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沛彪，刘 峰

(1.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2.千叶大学文学部，千叶263-8522)

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及其演变

熊沛彪1，刘 峰2

(1.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2.千叶大学文学部，千叶263-8522)

北一辉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先于1906年进入“革命评论社”，同时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结交。其政治活动的重点随之逐渐由“国内改造”转移到支援中国革命上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作为宋教仁的助手，同时作为“黑龙会”的观察员赶赴中国，支援革命党的活动。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发生了异变，与其思想中由来已久的缺陷相互呼应，通过1915—1916年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具体展现了出来。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后，北一辉的思想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抛弃了亚细亚主义的本义，开始呈现出东洋霸权主义的思想特征。

辛亥革命;北一辉;亚细亚主义;霸权主义

对于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中日两国学界很早以前就展开了研究，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其间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开始日渐凸现。“亚细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松本健一说它“并非是具备实质内容能够客观限定的思想，应该说是一种倾向性的东西”，因此是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加以判断的。这必然导致学术观点的多样性发展，可以说，亚细亚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的阶级和个人之间各不相同，甚至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思想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对于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动态地加以把握。在参加辛亥革命之前，北一辉曾将自己的思想加以总结，写成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由此可以看到，在他的早期思想中存在着一定的反对封建统治和西方侵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又包含了大量致命的缺陷。这些缺陷在辛亥革命时期迅速恶性膨胀，最终导致其亚细亚主义走向了霸权主义、侵略主义的不归之路。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引发了这一变化，又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文拟从北一辉参加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及相关文献著作着手，尝试展开新的探讨。

一

1906年，北一辉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在出版后不久便遭到了政府的查禁，这使得他原本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然而，又正是因为《国体论》的出版，使得当时众多民间浪人和团体对北一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其弟北昤吉的回忆，遭禁后不久他们便“收到一份题为《革命评论》的小报纸”，“恳请北一辉务必去拜访一次”。但由于当时北一辉身体不适，先由昤吉代为前去。回来之后昤吉表示，革命评论社与中国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如果加入的话“也许能够有所作为”，于是建议北一辉亲自去拜访一次。此后，在宫崎滔天等人的介绍之下，北一辉与革命评论社的各成员及中国革命党人相继结识并最终加入该社。可以说，这是北一辉投身中国革命的开始。

那么，北一辉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决定加入革命评论社，继而参加中国革命的呢?有学者曾指出，日本大陆浪人与中国革命党人频繁来往无非就是“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少数人真正同情并热忱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党”;另一种则“怀有以此为手段来获得中国利权的长远目标”［1］1。但事实上北一辉支持中国革命的原因并非能够简单地划分到此两种情况的范畴之内。在参加革命前，他就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并通过《国体论》有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表达。因此，他投身中国革命的意图必然与其本身思想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关联，特别是亚细亚主义思想对其行动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首先，中国革命党人“对内政不满，抵抗西方列强”的主张符合北一辉的思想理论。正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武力压迫和经济侵略，使他深刻感觉到中国与日本相互提携联合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依靠目前的政府与西洋对抗是行不通的，日本需要改造，“中国也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革命。中日两国经过一场革命后，‘应有的日支两国自觉地结合’定会实现”［2］176。在《国体论》遭禁，日本革命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先支持中国革命无疑是北一辉当时的最佳选择。这与宫崎滔天所主张的“先促使中国革命成功，而后借其力以图改革日本”的观点不谋而合。其次，北一辉曾在《国体论》中指出：“天地万有，唯‘力’而已。社会由强力推动，胜者为官，败者为贼。”表现出了对“力”的盲目崇拜，甚至寄希望于利用暴力来实现其国家改造及亚细亚主义。这使得他对于中国革命党人通过武装暴力来推翻清朝、建立新国家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再次，北一辉向来主张“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将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即由帝王统治的封建国家必然会向国民国家的方向发展，最后多个国家将形成一个和平的联邦模式。这种反对封建统治、追求近代化的立场和革命党人反对满清封建王朝的目标有相似之处，也是他走向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此外，诸多客观因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中日国民之间本身存在着一种同文同种的亲近感，更何况革命党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比例，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第二，当时日本政府出于长远考虑，不愿开罪革命党人，因此对其在日活动并未横加干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行动可以避免干扰。第三，作为支援中国革命的浪人，在日本素有“国士”，即“爱国志士”的美称，当时许多人并不讳言自己是浪人，并以参加浪人会为荣［1］3。北一辉亦是如此，甚至颇有些为邻邦两肋插刀的侠气。总之，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至少在此阶段北一辉参加中国革命的动机并非单纯在于“遭禁之后抑郁惆怅而不得不到中国思想亡命”，或“受到中国文化上的恩惠，决心帮助中国恢复过去的荣誉”［3］等那样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与其思想理论及客观现实相挂钩的复杂问题。亚细亚主义思想是问题的核心。

北一辉加入革命评论社不久，革命党内部业已存在的矛盾由于一系列的纠纷而被激化，日本浪人们也被卷入其中。特别是以1907年2月的“孙中山收取黑钱事件”和6月的“购买废枪事件”为导火索，使得“孙中山派”和“宋教仁派”的对立变得愈发突出。面对这一局面，北一辉果断地选择了站在宋教仁一边，这显然是因为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宋教仁的“建立东洋共和政体”主张更为接近的缘故。在他看来，孙中山“与西洋诸国接触颇多”，一味地依靠西方，不过是“美国式共和主义的代表者”罢了，进而断定他根本无法团结东洋以对抗西方。反之，他认为宋教仁的做法是符合自己政治愿望的，是可以联合的地地道道中国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是中国革命最适合的领导者。正如岩濑昌登教授曾指出的那样，北一辉之所以帮助宋教仁就是为了“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来完成中国革命”。因此，北一辉从此时开始就与孙中山等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他常以攻击西方及其拥护者来表达其反孙的立场。此外，北一辉与宋教仁不仅仅是政见相近，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两人就是同学，比较亲近。北一辉还一直褒奖宋教仁为“受我日本启发的少年书生”，并“满心希望他成为亲日党的代表者”［1］205。这种拉拢革命党亲日派的言行暴露出了其内心的潜台词，即中国在发动革命、反对西洋侵略的过程中，日本应扮演指导者的角色。由此，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中“反对西方侵略的积极因素和日本为指导者的消极因素同时并存”的特质为其日后向霸权主义方向演变埋下了伏笔。

二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的成功为契机，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宋教仁就给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发去电报称“形势不断进展，请速派人来华”，要求日本方面给予援助。作为回应，内田决定派遣“与革命党领袖素有亲交”的北一辉作为黑龙会的观察员赶往中国战场。由此，北一辉正式进入了参加中国革命的行动期。然而引人注意的是，他支援革命的“正义举动”却跟臭名昭著的黑龙会联系在一起，这究竟是何原因呢?众所周知，黑龙会是由内田良平等人于1901年2月组织起来的玄洋社直系团体，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及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他的成员大多与中国革命党人、援华浪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1907年，随着革命党内部矛盾的激化，《革命评论》也随即停刊，需要重新寻找经济来源的北一辉便选择投靠了黑龙会，这成为他继鼓吹日俄战争之后在承认日本“满洲特权”、支持帝国主义侵略行径问题上的又一具体行动。北一辉思想的一些重大缺陷和黑龙会的精神存在着重合之处：“满洲”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是一个中国保有主权而实质上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地区。他不但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合法，甚至还希望将其进一步扩大。此点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贯穿于其思想始终，并对他日后抛出“满洲领有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他逆用中国革命党“排满兴汉”的思想和主张，极端仇视满族人，认为他们一身奴性，应该从中国驱逐出去。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民间舆论事实上也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满洲特殊论”在当时的日本、甚至是中国的许多国民中间是普遍存在的，就连革命党领袖之一的黄兴都曾表示：“东三省是与日本有因缘的地方，因此劝诫同志们不要在此地骚扰。”［4］北一辉等人对此耳濡目染并深信不疑。可以说，北一辉加入黑龙会既是其亚细亚主义思想的缺陷所致，也是因为逃脱不了时代和社会的局限。

在这一背景下，北一辉于10月底抵达上海，停留数日之后即赴武昌支援革命。11月中下旬又随黄兴等人赶赴南京参加了战斗。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做了详尽的记录并汇报给内田良平、葛生修亮等黑龙会成员。通过这些记录，我们能够进一步动态地把握革命过程中其思想的诸多变化。笔者认为，此阶段最明显的改变在于他的亚细亚主义思想中“日本盟主论”的成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同时支援中国革命的意图也变得更为明确。11月16日，在发给葛生修亮的书信中，北一辉曾描述自己被误认为中国留学生的经历：“进入南京领事馆之后，我曾对书记官表明自己是日本人，他竟不予承认，道：‘不要开玩笑，连领事馆都欺骗可不好。’此等滑稽之事正如我说过的，支那革命的中心在于留日学生，他们的头脑、行动、风采与日本人无异……即便地道的日本人也是无法判别的。”可见当时革命党人尤其是作为其主体的留日学生的日本化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这必然激起了北一辉作为“大和民族”的无限优越感和自豪感。对此，北一辉愉快地表示，革命党人的“思想如同日本人，相貌也与日本人类似。顶着敌人的子弹提起空枪一跃而起的行为更是日本人的作风”，这是因为“革命党中普遍存在的简明直接、单刀直入的风气皆来自日本教育并得以继承”的缘故。他最后下结论称，“日本乃革命党之父，新国家之助产士……万一列强露出野心之牙，胆敢染指吾之爱子(即中国)，我等将宣布与其为敌并挡其面前以蔽之。”仅仅几行文字，已完全显露出北一辉此时思想本质的恶化，即否认中国的民族主义，将革命的成功全部归功于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产生的“启蒙与教育作用”。在他看来，革命成功后的中国应该建立起亲日政权，并接受日本的控制以共同抵御西方列强。这比以往他言论中较为含蓄的“日本盟主论”要显得更为强烈与露骨，甚至还强调日本要在思想上同化中国，可以说这又朝着东洋霸权主义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中国革命并没有按照他想象中那样发展。1912年，亲近英美的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窃取革命果实。1913年，依据《临时约法》理应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却在上海遭到袁世凯暗杀，举国哗然。作为亲日派的宋教仁是北一辉政治理想中唯一能够胜任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人选，他的死无疑给他在中国的政治活动以沉重打击。为此，北一辉恼羞成怒，一口咬定这是孙中山指使陈其美所为，而且还毫无依据地四处向警察密告，厌孙情绪达到了极点。事实上，北、孙两人的矛盾早已有之，其根源在于实现革命的方法及目标上的对立。一方面，北一辉基于自己的“社会进化论”坚持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应来自社会本身，不需要借助于任何外力，因此不管来自西方的支援是真是假，中国都不应接受，以便今后建立一个依赖日本、反对西方的新政权;另一方面，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虽然也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援，但同时又不断地向西方靠拢，这就预示革命不会向亲日的方向发展，建立起来的政权只会是“美国式的政体”。这与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必然遭到北一辉的敌视。

宋教仁死后不久，袁世凯为铲除宋的余党，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施加压力，秘密要求将北一辉驱逐出中国。4月8日，上海总领事有吉忠一以“扰乱治安，造成不利影响”为由，将其遣返回国并规定三年之内不得来华。为此谭人凤赶往领事馆为其求情，恳请取消命令。谭又劝北一辉一同赴湖南举兵，他却谢其厚意悄然返回日本［1］214。他当初设想的“由革命党亲日派建立新政权并接受日本指导，对抗西洋”的亚细亚主义理想所赖以实现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所以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只能就此告一段落。

三

面对袁世凯掌权之后的革命形势，被遣送回国的北一辉并未失去信心，他认为革命并没有失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表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实际上已经完成，更何况“革命运动是思想的战争，而并非在于军事的胜败”，“反满只是兴汉的预备运动”。他坚信，中国革命未能一次成功实属正常，在经过不断的反复的努力之后必将走向胜利。因此，他回国之后不仅继续关注中国局势，还进而设法争取日本政府对革命的支持。1915—1916年，他将自己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和感想加以总结，写成《支那革命外史》一书，自费印刷百余本发送给朝野人士，希望以此来说服他们改变对华外交政策。

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北一辉首先批判了孙中山的欧美共和论，阐述了中国革命及其意义，而后建议日本政府为确保中日两国的永久利益而改变现有外交路线。他主张日本应立即放弃日英同盟，转而与美国结成经济同盟，并支持基于传统建立起来的革命的中国，由此，“东洋共和政体”的中国将会在“东洋君主政体”的日本的指导下，一同驱逐英、俄在东亚的势力并最终完成革命大业。他基于《国体论》写作、出版以来的理论指出，革命就是先以否定性的、破坏性的自由将社会解体，而后重获统一并利用专制来保护这一自由的流动性过程。因此，他鼓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蒙古窝阔台汗那样的政权，其统治者“必能以刀杀人，又必提住杀人之刀……必胜袁(袁世凯)于千百倍”［1］211，对内实行尚武的专制统治，对外向俄宣战以摆脱历来的“文弱之气”，进而与日本一道击破英国，实现武断的大统一。他追求的最终目标显然是要建立一个排除英俄，中国摆脱欧美的殖民统治，并接受日本控制的东洋联邦。

通过对《支那革命外史》的分析与梳理，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亚细亚主义“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决定性转变。这些决定性转变的产生，毫无疑问是因为辛亥时期其思想缺陷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首先，在“对内”方面，即“亚洲联盟”内部，他的缺陷主要反映在“支持中国革命统一”与“满洲领有论”这样一组矛盾的对立上。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支那分割保全论”日益盛行，比如永井柳太郎就曾主张中国将蒙古地区卖掉，“使之成为中立地带，如此一来中国将得以避免与北方大患的俄国直接接壤”，中国本土才能得以保全。内藤湖南也认为，对于那些局部地区，中国应该“暂时放弃以图内部统一”。对于此种言论，北一辉在书中给予了猛烈批判，认为“放弃满蒙回藏以保全本土十八省的愚论不值一顾……唇亡齿寒，失去四肢的肉块只能坐等鸟雀啄食”，摆出了极力维护中国统一的正面立场。然而，在书的后半部分他又态度一变，频繁鼓吹“满洲领有论”，主张为了保全中国，应该将“满洲”全域交由日本支配以抵御俄国人的南下，甚至还诡辩道：“满洲自俄国取得之后，已不属于清国领有。”那么，如此鲜明的前后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能够表现出其亚细亚主义思想怎样的特质呢?对此，萩原稔教授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北一辉延续了《国体论》中“力”的理论，认为刚经过革命的中国没有能力保卫“满洲”的缘故，这与为追求国益而宣扬日本占领“满洲”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若结合北一辉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变迁再来考虑这一问题，就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首先，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北一辉潜意识中的“满蒙特殊”思想已完全定型。甲午战争后，在大多数日本国民心目中，中国一直是被划分为“中国本土”及“满洲”两个区域来加以认识的，而且连不少中国民众对此也持默认态度。北一辉并非例外，也是这一论调的拥护者，而且他不论留在日本国内还是投入中国革命，都始终和黑龙会等浪人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使得他的亚细亚主义极易与负面思想发生共鸣。这样一种定型的“满洲观”，是北一辉提出“满洲领有论”的思想前提。他之所以反对“支那分割论”，只是因为不愿意看到中国被日本以外的国家分割占有罢了。

其次，他与革命党人“有代价地放弃满洲”的做法存在差别，即他并非主张“交换满洲”而是怂恿中国为了抵御西方，应该无条件地将其交由日本“保卫”。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排满兴汉”的革命口号已经被北一辉所扭曲;另一方面，“力的理论”仍旧发挥着重大作用。“排满”的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动源之一，随着革命的日趋白热化，它迅速转变为一种对于满族人极度蔑视与厌恶的情绪，在援华浪人中间也不断蔓延开去。比如萱野长知就曾在《革命潮》中大肆批驳满族人，把“满人入关”看做是“对中国的侵略”，指出他们“抛弃中国人的书物典籍，为愚化被征服之民而竭尽所能”，并痛斥清朝统治的十大恶政。在此等强烈的反满意识之下，“满人”和“满洲”似乎都被贴上了“非中国”的标签，成为了应该被排除的“无能种族”。北一辉对此深表同感，在书中把满族人贬称为“满身奴性的土人”，担心“满洲土人若成为统治者，政策与国风也将被奴隶化”，实际上暗示了“满洲”不可交付给满族人的主张。反过来对于汉人，北一辉也并非完全持赞赏的态度。在同清朝政府、北洋军阀的数次较量中，汉人的缺点也逐渐显现了出来，除了军事能力的大幅落后之外，历来的“尚文”风气依然根深蒂固。由此北干脆直言：“没有我们(即日本)的维护与扶持，(革命的中国)是无法独立的。”［2］174在他看来 ，满族人的清朝搞垮了整个中国，是无能的表现，没有资格守护“满洲”，而汉人向来文弱且革命初期战斗力不足，是无力的表现，也没有资格守护“满洲”。保卫“满洲”不受西方侵略的“重担”自然而然只能由“亚洲盟主”日本代为挑起。可以说，“排满兴汉”思想的扭曲与“力的理论”的强化如同两个火车头，牵引着北一辉一步一步偏离了亚细亚主义的初衷，他的亚细亚主义已然成为日本攫取中国领土的理论依据和行动借口。

当然，最为核心的、决定性的因素无疑在于：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中始终存在的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认同感。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政策都是以“维护与扩大既得利益”为核心的。地少物稀的日本更是如此，为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渴望对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市场，他们编造出大量的借口来标榜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居住空间和粮食问题，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北一辉自日俄战争以来就一直支持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他确信“帝国主义对于社会进化确实有一定效用”，并附和统治者宣称“人口继续增加下去将会引起深刻的粮食问题，其根本解决策略只能在于获取海外领土”，为了本国利益、国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有必要借助帝国主义的手段。因此，他提出“满洲领有论”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殖民利益，这是其亚细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缺陷。

由上可见，北一辉的“中国统一”与“满洲领有”的主张之间并非存在矛盾，也决不是“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对立，它与北历来的思想缺陷有着密切的联系。北首先支持“中国统一”，为的是阻止西方的瓜分，而后以防御西方侵略为口实又要求中国将满洲主权让予日本，实际上是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欲望。可以说，这是北一辉的思想在“日中同盟”内部对亚细亚主义的背离。《支那革命外史》中这种极度无视中国领土主权的言论，表明他的亚细亚主义已成为控制中国、宣扬霸权的工具。

四

《支那革命外史》中北一辉思想对亚细亚主义的严重背离，除了在他主张的“日中同盟”内部有所表现之外，在处理“同盟”的对外关系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尤其可以从“拒绝一切西方援助”与“宣扬日美联盟”这样一组矛盾中反映出来。

在书中，北一辉否认了孙中山长期以来的革命行动，认为他依附英美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甚至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本意，中国的革命以及今后的发展不能接受西方的援助，否则必然招致外国的野蛮干涉。同时，他也反对日本的西化，认为导入西方制度纯粹是“往朽根上接腐木”，并将政府比做英国的走狗，将其追随西方的政策批判为“奴隶的外交”，积极主张废除日英同盟，甚至不惜对其一战以驱逐英国和俄国在远东的势力。从亚细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抵抗西方、一致对外”的正面表现。然而，在《支那革命外史》的第十九章，北一辉又大肆鼓吹“日美经济同盟”，宣扬为了建设“亚洲同盟”以对抗英俄，中日两国应该与美国展开合作以获取经济协助。这显然与此前“排除西方”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其亚细亚主义精神。笔者认为，以此思想矛盾为出发点，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北一辉承认日本在经济上的绝对弱势地位，也承认东洋霸权主义的基础一开始就是脆弱的。日本不仅对于控制中国经济心有余力不足，而且自身在国际社会日趋激烈的经济战中也是捉襟见肘。早在《日本国的将来与日俄开战》一文中他就已认识道：“商工之战将更趋残酷……美洲大陆、西伯利亚、澳洲、印度、非洲，皆为英美法德俄列强所掌握。它们若凭借此等富饶广大之领土筑起关税壁垒以持续激烈的经济战争的话，粟大的岛国凭何以立商工。”这一思路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得以延续，他一方面希望日本通过对外扩张领土来打破这一劣势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借助美国日渐壮大的经济优势来驾驭中国。如此一来，“日中联盟”必然走向“由日本控制中国的军事、政治，由美日共同控制中国的经济”的局面。事实上，将“日英同盟”废除，然后建立“日美同盟”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它们均以侵略中国、扩大帝国主义利益为目的。因此，在“经济落后”的现实和“国益至上”的思想驱使之下，北一辉已然背弃了自己早期的亚细亚主义理想，为实现东洋霸权而欲主动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

第二，驱赶英俄势力并非源自亚细亚主义思想，而是为了争夺东亚霸权。北一辉曾基于《国体论》以来的理论指出“国家内部国民生活的平均分配是正义的，以此为根据，国际间国家生活的平均分配也理应是正义的”，借此主张领土狭小的日本应作为国际社会的无产阶级发动战争，从大富豪的英国和大地主的俄国手中夺取生存所必要的空间。这实际上是他支持政府推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托词，其真正的目的就是在于围绕亚洲霸权与英俄展开一系列的争夺。北一辉在随后的正文中干脆赤裸裸地表示“现在的‘小日本’变成‘大日本’用以确立霸权所必需之领土应从英国手中夺取”。他将英国视为日本建立东亚霸权的最大障碍，希望中国将来的亲日政权能成为日本的后援，一道驱赶英国势力。他所谓的“抵抗西方”实际上只是“抵抗”英俄两国而已，这和建立“日美同盟”的主张一样，是为了实现“称霸东亚，扩张领土”的战略手段，与亚细亚主义思想完全脱离了关系。

第三，表现出了要控制中国的野心。北一辉原本将西方的援助视为“亡国贷款”并要求中国不予接受，甚至极端鄙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的往来，然而他又主张通过“日美经济同盟”的方式来支援中国。说到底，这无非就是因为有了日本的介入。换句话说，他反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直接的经济联系，主张中国依附于日本来接受美国的援助，这显然是在经济、外交上将中国放于从属地位欲加以控制。反过来对于美国，北一辉担心它的经济势力一旦在中国发展起来将会动摇日本的霸主地位，因此反对它绕过日本直接对中国经济展开扩张，而是主张美国与日本一道分割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如此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在北一辉的理论之中成为了日本弥补经济不足、加快称霸步伐的棋子。他一味地唆使中国接受日美援助尽快对英俄开战，而从未考虑如此弱小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能够抗衡英俄的问题。最终导致的结果只会是：中国在政治、军事上任由日本摆布，经济上不得不忍受美日两国的“联合宰割”。

自古以来强国和弱国之间的联盟从来就不会有平等可言，弱国终究会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北一辉鼓吹的“日中联盟”便是这样，中国最后只会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成为东洋霸权主义的牺牲品。“日美经济同盟”的提出，在“对外”层面上抛弃了亚细亚主义的本义，同时也凸显了北一辉思想中的霸权主义特征。至此，北一辉的思想理论向霸权主义、侵略主义的转变已基本完成。

［1］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陈秀武.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7.

［4］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99.

K1

A

1007-4937(2011)05-0014-05

2011-08-02

熊沛彪(1956-)，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刘峰(1984-)，男，湖南湘潭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

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