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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与建构东北新型创业文化

2011-04-11李己平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年5期
关键词:东北移民文化

李己平,李 源

(1.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130012;2.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哈尔滨150080)

“通三统”与建构东北新型创业文化

李己平1,李 源2

(1.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130012;2.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哈尔滨150080)

东北创业文化的发生、养成与演化建立在三种历史经验之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生存型”乡土移民创业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动员型”社会主义计划移民创业文化,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型”市场经济移民创业文化。这三种创业文化类型,构成了东北地域创业文化的基本“传统”,即“闯关东”乡土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转型市场经济传统。这三种不同的创业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冲突、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目前东北创业文化的大致轮廓和框架,也铸就了当下东北移民创业的基本状态和氛围。为了构建东北新型地域创业文化,必须打通和激活上述三种“传统”创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移民创业;创业文化;“通三统”

曾几何时,我们思考东北社会转型问题,往往习惯于从有形的“物”中来寻找答案,而对文化、历史、制度因素不够关注。我们执着于用“经济增长”的思维来解决东北“社会停滞”的难题,热衷于用“经济中心”的理念来引导东北“全面转型”的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东北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迟缓、资金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政府管理职能急需转变、经济产业结构亟待升级,文化因素在这种“以物为中心”的“问题化”逻辑中,一直处于“附庸”或“背景”的地位,仅仅为“经济唱戏”发挥“搭台”的功能。

研究表明,包括文化传统、社会网络、历史经验、制度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条件,是一个区域社会转型的重要前提[1]。建立在移民文化基础上的创业精神、建立在历史惯性基础上的社会机制、建立在传统经验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构成了区域社会转型的关键动力。结合东北的历史与实际,不难发现,造成东北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体制机制的局限、资金技术的缺乏、政府管制的太多、民间参与的不足,等等,其中,东北移民创业文化的深沉积淀尚未得到挖掘、激活和利用,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秘”原因。因而,我们应该将时空、历史、文化维度纳入对东北社会转型的思考框架之中,跳出“经济中心”的单向逻辑,以提升移民创业文化为切口,以振兴东北人精神为关怀,重新认识东北社会振兴的历史文化过程。

一、东北移民创业文化的“三个传统”

依据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可以将东北创业文化的发生、养成与演化分成三个阶段:1860—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生存型”移民创业文化;1949—1979年,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动员型”移民创业文化;1979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发展型”移民创业文化。

从本质意义上说,“闯关东”移民创业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制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无论是基于国家和政府的大共同体,还是基于村落和宗族的小共同体,这些原乡的社会组织都已无法为移民提供应有的社会保护和福利支持,移民不得不离乡创业、另谋生路。

晚清至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的生存型创业,其基本动因源自当时社会的生存压力。战乱的频发、社会的混乱、生计的压迫不允许这些移民仔细评估创业过程的风险、选择创业方式的优劣,整个移民的迁徙、流入、生根过程,都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些移民的创业过程在信息缺乏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既表现出敢为人先的冒险意识,又充满了浅尝辄止的机会主义。所以,这一时期的移民创业场域具有鲜明的生存型特点,一切以“活着”为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移民创业场阈,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移民创业的空间位置基本是固定的,没有自主流动的可能性;移民创业行为受到组织的严格控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移民创业过程以集体形式开展,个人完全服从于集体。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一致、控制严密的总体性社会。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再分配机制;在社会生活上,政治意识形态统领一切,根本没有相对独立而自主的社会。在这种大气候下,移民创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行为,移民创业活动总体上是被动的、盲目的、无意识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东北移民创业场阈获得了较大的机会空间和自主性,移民创业者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相对自主地选择创业地点、寻找创业机会、择定创业项目、权衡创业手段。在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逐步宽松的背景下,移民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移民自主创业场阈的形成和拓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流动创业资源”和“自主创业空间”[2]。进而言之,“流动创业资源”与“自主创业空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结果,而随着“国家”的退场和“社会”的凸显,“流动创业资源”与“自主创业空间”获得了进一步放大和扩展,将进一步改变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弱化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二、“通三统”与构建东北新型创业文化

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说,东北创业文化的发生、养成与演化建立在三种传统经验之上:“生存型”乡土移民创业文化,“动员型”社会主义移民创业文化,“发展型”市场经济移民创业文化。上述三种文化类型构成了东北地域创业文化的三个基本“传统”,即中华乡土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转型市场经济传统。构建东北新型地域创业文化,必须激活上述三种“传统”创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如果说“生存型”移民创业文化的核心是“闯”,它强调“敢闯敢干、敢作敢为”的冒险精神;“动员型”移民创业文化的关键是“创”,它强调“从无到有、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那么“发展型”移民创业文化的实质是“新”,它强调“市场引导、创新发展”的自主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不同的创业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冲突、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目前东北创业文化的大致轮廓和基本框架,也铸就了当下东北移民创业的基本状态和主要氛围。

但是,当我们谈及东北创业文化的演变脉络和历史分期,不能忽视这一关键之处,即东北创业文化与区域文化是两个无法分离的有机整体。东北区域文化是创业文化的母体,区域文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创业文化的杂糅性和多元性;东北创业文化是区域文化的因子,创业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塑造了区域文化的竞争力和内驱力。可以说,区域外移民一直是东北社会的主角,区域外移民的创业始终是东北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一部东北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东北移民的创业史。因此,关于东北创业文化的讨论不能忽略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的精神特质,亦不能脱离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区域文化的转型。

东北传统创业文化特色首先体现为“闯”的精神,其内在地包含着勇敢坚强、奋发进取、尚武崇勇的鲜明特点。此外,就“闯关东”创业精神的文化渊源来说,它融合了本土土著文化的合理性和外来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二者之间相互补充、彼此促进、融汇贯通,从而形成了“勇敢进取与鲁莽粗放共生、开放包容与保守自满并存”的新型关东移民创业文化。它至今仍然流淌在广大东北人的血液之中,支配着每个东北人的创业神经[3]。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包括移民群体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所打造的“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等创业文化,是总体性单位制度产生的集体主义创业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潜在的历史资源,必将在推动东北社会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构建新型移民创业文化,不能忽视这一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新兴移民创业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增强,移民创业者不仅是创业活动的主体,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文化的流动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处于主动地位。诸如“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科学发展理念,渐成整个社会的发展主旋律,“个性化创业”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它要求我们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的力量。

三、构建东北新型创业文化的基本路径

振兴东北、二次创业,关键在建设有东北特色的创业文化、创业理念[4]。东北三省普遍存在着“创业实践的主体不活跃,创业参与的热情不浓厚,创业文化的发育不充分,创业环境的建设不完善”等状况。因此,欲振兴东北,必先激发创业主体的热情、加快创业环境的建设、促进创业文化的发育。

第一,深入挖掘东北历史积淀的移民创业文化精髓。培育新型创业文化,不能忘却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关东文化内核拥有丰富的创业传统,“关东商帮”虽然不及徽商、晋商,但以其人数之多、操业之广、影响之深为世人瞩目。在源远流长的关东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创业的精彩故事和积极因素:早期移民背井离乡、风餐露宿,掀起了“闯关东”的热潮,支撑这些“小人物”的就是渴望生存、敢于挑战、开拓进取的“闯关东”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从全国各地奔赴东北,他们屯垦戍边、伐木采矿,用精神和意志建起了一个新中国,支撑这些“无私者”的就是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报效祖国的“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挖掘移民历史传统中的积极元素,激活埋藏在历史深处的移民创业因子,让它们成为根植于东北创业者内心世界的文化精髓。

第二,以区域文化为参照理性选择东北创业模式。毋庸置疑,振兴东北就要博采众长、广纳他山之石。东北从不缺乏创业,但缺乏文化。东北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停滞不前,与创业文化的不完全性、不成熟性、不先进性有很大关系。世界上许多优秀民族、发达地区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创业特质。例如,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夹缝生存、艰苦创业的历史;温州模式的发展,靠的就是“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难万险”的温州精神[5]。这些民族和地区以先进的创业文化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构建新型创业文化,就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精神,积极借鉴吸收一切创业模式的长处,不断反思性地批判和创造性地提升东北地域文化,确立适应“入市”和“入世”发展要求的创业精神,赋予东北创业文化以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区域创业模式之间不能简单地移植、模仿和复制。我们知道,特定的区域创业模式都扎根于漫长久远的地域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是历史和传统潜移默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论之,不同区域之间创业文化的学习、创业经验的借鉴、创业模式的效仿是有限的,不能脱离区域历史文化这一根本参照而生搬硬套、机械模仿。换句话说,打造东北新型创业文化,必须回到东北社会内部寻求答案,只有获得了本土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内在支持,我们所追求的新型创业文化才有生命力。

第三,推动新型创业文化在全民中的践行。人民群众是创业的主体。无论新型创业文化多么“新”,它只有落到基层社会、扎根百姓心间、启蒙创业行动,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民众的行为习惯,才会切实助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要通过理论学习、社会宣传及舆论引导,鼓励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通过创作一批倡导全民创业、讴歌富民兴市的文化演艺节目,举办一些学习创业典型、传授先进经验的主题教育活动,深度激发东北人民的创业热情和创造活力;通过多种渠道表彰和鼓励优秀创业者,在全社会弘扬坚韧不拔、自强自立、敢冒风险、诚信竞争的创业者精神,使这些创业者成为时代的脊梁、社会的楷模、公民的典范。只有推动新型创业文化在全民中得到广泛地认识、理解和实践,才能使东北人以“民本经济”的现代观念取代“国营经济”的传统观念;以“敢闯、敢试、敢干”的进步心态取代“等、靠、要”的唯条件论;以“不进则退、又快又好”的先进理念取代“小富即安、浅尝辄止”的落后理念。

第四,建立社会化、市场化、规范化的创业新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业文化建设就是创业机制建设。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凝聚力取决于这一地区创业文化的亲和力,而区域创业文化的亲和力则建立在创业机制的包容力之上。因此,建构新型创业文化,就要建立社会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创业新机制。主要有以下措施:一是通过举办“创业项目洽谈会”,集中展示创业机会和项目资源,推出一些投资少、见效快、风险低的创业项目,在创业者和市场资源、创业机会之间搭建桥梁;二是政府部门应为创业者提供诸如市场考察、项目选择、资金筹措、技能培训、开业指导、税费优惠等在内的全程跟踪服务;三是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来帮助创业人员,允许这些组织不定期地举行创业聚会或论坛,在交流创业信息、分享创业经验、降低创业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改善创业信用机制,建设符合创业客观需要的文化氛围、法制体系和信用环境,保证创业过程的规范化、有序化。总之,建立社会化、市场化、规范化的创业新机制,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的鼎力合作,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创业群体的积极响应。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也才能推进“东北创业”向“创业东北”的转变。

[1]吉国秀.东北民俗文化:区域社会转型的精神动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50.

[3]卜长莉,乔延鹏.吉林人和浙江人文化特质的比较[J].社会科学战线,2004,(5).

[4]庞淑华.加强创业文化建设 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J].长白学刊,2004,(6).

[5]孔伟.论创业文化环境与经济差异——“东北现象”与“浙江现象”中人力资源素质比较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05,(2).

F107;G01

A

1007-4937(2011)05-0082-03

2011-09-10

李己平(1962-),男,黑龙江桦南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李源(198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助教,从事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陈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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