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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边缘化与精神价值的守望*

2011-04-12

关键词:边缘化后现代主义文学

朱 莉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文学的边缘化与精神价值的守望*

朱 莉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从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影响入手,指出文学出现边缘化状态是后现代主义发展使然,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创作格局和研究视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创作格局上,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进行了颠覆;在研究视野中,理论被偏置,而文化研究渐居上位。但是,处于边缘化的文学同样有其自身的机遇和活力,其出路就在于坚守文学的精神价值。

文学;后现代主义;边缘化;精神价值;审美标准

自从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始,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学便滑落到了边缘的地位,文学的边缘化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1]。“地摊文学”、“从众文学”、“网络文学”等为代表的“市场文学”轻而易举地闯入主流文学的庙宇;一些非文学的大众传媒,如电影和电视等,也蜂拥进入了以往高雅的文学殿堂。这种现状引起了文学界的思考与恐慌,于是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论、文学消解论等等言论纷纷出现。面对这种现状,学界已有文章表达了忧虑和困惑,文学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是时代的必然,因为文学是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文学反映时代变化,时代推动文学发展。当历史进入后现代时期,理所当然地会有相应的文学形式加以表现、诠释和推动。对于今天的文学现状,不应愤懑指责,更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关注文学所担当的人生精神向度的选择指向,坚守文学自身的价值底色。

一、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并于七八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规范内容。从20世纪下半叶起,后现代主义裹挟着后工业社会强大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反叛力量决绝而又傲然地告别现实主义,颠覆现代主义,大有直取天下之势。“后现代”一词成为当今社会许多文化和社会现象的“代码”,具有包容性。后现代主义兴起和流行有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总地来说,后现代是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的相伴产物,“它犹如一枚具有相当能量的炸弹,爆破在20世纪的后半期,引发了全世界哲学、科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文学和艺术的深刻变革,其影响还在深化。”[2]453人们放弃了偏执的信仰和绝对的社会目标,形成了多元的生活准则,对文学的创作、接受和评判的标准也日益多元化。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文学的定义足以说明它与时代的紧密关系。今天的文学现状正是时代进程的反映。当今时代既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的蓬勃思潮就会作用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之上。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以来,不仅文学创作有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和叙述视野,而且文学创作格局和文学研究视野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文学创作格局的变化主要受消费市场的影响。如今,消费(接受)主体在社会生活里确立了中心地位,具体到文学上,就是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中心地位的颠覆,使得创作主体边缘化。以往传统的创作主体基本上是以全知的叙述单向传递给接受主体的,接受主体的反向运作也基本上是停留在文本这一层面。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接受主体不仅对文本行使了选择(消费)权,对文本的创作主体也在行使选择权,这就迫使创作主体在从“中心”到“边缘”的“被”经历中,开始关注起接受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来。

文学研究视野的变化源于文化研究的登堂入室。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它对于文学研究的“精英性”和“经典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领域就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有着浓厚精英气息的封闭的、狭窄的领域,而是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领域。希利斯·米勒在1986年现代语言学会主席致词中无不感慨地承认:“在过去几年内,文学研究经历了一种突然的、几乎是普遍的对语言本体方向理论的偏离,进而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状况、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3]于是在文学研究中许多文学理论被偏置或无用武之地,有人甚至想用文学批评代替文学理论,或者干脆称批评理论[4]。大量的批评理论随之产生: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学现象学、女性主义等等不一而足。20世纪的文学批评“已经使文学和批判渗透进生活和世界的一个角落”[2]363。

当今流行的实验文学、“体验场”情景、零度写作、元小说、新新小说等文学形式,是文学对后现代主义的汲取和放大,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超越和悖离,它们都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否定作品的整体性、确定性、规范性和目的性,主张无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规范、模式、中心等等对文学创作的制约,甚至试图对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形式及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艺术审美范围被无限扩大,街头文化、俗文学、地下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生活指南等,经过精心包装,都登上了文学艺术的神圣殿堂。文化被“技术化”、“工业化”之后,原来由文学家、艺术家个人创造的文化精品,现在大量地被电子计算机设计、生产出来。尤其是电脑的流行,录音、录像、激光盘的大量复制生产,文学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为人人可以任意享用的日常消费品和商品。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反艺术”倾向。后现代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其领域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这种泛文化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得文学的边界和价值标准日益模糊,“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5]72于是,“文学终结了”[6]。后现代主义还在发展还在演化,体现在哲学上,是“无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体现在美学上,是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走向多元、复制和平面;体现在文艺上,则表现为精神维度的消逝,本能成为一切。这一切无可争议地把文学推到了边缘地带。

二、文学在边缘处境中的机遇与活力

所谓边缘化,并非等同于边远化,《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靠近界线的,同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这个定义说明边缘化的事物一方面是远离中心、退出主流,另一方面在新的位置上与周边关系的交往中又隐含着新的机缘,其结果是终将产生新的事物。比如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同阶层、区域、群落间相互渗透交叉、纠结变化,会产生新的阶层、区域、群落;精神领域中的边缘化:不同范畴、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与心理情感模式的互为补充、互为流动和互为影响,会产生新的范畴、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情感模式;文学上的边缘化:传统文学、纯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等不断产生相互间的冲突、改变和互动,形成新的主流文学、经典文学乃至发展出精英文学的内质。像当下传媒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形式的文学形态,还有“揭秘文学”、“肢体语言”等新新文类,虽然充斥着粗鄙与聒噪,以极低的叙述姿态醉心于旁观与偷窥,但是其写作空间的潜在拓垦、近乎原生态的平铺直叙,是人与人性多向度的一种旁证和解释,仍能丰富接受者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和理解。由此可见,文学的边缘化丧失的是学科的边界和昔日的独领风骚,获得的是文学新形式的产生和界面不断延伸的发展空间。

文学反映着时代的兴衰变革,时代推动着文学不断前进。文学的价值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得以激发并活力四射出来的。当我们在为文学的边缘化而困惑时,别忘了历史已进入到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一方面,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来挑战经典的地位。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5]74

这样看来,后现代主义衍生出的被边缘化的文学是以“退守”为进攻的,在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情感方式上对历史的、当下的都进行了锐利的突入和破坏,回归与孤寂。所以说,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独特的精神价值与美的淡化、弱化,却正是文学在当下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主动出击、突显其价值与美的客观发展。尽管这一“去中心化”,或多或少捣碎了传统作家诗人的“圆心地位”,但在市场经济、信息时代与全球化联袂浮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学的边缘化,是对其它文化元素与形态的渗入和互为整合,是使其独特的价值与美更加激烈、更加惊心动魄的表现。甚或可以说,文学边缘化的过程,是关乎到文学自身存亡的社会文化形态整合、汰选和发展的前奏。有理由相信,文学的边缘化,表明文学一直在与这个时代互动,这也应该是其独特价值与美的彰显和重构的契机。

当人们在哀叹文学的边缘化地位时,不妨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能发现其中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罗兰·巴尔特就指出:“陈旧的价值不再被承继,不再被流传,不再引人注意。文学遭到了非神圣化的洗礼,学校无能为文学辩护并强行地把它树为人的潜在的楷模。”[7]巴尔特并没有发现机遇,他仍在为文学抱不平,但他却提到了一个以前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概念:“非神圣化”,正是这种“非神圣化”给文学带来了极大的自由。Halliday曾说过:“处于非主流地位如同政治中的在野党,其自由度和创造力都是无与伦比的。”边缘位置与边缘处境尽管有被抛弃、有失落的意味,但不妨把它看成是对本位的皈依。处于边缘位置不一定是坏事,与不再被宠与被看护的同时,文学的依赖性、附属性和奴仆性也随之消散,从而“真正以智力上的自治和民主开放的结构,在社会和文化诸问题上发挥独立的清理、甄别、预测和建构的功能”[8]3。现代文化的丰富性使文学不再独领风骚,地位的边缘化促使文学越来越还原其本来面目。

实际上,后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反倒激活了文学创作原有的元素,尤其是在文学的与文字的无限包容性方面,延伸了思维方式和文字感知的触角,这对于不断提出种种要求的阅读主体来说,起到了精神与美的深层触动与感悟的作用。在不违背文学的价值标准的前提下,放弃文学的高贵身份,不再迷恋那曾经的辉煌,将文学放在当前文化的大背景下,所表明的不光是文学对自身处境的主动接受,还昭示着文学视野的日渐开阔。

三、守望文学的精神价值

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说这是一个丰富而贫乏的年代。丰富的是生活,贫乏的是精神。在风尚转移、人心索漠的文学边缘时代,坚持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追求,是文学所担当的人生向度精神选择的责任。诚然,商业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规律不仅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文学的发展走向。然而,文学应拥有自己不可撼动的审美标准和不可或缺的价值底色,使文学的声音永远不会消失在多元的“杂音”之中,虽然只不过有时候难以辨认罢了。

文学的精神价值是美与情感的文字表达,是领悟、认知人与社会内容和本质的文字叙述。不论文学边缘化的结果如何,文学自身的独立存在应该是肯定的,文学应该而且必须寻求、熔铸、守望这样的精神价值。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大众文化鲜明的消遣性和娱乐性削平了文学的深度感和中心意识,现代艺术追求趣味的目的性消解了文学对美的追求,资本作为一种力量操纵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进而操纵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消费主义强化了人们的享乐观念,美的内涵由意义转向意味,由此产生的“娱乐本体化”作为文艺的唯一功能排斥了文艺的其他功能。“在一些‘恶搞’的人笔下,《红岩》中的江姐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白毛女》中的大春爱上地主黄世仁的千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脱不了身,黄继光是自己一不小心摔倒才堵上了枪眼,雷锋是因为傻乎乎帮人太多累死的,《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渗透在红色经典中的信仰力量、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等等,就这样随着所谓‘娱乐化’而成为被戏谑、调侃、嘲讽和撕裂的对象。”[9]后现代主义的强大解构功能似欲将文学的精神价值从根本上彻底颠覆。

文学终究是属于一个有别于其他事业的精神范畴,是一个少功利、忌算计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作家、批评家两者都必须遵循一个可以彼此相互信赖的底线: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审美标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相互复杂、交错,更需要澄明的时代,对文学理想、精神内涵的坚守就显得异常珍贵。因为文学除了具有娱乐功能外,还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净化人的灵魂等更为高级的功能。放弃文学的文化价值底线和审美标准,实际上是价值虚无主义。早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述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0]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学如果丢弃或者被迫化解自身的精神价值,那么文学就真的会在边缘化的境遇中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消解也是一个可以预知的史实了。

显然,文学实践不能等同于物质生产的自由竞争、平等进入和要素的配置与流动,物质泛化也是有限度的,同化的认知只是对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盲目而错误的理解。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齐美尔说:“每一天,来自物质文化的财富不断增长,然而,个体的心灵却只有通过使自己不断地远离物质文化来丰富自身发展的形式和内容。”[11]在这个社会上,除了物质与消费,还有文学精神价值的独立存在,对社会历史文字上的无限叙述,对人与人性的深度剖析,对情感摄人魂魄的剥离与熔铸,对文字符号阅读的淋漓快感,对人类心灵的审美观照。文学作为精神实践活动,只有坚持了自身独立的、积极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厘清文学边缘化的发展脉络和方向。

作为结合感觉与抽象美学经验的话语体系的文学,对生活应当保持适度的距离,既不要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也不能过分强调反映生活而“介入”生活。太近是媚俗,太远则欺世;太近意义会被感官淹没,符号无法建立,太远则光有符号而失去真实;太近会丧失认识判断能力,只重复少数人的感情而形成教条主义,太远会误入“为艺术而艺术”,疏离与世界的关系,变成无人问津、固步自封的空中楼阁。当下文学应当同时兼备认知、教化、启迪、拓展等多功能,利用自己的边缘化位置,与时代的同步,不自缚手脚,但要自我加压。香港新诗批评家林以亮先生说:“非得有了规矩,我们才能欣赏作者克服规律的能力;非得有了拘束,我们才能了解在拘束之内可能的各种巧妙变化。”[8]186照此可以说:非得有了压力,处在各种图像和声音的超级文化符号挤压之中的文学,才能超越以往的模式,呈现出多元并立的景象。这个压力就是坚守文学内在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这是文学的本性所在、灵魂所在和威力所在。有了这个认识,不仅文学的边缘化具有了积极意义,与之相关的一些事物也将正本清源。

文学是有关人的灵魂的事业,它是通过影响和作用于人的灵魂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文学使命的崇高性决定了它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文学作为一种诗学的存在方式,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精神家园的栖居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真正的艺术必定会卷入生命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之类的问题的探讨,这些艺术使我们面对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要求。”[12]文学出现的边缘化现象如果能让我们认识到文学的精神价值并坚守看护的话,文学的发展将会显示出强大的后劲。

[1]石小寒.文学“边缘化”成因浅谈[J].聊城大学学报,2007(6):69.

[2]王松林.20世纪英美文学要略[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

[3]希利斯·米勒.1986年主席致词:理论的胜利、抵制阅读及对物质基础的追问[J].现代语言协会会刊,1987(102):283.

[4]周小仪.批评理论之兴衰与全球化资本主义[J].外国文学,2007(1):69.

[5]王 宁.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经典的重构[J].外国文学,2007(6).

[6]范玉刚.“经典不再”时代的文艺学何为[J].文艺理论,2009(4):34.

[7]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18.

[8]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马建辉.评文艺中的价值虚无主义思潮[J].求是,2009(3):14.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8.

[11]周 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

[12]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1.

Literary Peripheral State and Persistence of Spiritual Value

Zhu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china)

From the angle of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on literatur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eripheral state of literature is caused by post-modernism.There are great changes in literary creative patterns and study field of vision.As to literary creative patterns,receiving object subverts and gradually takes over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creative subject.As to the study field of vision,literary theories are getting to be put aside while cultural studies come to take the upper hand.However,although in the state of the peripheral state,literature is still full of opportunity and vitality.Literature can find out a way only when it keeps watch on its spiritual values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literature;post-modernism;periphery,spiritual value;aesthetic standards

I02

A

1672-7991(2011)04-0059-04

安徽省教育厅教研项目“文化认知与英语有效教学”(20100736)。

2011-08-30;

2011-11-20

朱 莉(1966-)女,四川省岳池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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