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定 军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663)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因其筑室曰“养知书屋”，故学者又称“养知先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曾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官至兵部左侍郎。1876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公使出使英国，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1879年撤任回国，1891年病逝于家中，著有《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诗集》等。郭嵩焘的诗论植根于儒家文化，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承继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但其作为驻外公使，接触西方文化，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尊重人性，注重自我感情的真实表达和再现，故其诗论表现出了新旧杂糅的面貌，具有诗教与性情的统一性。

1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个人喜怒哀乐被一句“思无邪”划入了道德的框架内，儒家思想对诗歌的这种规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清代的沈德潜，其诗论更是突出“温柔敦厚”，认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直到近代，“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郭嵩焘是传统诗教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就郭嵩焘为人品性而言，亦是温厚平和，“按先生论及中外争端，往往严於责己，宽以待人，於西人不免多恕词，未必尽是，国荃所言，颇称平实”。(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他强调诗歌要温厚和平，在《张小野〈梦因阁诗集〉序》中写道：

吾友王太常之言曰：“凡人心感物而动，凝而为天地，淆而为事物，荡而为忧乐哀思，敛而为性情文章，议论有不能宣者，惟诗能通之。”其言伟矣。然非博览古今之事变，周知民物之情伪，以自理其性情，而纳之温厚和平，则诗之为道，人皆得托焉以宣其郁，而流极于泛滥淫泆，而风教以微。

王太常言诗歌感物而发，“为天地”，“为事物”，“为忧乐哀思”，“为性情文章”，是议论有所不能表达的，唯诗歌才能够达意，此即诗歌的达情作用。郭嵩焘“其言伟矣”的感叹，自是赞同王太常之语。郭嵩焘认为，诗歌除了博览古今事变，周知民物虚实以外，还得约束自己的性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要把“性情”纳入到“温厚和平”的道德伦理规范上来。不能任由感情的抒发，否则易“流极于泛滥淫泆”而使“风教”衰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郭嵩焘的诗论是儒家“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文而谲谏”诗学理念的延续。郭嵩焘在《重刻〈夏忠靖公集〉序》中阐发了同样的看法：

吾湘人文，至宋始显。四库全书所录《同文馆唱和集》、《邓绅伯集》，世无传本。明忠靖夏公集，传至于今四百馀年。国初学博詹屺望士懿刻藏其家，今亦无存。访之公裔孙辉南，得其本，凡六卷，后附《遗事》一卷，盖明刻本相承如此，而诗为多，杂文独有赞、颂及表一通，大都应制之文，而一出之和平冲夷，想见盛世雍熙之化，从容涵濡，纳之太和，其意充然有馀也。

郭嵩焘评夏诗、杂文“一出之和平冲夷”，并由此推见“盛世雍熙之化，从容涵濡”，纳入了“太和”，而其意充足而有余。由郭嵩焘对盛世雍熙“太和”之美的赞美可以看出，诗歌应出之以“温柔敦厚”，方可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与气象。

在《言灵笙〈琴源山房遗诗〉序》中，郭嵩焘明确指出诗歌应当纳入这样的规范之中：“孝廉既穷困不得志于时，郁郁以殇，而睹其诗，独于交游离合死生之感，愀乎其有思也，睪乎其有望也，无有刺讥讽谏忧时愤世以乱和平之听者。《传》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孝廉诗如是，志可知矣。其斯有得于温柔敦厚之遗者，与序而行之，亦为世之处朋友者劝焉。”言灵笙穷困不得志，郁郁而终，而至郭嵩焘读其诗，“愀乎其有思”、“睪乎其有望”，但言灵笙没有“刺讥讽谏忧时愤世”而“乱和平之听者”，言灵笙是有得于“温柔敦厚”的。郭嵩焘劝世人与朋友相处者应当具有这种性情，由此可见郭嵩焘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他不仅把诗教说运用于诗歌当中，更将其扩展至平日之为人处世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诗教说对郭嵩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2 合于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真性情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诗歌抒情表志的艺术特质，长期受到儒家道德伦理及政教观念的规范。孔子以“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的观点来规范诗歌的教化作用，注入了道德的内涵，于是后世把“志”看成载道之工具。从汉代董仲舒，南朝梁裴子野，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邵雍，到清代的翁方纲、沈德潜等等，可以明晰其中的发展轨迹。郭嵩焘仍然是在这条轨迹上发展的，他论诗强调要有自己的“无所假借”的个人性情，而这种个人的性情必须纳入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之内。当然，要把无关道德的个人情感纳入到儒家道德伦理的体系之内，则必得先承认这种情感的存在。郭嵩焘不仅承认这种个人情感的存在，而且强调诗歌中必须有这种的真实情感，如其日记云：

申凫谈及李西沤论文，尝曰：作文须如仓颉造字，直开干古窔妙，却无一笔安顿不自然。千形万状，总须一手生造。又曰：诗文当使人一望便知其中有我性情学问，丝毫假借不得。……其言皆有深味。

仓颉造字，是独创，李西沤谈作文如同仓颉造字，须靠自己的创造力。诗文中“当使人一望便知其中有我性情学问”，其中所指“性情”即指诗中当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当然，这种性情首先是出于“自然”，不是外在“假借”的，故郭嵩焘认为“其言皆有深味”。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其“根于情”即诗歌的创作本原于诗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本身并不一定要完全具备道德的归属性，郭嵩焘这个论断是从李氏诗歌创作实践中观察得来的。从诗歌的接受角度分析，诗歌无疑凝结了诗人的情感，通过诗歌可以看到诗人的性情和精神意趣；那么，诗歌也就反映出了诗人的性情和精神意趣。郭嵩焘本是性情中人，“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在此书中，又可略知先生之性格，亦为其易召人误解之原因”(《郭嵩焘先生年谱》)。从诗歌接受的角度看，郭嵩焘同样认为诗歌中应当有自己“自然”情感。在《〈吟香阁遗诗〉序》中他评价易砺仲的诗歌：“然而其志未就，其艺未成，而不幸已死，则此遗诗数百篇者，固皆其精神意趣之所存，不可得而泯也。”易砺仲比郭嵩焘的长子郭刚基长两岁，而又于其后一年死，死后其堂弟淑子拿砺仲所著《吟香阁遗诗》见示郭嵩焘。郭嵩焘叹其才能出众哀其早亡，遂作此序。郭嵩焘认为易砺仲“遗诗数百篇”皆“其精神意趣之所存”，其中所言“意趣”当是包含了无关道德伦理的性情。郭嵩焘认为其“不可得而泯”，哀悼之中自有对这种“意趣”之肯定。

在自我性情的抒发方面，郭嵩焘尤为强调怨情、悲郁之情，认为诗人“愤惋凄厉，则其词往往多工”，郭嵩焘这种观点是对古典诗论观点的一种传承。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之说，韩愈“不平则鸣”之论，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嵩焘也是在继承前人种种观点之后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提出了这一看法，他认为诗人在“闵乱忧危，哀伤怨郁，愤惋凄厉”的时候所写的诗歌更“工”。郭嵩焘认为诗歌是因诗人心有所郁结而发，他在《毛西原〈杜诗心会〉序》的开篇中谈到：“自古诗人托物起兴，皆意有所郁结，不得发摅，而托之诗歌以写其缠绵哀怨之旨。”诗歌的创作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结，从而托之于诗抒写其缠绵哀怨之旨，所以，古之诗人常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情和志。当然，诗歌不是一定要有了“郁结”之情才能创作，这只不过是诗歌创作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而已。郭嵩焘如此强调诗人“郁结”的这一个方面，只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郁结”的心情往往更能让人感动；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更为强烈。他认为：“古诗人有积于其心，感而触焉，托之吟咏以自见，大抵然也。”(《赵吟篁〈醉吟阁诗集〉序》)他指出古时诗人是有所感触而发言为诗的，但他也没有把“郁积于其心”情感绝对化，他所言只是“大抵然也”，但纵观其诗论可以看出郭嵩焘较侧重于“郁结”对诗人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郭嵩焘说古今诗人心有所郁积，故其诗歌“往往”多工；虽未绝对化，但还是倾向于“哀伤怨郁，愤惋凄厉”之情的。在《〈陈文泉诗集〉序》中，郭嵩焘写道：

抑又思古诗人之作，尝发于伤时闵乱，悲忧怨郁，无聊不平，有所不通，一决于诗。君性和夷，其力能自给，无慊于心。大军围金陵，制使者驻兵常州，有藩篱之固。吴中酒食歌舞，嬉笑燕乐。即吾与君，视沧浪亭若不胜其优，人见者皆笑谓迂。更三四年，江浙糜烂几尽。合淝相国时抚吴，凭海以守。奉贤与松江所属诸邑独完。君于其时幸存，发愤流涕，不容自已，所为诗当益工。

在这里，郭嵩焘不仅指出了诗人的创作情感是因为“悲忧怨郁，无聊不平”内心的原因，而且指出其外因，即“伤时闵乱”。诗人心中的悲愤，遭遇的坎坷，社会的动乱等等，都使诗人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不发不快。故这样的诗歌往往能深刻反映社会的动荡，深刻表现诗人的内心痛苦之情，从而使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较好的统一而趋向“工”。

郭嵩焘诗论中的性情主要还是道德伦理化、儒化了的性情，基本不出理学藩篱，《〈剑水诗抄〉序》即可见其一斑：

尝爱《左氏传》论谋帅之要，曰说礼乐、敦《诗》《书》，而以为《诗》《书》，义之府也。盖凡心意所发，涵濡浸溉，原本德义，循乎道之序而极乎言之文，则《诗》义备矣。

《诗》是“义之府”，“盖凡心意所发，涵濡浸溉，原本德义”；“心意”主要指无关道德伦理的“性情”。这种性情所发，要本于“德义”的“涵濡浸溉”。《诗》义之备在于“循乎道之序”，强调性情要有“德义”的规范。郭嵩焘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人之“性情”，亦在情理之中。郭嵩焘摘录王船山《诗广传》里的“诗达情，非达欲也”一句，认为摘录的语句是《诗广传》中的“语之精者”，可见他赞同这种观点。诗歌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同时又要受到一定约束。以郭嵩焘看来，诗歌并非仅仅抒发自己的离愁别绪、风花雪月之情，而是有其理性内涵。

综上所述，郭嵩焘强调诗来自于“自然”性情的抒发，但“自然”性情有着儒学范畴的规范，是“温厚和平”的表达，而非纯粹的“独抒性灵”。诗中当有我性情，而诗中之性情却多是儒化的性情，反映了郭嵩焘诗论中诗教与性情的统一。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4][清]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杨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4.

[5][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