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驰, 程立中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亳文化研究中心,安徽亳州 236800)

简论亳文化的地域特色与现实意义

张立驰, 程立中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亳文化研究中心,安徽亳州 236800)

亳文化是一个特点鲜明、内涵丰富、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下,孕育、诞生并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她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形成了创新、包容、现实等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皖北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今天,深入开展亳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亳文化;地理空间;地域特色;现实意义

地域广袤、幅员辽阔的神州大地孕育出数量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心,这些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起古老而厚重的华夏文明。如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1]277作为众多地域文化中心之一的亳文化,既不同于北邻的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也有别于南接的徽州文化,其自身所独具的个性和风格真实记载和反映了“亳”这一地域内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倡导的价值观念。有关亳文化的渊源流变、各时期的成就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张立驰、魏宏灿先生在《亳文化略论》中已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和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试从地理空间、地域特色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对亳文化进行多维度探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亳文化的地理空间

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2]1。其实,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各个地方之间的文化形态,也存有较大的差异。因为“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沉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上凝聚形成的。在文化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可以看到自然环境的痕迹。因此文化是有强烈区域性的”[3]5。

中国文化区域格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宗法制度的瓦解,早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开始初步显现,“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制约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而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异俗的流播传扬,又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4]404。就全国而言,较早形成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区域文化中心,主要有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等。在这些文化的影响和带动下,又相继产生了亳文化、徽文化、关东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一个地域文化中心的最终形成,一般包括文化丛的产生、文化圈的建立和文化区的最后形成三个阶段。“亳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架构,其中包括史前文化、帝都文化、老庄文化、宗教文化、曹魏文化、医药文化、休闲养生文化、商贸文化、‘古井’文化 ,民俗文化等。”[5]那么 ,作为内容深厚、丰富的地域文化,亳文化区的地理空间也应有明晰的界定。

(一)从亳文化的渊源看

就整个中国文化区域格局而言,虽说于春秋战国时期便初具规模,但单就亳文化而论,其生发的时间则更为久远。“因为文化区不仅是一个文化的空间分类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文化特质由一代又一代不断地进行传递、发展、积累,保留下来。”[6]70有“中国原始第一村”之称的蒙城尉迟寺遗址,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早期人类居住环境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农业的保障。从尉迟寺遗址的文化遗存和规模来看,早在五千年前,涡河一带已是水草丰美,人口聚集,村落初现,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不仅栽培具有北方特征的粟类作物,也栽培具有南方特征的水稻作物,表现了黄淮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揭示了史前农业经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7]338此地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农业基础、稳定的聚落生活,无疑是亳文化诞生的最佳摇篮。3700年前,商汤定都于此,《尚书·立政》载:“夷、微、庐烝、三亳阪尹”。有关“三亳”的具体位置和解释,历代聚讼不已。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皇甫谧:“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8]474(道光)《亳州志 ·舆地志》中所收的一篇《亳都考》,对“南亳、西亳和北亳”之位置以及和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并给出详细解释。“南亳者,汤为诸侯时所居之国也;西亳者,汤为天子时所迁之都也;北亳者,汤克夏时所会诸侯之地也。”[9]卷一而王夫之在《尚书稗疏 ·三亳阪尹》卷四则云:“亳亦大也,与京同义。其犹雒邑之称周,而汉、唐之有两都,宋之有四京舆?旧注殊疏。”在王夫之看来,三亳均为殷之故都。所以,“可见早在商汤时期这里就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从说是亳文化之根基”[5]。汤王之后,虽都城多迁,但大都以“亳”为称,直到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才恢复古称,改“谯”为“亳州”。

(二)从区域领属上看

文化区不同于现行的行政区划,因为行政区划是运用行政的手段所划分的行政管理的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是一种特质文化的区域,是自然产生并由历史的延续而来。因此研究地域文化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例如燕赵文化区不等于河北省,楚文化区不等同于湖北省,……”[6]70。加之历史上亳州领隶更迭频繁,行政区划变动较大,“古今舆地沿革不同,或为京畿,或为封国,或为郡邑,或更其名,或改其属,因时势之所宜,而变通之前后不必相承也”[10]卷一。因此,亳文化的地理空间势必跨越多个现行的行政区域。另据(光绪)《亳州志·舆地志·沿革表》卷一记载:“三国魏,谯郡,注:又为谯都。谯县、城父县、酂县、山桑县、龙亢县、蕲县、铚县;晋,豫州,谯国,注:又为谯郡。谯县、城父县、酂县、山桑县、龙亢县、蕲县、铚县;唐,河南道总管府,亳州;宣武军都督府,谯郡。成州、文州、药城县、文成县、城父县、永城县、临涣县、朝城县、焦夷县;元,汴梁路,亳州、归德府注:以下各各县初隶亳州,后改府属。城父县、谯县、卫真县、鹿邑县、榖熟县、睢阳县、酂县、永城县;国朝,江南省,江南安徽省,颍州府,亳州直隶州,太和县、蒙城县。”[11]由此可知,历史上亳州所辖区域范围较广,几乎囊括今天的河南之鹿邑、永城,及皖北之蒙城、太和等一大片地区。亳文化作为当地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文化,也是黄、淮之间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其地理空间当以亳州为中点,涡河为轴线,包括皖北、豫东等大片区域,共同构筑而成较为完整的亳文化区。

二、亳文化的地域特色

千年一脉传承下来的亳文化,是此地人们千百年来真实生活的写照,现实活动的记录,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厚重历史的沉积;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认识自己,探索世界,思考未来,建构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亳文化也突显了自身浓厚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与时偕行的超越与创新

亳文化在萌芽时期就突显了不断超越与创新的禀赋,如“尉迟寺一期文化遗存虽有大汉口文化的基本特征,但也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尤以陶器最为突出。……上述特点与山东汶、泗流域大汉口文化晚期遗存区别较大,表现出皖北地区的自身特点”[11]。就皖北分布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而言,其性质相同者也较为普遍,如濉溪县石子山、灵璧县玉石山及宿县芦城孜等遗址,而蒙城尉迟寺遗存则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分布地域明确,自身特点清楚,可作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布在皖北及其相邻地区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我们称之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7]321-322。

建安时代,“三曹”耀世而出,并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创作的徙变,开创中国诗坛的一代新风,“他们(曹操父子)修习乐技,创制乐曲,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新诗,从内容到具体创作手法,对汉代乐府诗进行了全面的继承与革新,遂使乐府这种传统诗歌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并为后世作者进行乐府创作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12]3。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3]54。清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曹操文学成就时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14]91-92。而曹丕对我国诗体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尤其是《燕歌行》,开创了七言诗的先河;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王夫之在《古诗评选》卷一云:“长句长篇,斯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曹植则是第一位大力写五言诗的文人,以五十多首五言诗,奠定了这一新兴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地位,“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15]120。

此外,外科鼻祖华佗首创“麻沸散”,并最早在病人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实施腹部手术,这在世界麻醉史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进行腹部外科手术时候,世界其他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的阶段。”[16]81

(二)海纳百川的包容与兼蓄

亳州地处黄淮平原腹地,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从而孕育出开放、豁达的亳文化。就道家文化而言,其自然和谐之观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如《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丁德科先生在阐释时认为,其中“有象”是指万物的形象、原型;“有物”是指形形色色的万物;“有精”是指万物的精神本质,而且这种精神本质又非常真实,而且非常诚信,所以认为“‘道’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是有机的统一,富有无限的力量,蕴含着事物的层次和秩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17]27。此外,有些道家文化中不仅还包含有原始科学主义成分,而且某些思想观念的精华对现代科技文明的进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自序》中云:“可以肯定,这种经验对于我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起了重大影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尤大。”

又如美轮美奂的花戏楼与大关帝庙山门连为一体,墙面上的砖雕剔透俊美,雕刻繁缛,“内容有‘松鹤延年’、‘三星高照’、‘郭子仪做寿’、‘吴越之战’、‘三顾茅庐’、‘白蛇传’、‘老君炼丹’等图案,涉及流行戏文、名人轶事、吉祥图案、山水花木、鱼龙鸟兽、亭榭楼阁、织锦图案等七十余种”[18]142。由此可知,几乎把戏曲、宗教、民俗、传说等内容,有机地融汇于彩绘、雕刻之中。此外,在民俗文化中,亳州剪纸在吸收南北剪纸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工巧洒脱的特色,以细腻传神而饮誉南北,“亳州剪纸构图丰满,粗细结合,融南北剪纸风格于一体,秀丽与粗犷并存,形成了淮北风格”[18]242。

(三)心怀天下的民本与现实

就建安文学而言,很多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对下层民众疾苦生活的同情。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情景,曹操在《蒿里行》中发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慨。全诗从叙述讨伐董卓开始,一直写到连年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果没有心怀黎民的胸怀是不会发出如此悲凉的感慨,正如陈元庆先生所云:“悲凉,一方面是由于‘世积乱离’(刘勰语)即连年不断战乱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心使然。”[19]14故钟惺在《古诗归》卷七中称曹操的此类诗为“汉末实录”。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剧载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真实再现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门有万里客行》中:“挽衣对我泣,太息前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深刻揭示了战争使士兵归无定期、百姓不堪重负社会现实。身为新乐府运动先驱的悯农诗人李绅,以《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广大农民的艰辛劳动;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和对疾苦农民的深切同情。也正是这种抨击击时弊、关心民疾的精神,李绅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就亳州剪纸而言,很多作品在创作题材上,也展现出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深受人们喜爱。“创作题材也由原来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以及一些表现民俗的喜庆吉祥之物,发展到以人物和现代社会生活题材为主。不仅具有装饰性和抽象意味,而且具有鲜明的内容和意旨。”[18]242

三、亳文化的现实意义

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亳文化依然彰显着鲜活的时代价值,其中许多观点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自然和谐的应世智慧

在道家文化看来,人是自然孕育之物,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主张人要效法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如《老子》(二十五章)中所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发展,才可能有获得比较光明的未来。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则提出了“天和”与“人和”的思想观点,“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其中“人和”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一个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天和”的意思是让人与外界万事万物的客观世界,也保持一种自然和谐的关系。总之,“道家的自然和谐观崇尚自然无为,主张返朴归真,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共生共荣,这对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清净优雅,保护自然资源不被滥肆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20]。

明清时期,亳州城区内及其周围,修建有大量的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在建筑风格方面,既不追求江南园林的“柔媚”,也不崇尚北方园林的“刚健”,而是寻求不尚雕饰、浑然天成的自然和谐之美。如薛凤翔《亳州牡丹史·别传·纪园》卷二记载:“(常乐园)园内文石玲珑嵥然玉立,石后茅屋数椽,不事雕饰”,“(凉暑园)中抅亭榭,间以茅屋,竹树蓊蔚称佳境矣”。如果加之亳州旧志的记载,有文献可查的明清亳州私家园林多达28处,其筑园风格大都以和谐自然为尚。又如华佗所创的“五禽之戏”,模仿自然界中的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编的一套导引之术,其中的虎举、鹿奔、熊晃、猿摘、鸟飞,这些动作名词及术语,无不蕴含着浓烈的自然色彩,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演绎得尽善尽美。

(二)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人生之道,主张人们应保持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如《老子》(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极力反对追逐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倡导保持《老子》(十九章)所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态度。继之而起的庄周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可以说,道家文化中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接受、践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复兴,均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具有节欲尚俭的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历尽苦难而生生不息,备遭洗劫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1]

一代英雄曹操也非常重视节俭,反对奢侈,并且身体力行。据《三国志·武帝纪》卷一载:“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曹操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节俭,还对后宫及子弟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13]54其目的也是引导人们保持崇朴尚俭生活态度。此外,他还积极推行薄葬之法,在为自己选定墓址问题上,他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13]51。即使在临死前,还通过《遗令》要求后代不准隆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13]53。时至今日,这种崇朴尚俭的生活态度,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三)为而不争的社会文明

道家文化认为,“道”不仅是万物之源,而且具有较强的功用,如《老子》(五十一章)云:“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孰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通过拟人化的语言,使人更具体地领悟道的自然客观性,并告诉世人怎样效法道的为而不争的道理。《老子》(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又以圣人为例,进一步揭示为而不争的玄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社会道德的缺失,这种不同步现象时有发生。“老子对古代文明中物质生活进步和道德水平下降的批判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22]

身处竞逐荣势、企踵权豪时代的华佗,却能“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13]799这种不矜名利、以百姓疾苦为念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一代神医淡泊名利、勤医为民的崇高品德和高尚人格,直至今天,依然受到世人的敬仰。又如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声望的宋代陈抟,虽“怀经纶之长策,不谒王侯;蕴将相之奇才,未朝天子。”[23]735一生著作颇丰,仅诗词就多达600余首,很多诗文展现他不慕权贵、寄情山水的高隐情怀。

源远流长的亳文化,上下数千年,其间虽经领隶迭更、兵燹纷扰,但仍如百川东导,代有高峰,虽然今天的亳文化已没有往日的辉煌与光彩。但“亳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她悠久灿烂,内涵丰厚,博大精深。迄今为止,除了齐鲁儒文化外,似乎还没有哪一种地域文化能像亳文化这样充分地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样坚强支撑着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精神。它的涵义甚至已经超出一般的文化内涵而具有某种心灵的归往和精神的象征等意味。”[5]104我们在感叹亳文化无比丰富的同时,更要反思今天的亳文化建设现状,更要致力于亳文化的研究与创造,从文化传承中积蓄力量,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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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Regional Culture and Realistic Sign if icance of Bo Culture

ZHANG Li-chi, CHENG Li-zhong(Bo Cu lture Research Center,Bozhou Teachers College,Bozhou 236800,China)

Bo culture is awell-knit regional cultural system w ith distinctive and rich inmeaning,and itwas born and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distinct culture mode in the specific geography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During the long p rocessof its evolution,it has inco rpo rated the rich regional featuresof innovation,inclusion and reality.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 romoting the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it is of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carrying out Bo culture research.

Bo culture;geographical space;regional feature;realistic significance

K203

A

1674-2273(2011)04-0053-05

2011-05-23

张立驰(1975-),男,安徽合肥人,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法学博士,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程立中(1978-),男,安徽亳州人,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史学硕士,亳文化研究中心人员。

(责任编辑 陶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