征的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这两种模型的主要区别是词汇激活调控的分配程度以及相对重要性不同。

一些研究者在语码转换实验中发现了转换耗损的非对称性，这一结果与抑制控制模型的两个假设一致。Meuter等人（1999年）要求双语者大声对一系列阿拉伯数字（从1到9）用L1或L2命名，命名语言由屏幕的背景颜色决定，实验分为转码系列和非转码系列。非转码系列要求被试用与前面刺激相同的语言来命名，而转码系列则要求被试用不同的语言来命名。实验结果表明，转码系列的反应时比非转码系列的反应时长；从L2转换为一语比从L1转换为L2消耗更多时间。［5］Costa等人根据抑制控制模型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首先，在转码系列中，双语者必须完成新的认知任务，那么，他们选择正确的答案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转码系列耗损的时间要比非转码系列的长；其次，命名任务中对非目标语言存在着抑制，且对L1的抑制量要大于对L2的抑制量，那么，对L1进行再激活要比对L2进行再激活困难，因此，从L2转换为L1消耗更多时间。Costa等人通过图片命名实验对高水平双语者语码转换进行了研究。十二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双语者参加了图片命名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当高水平双语者在优势二语和弱势三语之间进行转换时，转换消耗是对称性的，这说明，对于非常高水平的双语者，语言之间的熟练程度不同，并不能直接导致非对称性消耗现象的出现。这种结果也说明，二语水平的提高会使双语者词汇选择机制有所改变。［6］

三、研究方法

（一）被试

30名国际交流学生自愿参加了本实验，其中男12人，女18人。被试母语为俄语，第二语言为英语，开始学习英语的平均年龄为10.8岁，英语听、说、读、写7分自测调查显示，英语水平平均在5.75分，二语熟练程度较高。被试第三语言为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平均年龄为19.25岁，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间为一年左右，汉语自测调查显示，汉语水平平均为3.23分，三语熟练程度一般。被试均为右利手，年龄在18－2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3岁。所有被试没有心理疾病，视力或校正视力正常。实验期间，所有被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良好。

（二）材料和方法

实验借鉴了Jackson等人的实验范式，所用到的刺激材料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汉语数词；one，two，three，four，five，six，seven，eight，nine，ten这十个英语数词；以及oдин，два，три，четыре，пять，шесть，семь，восемь，девять，десять这十个俄语数词。刺激背景为黑色，字体颜色为白色。

实验任务是奇偶数判断，被试坐在隔音室内一张舒适的椅子上，两眼注视屏幕中心，眼睛距离屏幕75cm，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768，垂直视角为1.43度，水平视角为0.72度，要求被试在两秒钟内判断电脑屏幕上出现的数字词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是奇数则要求被试按鼠标左键，如果是偶数，则按鼠标右键。

实验中共有九种转码方式：俄－俄（r－r）、俄－英（re）、俄－中（r－c）、英－英（e－e）、英－俄（e－r）、英－中（e－c）、中－中（c－c）、中英（c－e）和中俄（c－r）。每两个刺激为一组，组内和组间的刺激时间间隔均为1s－2s之间随机，组间变换时将出现一个以白色圆点为注视点的黑屏。整个实验过程每种转码都出现30次，共270组。在正式实验之前会有10个刺激的练习实验以便被试熟悉按键和任务。实验的刺激给予使用了E－prime1.03软件。整个实验持续40分钟。实验结束后，被试要完成一个关于英语水平和汉语水平自我测试的调查问卷。实验流程请见下图：

图1 实验流程示意图

（三）数据分析

首先，对每个被试的正确率进行考察。根据EPrime对正确率的记录和统计，所有被试的正确率都在95％以上，数据可用。数据分析主要针对反应时和转码消耗进行分析，反应时由E－Prime软件记录，转码消耗由计算每种语言的转码反应时与非转码反应时的差值得出。为了进一步对每两种语言之间的转码消耗情况进行对比，以下分别对一语和二语之间转码、一语和三语之间转码、二语和三语之间转码三种类别进行分析。

图2 被试一语和二语非转码和转码的平均反应时间

一语和二语转码条件下，首先采用2（语言类型）×2（转码类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反应时数据进行处理。统计结果显示，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9）＝2.256，P＝0.144，虽然一语的平均反应时低于二语的平均反应时，但是一语和二语的平均反应时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转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9）＝11.663，P＝0.002，无论是一语还是二语，非转码反应时均低于转码反应时。接着，对转码消耗情况进行分析，一语转码（二语向一语转换）消耗平均为8.08ms（670.22ms？662.14ms），二语转码（一语向二语转换）消耗平均为10.43ms（705.32ms？694.89ms），被试一语和二语之间的转码消耗基本是呈对称性的。

图3 被试一语和三语非转码和转码的平均反应时间

一语和三语转码条件下，同样采用2（语言类型）×2（转码类型）的重复测量方差对反应时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9）＝0.984，P＝0.329，虽然三语的平均反应时低于一语平均反应时，但是三语和一语的平均反应时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转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9）＝8.857，P＝0.006，三语的非转码反应时最短，三语和一语的非转码反应时均低于转码反应时。就转码消耗而言，被试三语转码（一语向三语转换）消耗平均为7.4ms（664.3ms－656.9ms），远远低于一语转码（三语向一语转换）消耗32.6ms（694.74ms－662.14ms），被试一语和三语之间的转码耗损是呈非对称性的。

图4 被试二语和三语非转码和转码的平均反应时间

二语和三语转码条件下，同样采用2（语言类型）×2（转码类型）的重复测量方差对反应时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9）＝0.125，P＝0.726，虽然三语平均反应时低于二语平均反应时，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转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9）＝9.862，P＝0.004，二语和三语的非转码反应时均低于转码反应时。就转码消耗而言，三语转码（二语向三语转换）消耗为32.69ms（689.59ms－656.9ms），二语转码（三语向二语转换）消耗为23.08ms，三语转码消耗大于二语转码消耗，被试二语三语之间的语码转换消耗是呈非对称性的。

四、讨论

基于以上实验数据，我们将分三个部分进行讨论。首先，就一语和二语之间的转码而言，两种语言的转码反应时均大于非转码反应时，这与以往实验得出的结论“转码系列耗损的时间要比非转码系列的时间长”相一致。这一实验结果的原因是：在转码系列中，多语者需要面临执行新的任务，需要更多的认知消耗来选择正确的“语言任务图示”。［7］在完成奇偶数判断任务时，根据抑制控制理论，言语选择是通过抑制非目标语的词汇表征的激活来实现，二语熟练程度越高，转码消耗的时间越短。本实验得到结果是一语和二语转码消耗基本是呈对称性的，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参与实验的被试有10年以上学习二语（英语）的时间，二语水平较高，被试一语和二语的水平比较接近。一语和二语流畅程度越高，一语和二语流畅水平差异越小，也就是说两种语言熟练程度的差异与抑制程度的差异相辅相成。［6］Costa和Santesteban（2004）在对西班牙语－巴斯克语熟练双语者的实验中也发现了一语和二语消耗的对称性，另外，他们还测试了西班牙语－英语熟练双语者，结果显示，无论双语者这两种语言是否有相似性，也无论双语者何时开始习得二语，两种语言的转换消耗都是对称性的。［8］这也说明，对于熟练掌握一语和二语的多语者，他们的语言选择机制可能是特定语言选择机制，而不是以抑制控制理论为代表的非特定语言选择机制。

其次，就一语和三语之间的转码而言，在转码情况下和非转码情况下，三语的平均反应时均低于一语的平均反应时。这与预想的实验结果有差异，根据语言的熟练程度，三语应该属于非熟练语言，被试三语的反应时应高于一语，但是本实验结果却与此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三语的刺激材料为汉字，汉字有方块字的别称，是由一个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维方式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所以单一字内就有很高的，汉字在表达同样的数字信息时比表音文字－俄文用的篇幅更短，所以虽然汉语是被试的非熟练语言，但是被试阅读汉语刺激材料的效率略高，在本实验里则表现为对汉语的刺激材料反应较快。从转码耗损角度来看，一语转码耗损大于三语转码耗损。这也同样地说明了，在被试进行语码转换的过程中，对一语的抑制量大于三语的抑制量，对一语的再激活比三语难。但是，本实验得出的实验结果一语和三语转码消耗不对称与Costa和Santesteban2004年的实验结果不一致。Costa等人针对熟练双语者的一语和非熟练的三语之间的转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转码消耗是呈对称性的。两个实验结果不同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不同的实验所采用的语言的相似程度不同。在本实验里，被试语码转换的一语和三语不是同一语系，两种语言之间差异过大；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不考虑语言的相似性问题，也就是说假设语系不同对多语者语码转换没有影响，那么当多语者产生一种语言选择机制后，它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就二语和三语之间的转码而言，二语三语之间的语码消耗也是呈非对称性的。这一实验结果与Costa和Santesteban（2004年）的研究结果有差异。他们使用语码转换范式，发现加泰隆语（Catalan）－西班牙语的熟练双语者在L2和非熟练的第三语言（L3）之间的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消耗是呈对称性的。导致这种结果不同的可能原因是，在Costa的实验中，被试长期融入在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的环境中，这种环境需要被试经常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被试对语言的控制力强，而控制力强的熟练双语者可能使用特定语言选择机制对语言进行加工。Christoffels等（2007年）在实验中发现，高级熟练程度并不一定是出现对称消耗的必要前提，他们实验的被试是在荷兰学习的德国人，并且这些被试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这种环境为转码提供了训练机会，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被试者的语言控制能力会大大提高。［9］Bialystok等（2004年）的研究结果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即双语环境会提高被试的认知控制能力。［10］参加本实验的被试，虽然学习汉语的时间为一年左右，但是通过实验结束后的访问得知，他们在课堂以外的时间主要还是使用俄语或者英语交流，相对来说，本实验的被试对三语的控制能力比较薄弱，所以本实验得到的二语和三语之间的转码消耗是非对称性的结果虽然与Costa等人的研究有所不同，但如果考虑到被试的三语环境，这个结果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不同的多语者，可能采用不同的语言加工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多语者在使用特定语言加工机制的同时，还要运用抑制控制来进行语言选择。

鉴于对多语者语言加工机制的研究仍然缺乏，目前可用来支持各种理论模型的证据还有待完善，以及研究者还未能明确很多因素影响作用的程度，例如，二语和三语熟练程度，语言使用的语境和频率，习得年龄，语言相似程度等影响因素。［11］研究者对多语者语言的加工机制的探索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五、结论

本文通过奇偶数判断任务，检验了俄－英－中多语者在语码转换过程中是否存在非对称性转换消耗。通过分析和统计本实验获得的行为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俄－英－中多语者在进行奇偶数判断任务时，俄语和英语之间的转换消耗呈对称性，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转换以及俄语和汉语之间的转换消耗呈非对称性。

（致谢：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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