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
——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①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中国文学;百年;国难;国难文学

［主持人语］ 本栏目所收三篇论文，试图在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视角方面有所更新。其中，第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的概念，从中外关系史及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视角，来切入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以探索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模式;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立足于外国(日本)文学与中国近代都市(大连、北京)的密切关联，展现了全新的知识领域，既提出了这一研究的价值论与方法论，也对具体作家作品作出了文本分析与研究。诚恳期待着学术界的批评。

一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这一研究课题，包含着三个关键词:“百年”、“国难”、“国难文学”，对此需要首先加以界定和解释。

所谓“百年”，指的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为止的大约一百年。这一百年横跨了通常所说的“近代”与“现代”，但本书没有使用“近代”、“现代”或“近现代”这样的术语。众所周知，“近代”、“现代”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从历史科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近代”、“现代”是当下人站在自身立场上对晚近的称谓，而难以成为一个恒定的历史区间称谓。例如唐代人所说的“近代”，而今天我们看来早已经成为“古代”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现代”，再过多少年，在后人那里也会成为“古代”。因此，今人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断代史的研究，要想把所研究的那段历史客观地置于整个历史链条与发展序列中，就应该逐渐少用“近代”、“现代”这样的表述，而使用更具有客观性的时间表述。有鉴于此，本书在研究中国的国难文学的时候，采用“百年”这个时间概念，来指称1840年至1937年的一百年时间。

“国难”一词是古汉语固有词汇，指国家危难。在中国历史上，大范围持续的天灾人祸，包括外族骚扰入侵、暴民蜂起、地方叛乱、军阀混战、宫廷政变等，都被视为“国难”。但中国历史上的“国”或“国家”的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相去甚远。“国家”不是天下人的国家，而是统治者的领地与私产。因此，尽管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国难”，但内乱之“难”基本上是统治者之“难”，而未必是寻常百姓之“难”;只有外乱(外族入侵)之“难”，才是“国难”。中国历史上由外族入侵乃至外族入主所导致的国难，对官民上下造成的苦难与冲击甚为剧烈，特别是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外族入主中原导致了改朝换代与社会动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国难”。对此，那时的士大夫阶层有大量抒写国破家亡的诗文，如唐宋时代的边塞诗，而民间下层百姓则有大量的演义小说、通俗小说，如明代的《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等表现丧家之痛与保家卫国之情，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国难文学”。然而，从文学史上看，那些宋元明清时代的反映国破家亡的“国难文学”，与其说反映了国家危难，不如说反映了改朝换代的不适与痛苦;与其说是叹惋社稷国家的崩坏，不如说是叹惋朝廷皇帝的覆亡;与其说表现了具有国家主人公意识的爱国主义，不如说表现了具有忠君意识的皇权主义。换言之，那时的作者与读者的“国”及“国家”的观念，还没有超出君权思想的范畴，还没有确立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还没有形成国家主人公的立场。另一方面，那时的相关创作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与时间的传播上也是有限的，未能成为一股持续的有时代性的创作潮流。故而，那时的“国难文学”不是我们所界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难文学”，而只是古代的“边塞文学”、“战争文学”或“征战文学”。可以说，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国难”史是1840年后的百年史;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严格意义上的“国难文学史”，是1840年后一百年间的以“国难”为主题的文学史。

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事件频仍，国难不断，就重大事件而言就有十几次。其中最重要的是1840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1882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庚子事变”、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5年的“五卅”事件、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从1848年到1937年，九次重大的国难事件，正好历时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施加侵略、中国不断被动挨打、国家多灾多难的一百年。百年间官民都有不断的抵御抗争，但由于国家政治体制落后、官僚腐败、统治者凝聚力与领导力的贫弱和丧失、民众觉悟程度与发动程度有限，抵御乏术，抗争无力，往往焦头烂额、内外交困、前门来狼、后门进虎、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任人宰割、辱国丧权，不但国将不国，连中华历史文化的价值与传统也面临着被冲击乃至被颠覆的危险。这一灾难的深刻性、持续性、全面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当以“国难”或“百年国难”一言以蔽之，反映这一时代的文学，就是“国难文学”或“百年国难文学”。

我们将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作为“百年国难”的下限，换言之，我们将“百年国难”与“八年抗战”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这样的划分基于如下的判断: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国难事件，但同时也是“百年国难”的转折点。面对被侵略者置之死地的深重危机，中国人不得不做“最后的一战”，开始从根本上摆脱百年来步步退让、被动挨打的局面，而进入共赴国难、浴火重生的历史时期。从此，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地不分南北，党不分左右，人不分男女老幼，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由此，中国历史也从“百年国难”时代而进入“八年抗战”时代。“百年国难”时代与“八年抗战”时代固然是一个先后连续的过程，却有着颇为不同的时代特点。“百年国难”的本质是苦难，“八年抗战”的本质在于抗争。“百年国难”时代固然在苦难中也有抗争，但抗争乏术乏力，态度消极被动;而“八年抗战”时期固然也有多次国难事件(特别是日军实施的南京大屠杀等大规模屠杀事件)，但总特点是奋起于国难、上下同心、决死一战，最终由抗战而新生。与“百年国难”与“八年抗战”同样，“国难文学”与“抗战文学”也是一个先后相继的过程，同时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内涵与面貌。

“百年国难”与“八年抗战”的时代划分，也完全适用于文学史，由此可以划分出“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历史阶段、两种文学形态。这样的划分尊重了时代的本质的统一性与相对完整性，避免了以政权更迭、党派兴起为依据划分文学史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并可以解决一系列文学史难题。在以往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撰写中流行的按王朝更替来划分的历史著作模式中，“清史”只能包括“百年国难”的前半部分，“中华民国史”只能包含“百年国难”的后半部分。后来使用的“清末民初”这一复合概念，一定程度地避免了两分的尴尬，但“民初”一般限定在1919年之前，“百年国难”仍然被从中切断。在以往的“近代”及“中国近代史”的界定、划分与相关著述中，将1840年作为近代史之始，以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或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作为近代史之终，这样仍然将“百年国难”从中间截断，去掉了后半部分;而以往的“现代”及“中国现代史”的界定、划分及相关著述，均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或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于是“百年国难”的前半部分就被切断。历史阶段与历史形态的划分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课题与研究的目的、宗旨，而采取多种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切入点，使用不同的划分方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百年国难”史研究而言，以往的历史阶段划分模式都不太适用，应该使这一历史阶段的叙述与书写保持其应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对于“国难文学史”这样的专题文学史研究而言，我们有必要以“百年国难”为依据，确立新的、相对独立的文学史叙述区间与话语空间。

二

以上我们已经在纵向的、动态的时序上，为“百年国难文学”划分出了存在区间，还有必要在语义学的意义上，为“国难文学”确立静态的存在空间。为此，就要厘定“国难文学”与此前使用的两个相关概念——“反侵略文学”、“爱国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确立“国难文学”概念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使用“反侵略文学”这一术语，来指称1840年之后的相关文学。例如，1938年阿英先生编纂出版了《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全四卷，北新书局版)。1957年至1960年该套丛书增订为五卷(增加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一卷，由中华书局再版的时候，更名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此后直至现在，“国难文学”一词基本上成为死词而不被使用，“反侵略文学”却被经常使用。然而实际上，“反侵略文学”这一术语虽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百年国难文学”的内容，但并不严密、并不周延。从内容上看，与其说“百年国难文学”反映的是“反侵略”，不如说反映更多的是“侵略”，更多地描写帝国主义列强如何侵略中国，如何给国家与国人带来种种灾难。“百年国难文学”对“反侵略”固然也有不少描写，对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人物固然也有不少的赞颂;但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一些当权者如何昏庸误国、如何退让妥协、如何放弃抵抗、如何卖国，抒发的主要不是反侵略的豪情壮志，而是国破家亡的愤懑与悲哀。概而言之，更多地描写的是“国难”，而不是“反侵略”。“国难”是消极被动的承受，“反侵略”是积极主动的承当。因此，“百年国难文学”的实质在于“国难”，而不在于“反侵略”。实际上，“国难”一词在“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早就有人使用，“国难小说”、“国难诗歌”之类的称谓在当时的报章书籍上被经常使用，阿英先生早在《近代国难史从钞》中就使用了“国难”一词，来概括指称相关文献史料。而“反侵略文学”一词作为一个文学术语在“百年国难文学”史上的相关文献中殆无所见，也很难找到。后来之所以放弃了“国难”、“国难文学”这样的概念，盖有种种原因，但问题可能出现在“国难”的“国”字上。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我们对新中国以前的“国”在主流的政治观念的层面上缺乏认同，甚至没有认同。在这样的语境中，如果使用“国难”、“国难文学”这样的提法和概念，似乎就不免带有认同清朝君主之“国”与中华民国之“国”的言下之意。而不提“国难”、“国难文学”，使用“反侵略文学”这样的概念，似乎就可以回避政治层面上认同的尴尬。

但相同的问题，却又以不同的方式困扰着主流政治观念的逻辑，那就是“爱国主义”。长期以来，更多人使用“爱国主义”一词来指称“百年国难文学”史上的相关作品及文学现象。“爱国”是个古老的词汇，《战国策·西周》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里的“爱国”指当时的诸侯国，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爱国”的“国”有着种种不同的内涵，例如屈原的“爱国”爱的是他所属的封建诸侯国，陆游的“爱国”爱的是大宋王朝，林则徐的“爱国”爱的是大清帝国。历史上，“爱国”总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称为“忠君爱国”。除去所“忠”之“君”的不同，“爱国”指的都是一种爱家乡、爱故土、爱父老、爱国民的高尚情操。而后来在“爱国”一词基础上合成的“爱国主义”一词，是一个相当具有现代性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现代国家意识。在国内政治的语境中，“爱国主义”的前提是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认同;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爱国主义”往往具有鲜明的对外指向，激进的“爱国主义”常常被视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同义词。在国际政治语境中，“百年国难文学”无疑是“爱国主义”的，因为它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但从国内政治的语境中来看，“百年国难文学”常常并不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认同，更多的是反思、批判与否定。例如，对清政府、对北洋军阀政府，“国难文学”都做过痛烈的批判。从今天完全超越的立场来看，批判腐败政府无疑是“爱国”的表现，而在当时，这些批判者却常常被政府当局视为“国贼”，因为“国难文学”家们并不认同统治者之“国”。的确，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或“国家”并不只是指代国土、国民，也指统治国土、管理国民的国家政权，因为“国家”首先是以制度和暴力来维持的政权实体。这样，“爱国主义”所爱者，不仅仅是国土、国民，也应包括统治国土与管理国民的国家政权。从这个角度看，“百年国难文学”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文学”，“百年国难文学”的许多作品名称中，常常带有“痛”字、“恨”字、“难”字，因而与其说它们是“爱国主义”文学，不如说是“恨国”、“痛国”、“难国”的文学，更准确、更概括地说，就是“国难文学”。当然，“爱国主义文学”这一术语今后当然可以继续使用，但“爱国主义文学”只能在一定意义上用作泛指，而“国难文学”或“百年国难文学”则是一个具有特定时序的历史的、文学史的、学术的概念，“爱国主义文学”最多只能包括、但不能替代“国难文学”或“百年国难文学”。

百年国难时代，每一次重大的国难事件都伴随着大量相关的文学作品出现。围绕着相关事件而产生的大量诗歌、政论、战记、戏曲、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及具有一定文学性的非纯文学作品，真实反映了历次国难事件的全过程，描写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发出了反抗的呼声，并痛定思痛，对国家前途命运、国民性格等问题作出了反省与思考，有些作品还表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与自觉的世界意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总之，“百年国难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它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是国难时代的产物。“百年国难文学”是那一百年的文学主流，最能概括体现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质与特点。

三

回顾以往的学术史，学者们对百年国难文学进行研究，大致开始于“百年国难”时代即将结束、而“八年抗战”时代全面展开之时。著名文学家、学者阿英先生最早着手对“国难文学”进行研究。1938年，阿英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其中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共四种资料集，还编写了《近代国难史籍录》、《中英鸦片战争书录》、《甲午中日战争书录》、《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书录》、《国难小说丛话》等一系列书目集。这些资料的编纂，为中国百年国难史及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示范了文史结合、以文证史、以史论文的研究方法。阿英先生为各卷撰写的序言，将各次国难文学的来龙去脉、基本特点，提纲挈领地加以梳理和分析，可以说是研究该问题的高水平的系列论文。除了编订多卷本的国难文学集外，阿英还在自己多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①阿 英在该书中使用的“国防文学”一词带有时代印记，显然与1934至1936年间左翼评论家周扬从苏联引进并加以提倡的“国防文学”有密切关联，该词当时在文学评论界曾引发争议。后来阿英不再使用“国防文学”，而使用“国难文学”这一概念，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基本相同。一书，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35年日本增兵华北近一百年来的国难文学，可惜该书稿已经遗失，仅留下了《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自序》。在这篇序言中，阿英回忆了1839年到1935年间的国难大事，分析了国难文学的形成，认为“一百年来我们有无数的作家，用着文学的各种各样形式，在不断的表现自己的愤怒，喊叫，促醒广大民众的觉悟，直接间接的传达出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声音。”并呼吁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史家重视这种特殊的文学，称这种文学“真正能代表中华民族的‘魂’”。②原载于1936年6月17日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后收入《阿英全集·附卷》。

然而，阿英先生以降，由于种种原因，“国难”一词近于死词，对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十分冷清，迄今为止，关于国难文学的专门的研究著作一本也没有。对各次具体的国难事件及国难文学的研究也很不平衡，虽然也多多少少、陆续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出现，但总体来看还很薄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学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当重视，但对属于“中国近代文学”范畴的“百年国难文学”研究，却没有在半个多世纪前阿英先生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显著的推进，其中有着种种主观上的障碍与客观上的困难。

首先是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滞定”问题。

所谓“视角滞定”，就是在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使用某一两种视角而不加改变，久而久之成为僵化模式。最为流行的“视角滞定”大概有三种。

一种是“通史视角”，即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国文学通史的视角。表现在文学史阶段划分上，就是将中国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政权更迭甚至外国的政权更迭(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划分文学史各阶段的基本依据，具体到1840年后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则以俄国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为界，人为地割裂为“近代”与“现代”前后两个部分，使百年文学在历史叙述与逻辑链条上产生了阻隔与断裂，弱化了其连贯性与联系性。另一方面，回归到文学本体，则将语言与文体的演变与转换作为文学史矛盾运动的基本动力，于是近代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被划分成用文言及传统文体写作的“旧文学”和使用白话文及新文体写作的“新文学”两个部分，并从这一角度展开论述。“通史视角”常常不得不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作品纳入统一的模式中加以分析评价，最为流行的评价模式就是“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二分法。而对“思想内容”常根据既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出“积极—消极”、“进步—反动”或“革命性—局限性”等判断;“艺术特色”一项则要说明某作品“故事情节”如何生动、“人物形象”如何鲜明、“语言”如何优美之类。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不管什么作家的什么作品，不管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作品，都会被分析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内容”，以及其实没有什么特色的“艺术特色”。每一作家作品被分析出的彼此相同或相通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越多，它越是经典之作。而以这种模式来评价“百年国难文学”，“思想内容”上常常是灰色的、绝望的、消极的，政治上常常是对腐败反动当局抱有幻想的，对洋人的认识常常是矛盾的乃至糊涂的，民族意识常常是狭隘的，文化立场与思想观念常常是保守的和落后的，阶级意识常常是不自觉的和模糊不清的，结论自然是“价值不大”。而在“艺术特色”方面，由于是在“国难”时代的特殊环境或心境下产生的作品，大多并不是为纯审美的目的而写作，在艺术技巧上自然就缺乏“生动”、“形象”、“优美”之类的艺术魅力。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一般的中国文学通史与近现代文学断代史中，涉及历次“国难”的作品，除了一些名家的作品被提到之外，大量的一般作者的一般作品自然就会被忽略。

第二种“滞定视角”是“审美至上主义”。“审美至上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的一种观念，是对19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及文学理论所主张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思想倾向至上”的文学价值观的反拨。改革开放前，人们判断一个作家、作品的价值，主要看他(它)的政治思想倾向;改革开放后，许多人的文学价值观由“思想倾向本位”转向了“艺术性本位”，或者说，倾向于采取“纯文学”的价值观，以“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坚持得太僵硬，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容易从一种狭隘走向了另一种狭隘，对文学研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具体到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者都盯着那为数有限的名家、名作，而有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纯文学的、纯艺术的角度来看，价值不够大，所以不被重视。“百年国难文学”的大多数作品，大多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在文体上也是新旧交叉、不够经典，故而用“审美至上主义”的价值观来衡量，有的或许不值得在文学史上加以书写。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作品却有着某些“纯文学”的“纯美”的作品所不具备的历史文献学价值、社会心理学价值、文化学价值、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我们的文学价值观更开放一些，站在文化学的角度看，则“百年国难文学”史上那些被一般研究者、被流行的文学史所忽略、按下不提的相关作品，却有着那些纯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殊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三是单一学科视角，这主要是由学科划分所造成的。近百年来，在外国学术体制、大学分科的影响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地抛却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这固然是学术的进步，但过于僵硬，常常走向学科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分工乃至分离，使学者的格局、心胸和气魄受到限制，学术研究的深广度受到制约，导致历史、哲学、宗教研究者可以不问文学，文学研究者可以不问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早在1936年，阿英先生就在《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自序》中说，我们的文学史家“一向只会评文章的优劣，争辩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早都有‘国家事，管他娘’的成见在胸”，因而对近代百年间的丰富多彩的国难文学的研究不予重视。实际上，历次“国难”形成都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与背景，“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超越文史界限的跨学科研究。它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属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属于军事学与战争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更属于文学史的研究。假如文学史研究者太过坚持“文学学科”本位，便不会涉足其他学科而研究“国难”文学;假如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太过坚持史学本位，那么也就不会涉足文学并且去研究“国难文学”。

另外一个原因是文献学层面上的。对“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而言，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一个筚路蓝缕、披沙拣金的繁难工作。相关文献资料数量庞杂、散乱而缺乏整理，这和古代文学的文献资料的状况十分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关注的人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以“四库全书”为主的各种丛书、全集、别集都有出版，也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的文集从未出版过，即使已经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难看到，而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又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兵荒马乱的年代，物质匮乏、纸价昂贵导致作品印数少，纸质差不利于保存，导致资料大量遗失，许多作品分藏在各地(如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收集整理极为不便。蒙树宏先生在《云南抗战文学园圃漫步散记》一文中，谈到搜集抗战时期的书籍和报刊时曾感慨说:“寻找这些出版物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其印数少，流通面不广;二是因为多为土纸本，纸质差，不易保存;三是因为编、著者生活动荡，或因政治运动的缘故，或因后代的兴趣不同，所藏或被销毁，或作为废品加以处理;四是因为后人重藏不重用，让它们沉睡书橱，隔断了和读者见面的机会，或以为奇货可居，秘藏不露，索要高价。”①李建平、张中良:《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此言甚是。

四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将“百年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文学史、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的文学现象、作为文史交叉的特殊文学类型，从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及跨学科、“超文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系统、完整、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

为此，“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不但要克服上述僵化的文学史观念，解决文献资料收集难的问题，还要拥有明确的研究性质、研究思路，使用恰切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对象的性质上，《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的专题史研究、专门史研究。作为“专题史研究”，既要有“史”的意识，更要有强烈的“题”(问题)的意识。必须仅仅围绕“国难”这一主题，收集资料、吸附资料、消化资料，明确意识到专题史与“通史”或一般断代史的取材方法不同。文学通史及一般的文学断代史，目的是以“文学性”为价值尺度，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作出审美价值的判断，并予以定性定位;而“百年国难文学史”的主要目的，是从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与文学色彩的相关文献中看“国难”，因此在取材和立论方面都要具有“事件中心”的意识。凡是描写“国难”题材与事件、反映“国难”主题的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色彩的文献，都应纳入研究的视野与范围。而判断“国难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不仅仅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是文学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统一、当时影响力与后世生命力的统一。在国难文学的文本解读与文本分析中，要看作家作品对某次国难事件反应的速度与敏锐度、观察的角度与高度、思考的深刻度、描写的全面度、情感表达的契合度与共鸣度、传播过程的时效性与感召度，并依此评价他(它)们各自的文学史价值，进而对国难文学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这样写出来的“百年国难文学史”，既可以弥补一般近代史研究、国难史研究中重视一般史料，而忽视或不太顾及“文学”性文献的不足，也可以弥补一般文学史著作过分注重审美价值而相对忽略历史文化价值的缺憾。换言之，“百年国难文学”的专题研究，应该采用许多学者已经成功运用的“以诗证史”即“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历史学印证文学，使文学文本获得史料价值;以文学文本的形象性、细节性补充一般史书、史料的平实叙事方式之不足。“文史互证”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

“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涉外文学”研究。笔者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中曾提出:在各国文学当中，凡涉及“外国”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涉外文学”的范畴。由于“涉外文学”所具有的跨文化、跨国界的性质，我们把“涉外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的对象或课题之一。②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中国的“百年国难”特别是重大国难都是“涉外”的，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百年国难文学史也是“涉外文学”史，因而应该采取“涉外文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注重“国难文学”中反映的一些跨文化现象、跨文化心理，注意揭示“国难文学”中的传统文化成见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注意“国难文学”作品中外国描写、外国人形象描写及涉外评论中的社会语境、感情趋向、时空视差、文化心理，以便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国人的感情与心态在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剧烈冲突时代及在灾难频仍时代的起伏、震荡、失衡、调试与变化。这样，《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也就成为跨文化的、“超文学”的、比较的文学史，成为特定时代、特定角度的中外关系史。

最后要强调的是，虽然阿英等前辈学者开辟了研究道路，但进一步全面收集、整理原始资料，并写出系统的专题文学史，尚属尝试和草创。而且，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特别是《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这样的专题文学史，更是基础的基础，因而它不同于高深的思辨性理论著作，不必追求新名词、新概念的大量使用和观点上的标新立异，不必作过度抽象的理论阐发，而是将“百年国难文学”的相关知识加以发掘、整理、统合，使之系统化，为此就要重视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重视稀见文本段落的征引，重视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而尽力使它成为一部资料丰富、知识可靠、角度独特、风格平实、面目新颖的专题文学史著作。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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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03－0062—06

2011－01－25

王向远(1962－)，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①本文在《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王向远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绪论”的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