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坤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哈尔滨150080)

略论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探索救国真理的继续与深化

刘仁坤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哈尔滨150080)

孙中山从“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以及“护法战争”等长期艰苦实践中不仅对中国政治现实及其国际背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还丰富了革命阅历，积累起具体而鲜活的政治经验。为此，孙中山从西方民主、法制的阴影和幻想中走出，实现了政治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超越。他认识到，中国在完成“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政治目标之后，历史实践又提出辛亥革命未完成的重大任务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把彻底解放斗争置于高度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孙中山从民国历史的演变中深刻感悟到：共和国生存及其健康发展，必须彻底清除“旧制度”赖以存活的土壤。历史证明完成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参加的“国民革命”。孙中山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原来提出的建立“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及“社会的国家”的革命战略经过历史的检验，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进一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升了三民主义理论的水平，进而显示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孙中山;辛亥革命;救国道路;政治思想

中国自1840年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提出种种方案。孙中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既是一个对国情认识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西方世界，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更值得称道的是，孙中山在实践中，使这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进而构成孙中山探索并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救国思想和道路的重要的社会根据和理论根据。其中既表现出发自肺腑的爱国爱民的崇高感情，又体现出其理性思考、卓越胆识与科学理念。

一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整个世界和中国出现一片曙光，燃起希望之火的时候，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在“国共合作”中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勇敢地面对复杂的斗争现实，决定抛弃民主革命旧的模式，跳到一个新的战略起点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一步对三民主义作出崭新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孙中山探索救国真理历程，并对此力求作出科学总结时，不能不看到探索救国真理，并不是像人们想象那样简单，而是确实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有时甚至因对国情的研究不深，而走进误区，留下了沉痛教训。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孙中山在建立民国的短暂三个月后便把政权拱手送给袁世凯。史学家对此多有评述，见仁见智。要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复杂微妙的政局和孙中山个人的认识，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或可理清脉络及其线索。

武昌起义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阻断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进程。中国开始向一个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政治方向前进。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共和制度，在表面的胜利中，却存在难以察觉的极大政治危机。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外杂交的畸形势力。袁世凯这个少有的野心家、阴谋家通过反革命两手策略，造成南方共和政府与北方清政府对峙并存的政治新格局。袁世凯决定暂时掩盖专制独裁者的嘴脸，采取拥护“共和”的外表，把自己装扮成热心“共和”的面孔，欺世盗名。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这个旧走狗不中用了，于是积极支持新走狗袁世凯，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问题是南方不少革命党人也把袁世凯当做中国的“华盛顿”而加以吹捧，这就给袁世凯增加了政治筹码。于是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竟成为决定共和成败的“英雄”人物。袁世凯戏剧性的表演迷惑了革命党人，这是历史的悲剧。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并向着不利于共和方向加快转化。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突然成为“共和”的拥护者，并在南京新政权的权力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中不少人仍然在暗中同袁世凯北洋势力眉目传情，沆瀣一气。革命党内部向袁世凯妥协，急于结束战乱的情绪也与日俱增，于是革命党内部的危机随之加深。南方各省虽先后“独立”，脱离清政府，但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局限南京一隅，呼唤不灵，财政困难又使革命军难以生存。这样在帝国主义列强拒绝外交承认和贷款的形势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便处处呈现出捉襟见肘，越来越被动的劣势。

孙中山长期在外国进行革命宣传，组织筹款活动。据统计，孙中山从1879年至1911年的32年间，前后八次进入欧美地区，时间累计达十年之久。这十年间，特别是从1910年12月，孙中山辗转经法国、比利时，1911年2月转往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美国的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并成立筹饷局，为革命筹款。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从美国赴欧办理外交，到伦敦、巴黎，到12月21日抵香港，25日到达上海。经过繁忙紧张的联络与筹备，1912年元旦，正式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

孙中山长期在海外活动，对欧美考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对国内、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现实及复杂微妙政局的变化却了解甚少，特别是对武昌起义后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中国政局更感陌生。这样就使他很难在回国后对中国当时政局作出全面分析和科学论断。在混沌动荡的中国政治中，孙中山抓住一个中心，就是结束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局势，建立中央共和政府，这个战略决策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加速了革命与反革命矛盾的激化，中国政局随之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形势。种种迹象表明，共和革命力量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的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地位。南方与清政府的矛盾，实质上已降到次要地位。令人迷惑的是，狡猾的袁世凯仍然打出清政府旗号，作为同南方政治交易的“筹码”。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形势，确实使人感到困惑、迷惘而难以作出清醒的判断。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讨价还价，最后伪装拥护“共和”，使善良的革命党人受到欺骗和愚弄。

二

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便牢固树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但是，当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在认识上却走进迷信共和的误区。建立共和制度是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确定的基本任务。共和政治也确是救中国的正确方案。然而，不切切实实地掌握住共和政权，只是迷信共和制度、《临时约法》及责任内阁制，而放弃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固然是解决南北统一的一种方略，可是把政权拱手送给袁世凯北洋势力，断送共和国前途这个惊人代价，则是无法补救的。

孙中山在为中国寻找一条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丰硕成果，提出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理性思考，并形成了三民主义为中心的革命思想体系。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为中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及国家富强的工业化道路。其作出的伟大贡献及其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探索救国真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符合国情，这是孙中山一生得到的重要政治经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专制国家，到了近代又陷入半殖民地深渊，因此，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则是一项十分繁重艰难的工作。孙中山较长时期在国外活动，一定程度也影响到对国情的深入考察。特别是在武昌起义前后，对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尖锐而微妙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缺乏必要的了解。这样便在回国后来不及调查研究，便宣告中央共和政权诞生的紧急匆促形势下，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及其深刻矛盾，是缺乏正确认识的。因此，对袁世凯北洋集团政治两面派面目从模糊不清到认识失误，终于导致“让权”的结局。

历史反复证明：武装夺取政权，曾付出了千万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政权作为革命胜利的果实，将是保证国家独立和经济文化建设以及民主制度的根本依托和保障。

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中诞生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篡夺领导权后经历着艰难困顿的岁月。创立不久，尚不完善的共和政权，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的沉重打击下，特别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的两度被颠覆，几乎濒临解体的边缘。孙中山从“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以及“护法战争”等长期艰苦实践中不仅对中国政治现实及其国际背景有了更清醒地认识，同时还丰富了革命阅历，积累起具体而鲜活的政治经验。为此，孙中山从西方民主、法制的阴影和幻想中走出，实现了政治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超越。

三

孙中山在创立共和制的伊始，便以伟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战略眼光指出：“凡世界所有者，我们还要求精，世界所无者，我们为其创，勿畏难苟安，中国自然是极富极强，民国的根本就得以巩固。”［1］64表明自己在探索救国真理道路上继续坚持执著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孙中山在1906年中国同盟革命方略中，曾提出“平民革命”概念。20世纪20年代，他在新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赋予“平民革命”以新的内涵，国民革命即是从其演变而来。提出建立共和国新模式的政治理念，进一步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注入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

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完成“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政治目标之后，历史实践又提出辛亥革命未完成的重大任务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指出：“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对内是打破军阀，对外要打破列强的干涉完全由国民做主。”“中国决不望任何友邦求援，将以国民实力收拾残局。”［2］这是把彻底解放斗争置于高度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

孙中山强调当前的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是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和从前政治革命为少数人的、偏桔的，大相悬绝”［3］535。要真正实现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必须抛弃从前那种依靠少数党人武装暴动、孤军作战的路线，采用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群众斗争路线。这样，便可立足于依靠全体国民力量艰苦奋斗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说，这是对“国民革命”科学内涵的正确理解与诠释。

孙中山从民国历史的演变中深刻感悟：共和国生存及其健康发展，必须彻底清除“旧制度”赖以存活的土壤。历史证明完成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参加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胜利了，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清除掉了，才真正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创造条件。值得关注的是，孙中山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原来提出的建立“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及“社会的国家”的革命战略经过历史的检验，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并进一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升了三民主义理论的水平，进而显示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孙中山在新历史条件下提出高举“联俄”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3］24，进而把中国建成真正独立，统一、平等的民族国家。

孙中山从历史反思中提出：“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全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犂地狱。”［3］115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意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总结历史经验，使他明确地提出新的民族革命目标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3］118

孙中山严正指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不论实业办，还是劳动界，其目标都是一致的。”“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3］115孙中山认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应以国家为政治前提。他主张“以和平促进统一，希达到国家统一为主旨”［3］118。同时，明确指出：“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望也。”［3］115突出强调了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民族革命对民族独立和统一的重要意义。

国内各民族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加强协作与团结，是构建中华民族统一和睦大家庭的基础。孙中山提出要建立中华各族团结和统一的大家庭。必须“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主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联合的)中华民国”［1］100。“国民的国家”，孙中山从历史上看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3］115为了彻底改变平民地位，“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3］120，孙中山特别提出：“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3］120

历史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议制共和国，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把自己的代表送进议会及内阁，当然只能制定并推行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工农群众因财产、学历诸多条件限制而不能与资产阶级享有平等权利。不论英、法、美、德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般平民”，必然成为被压迫者，这是不争的事实。

孙中山特别强调：“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之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权利，而凡卖国网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3］121“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4］548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民”的范畴是什么?“全民政治”的目标是要实行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4］514，“全民”是指当时生活在中国境内“四万万”的总人口而言。由此可以断定，“民”的范畴是盖指全体中国人民。这就与西方所标榜的民主有了本质的区别。由上可见，孙中山提出的“国民的国家”是具有明晰而确切的科学内涵的。

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民国，只有国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以工农大众为主的“一般平民”，完全不受到任何条件限制，真正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及各项权利。

历史进程表明：孙中山在这里提出的所要建设的民国是一个真正的“国民的国家”，也就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国家。绝不是“以官为本”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国家。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都是封建地主、贵族、官僚、军阀等那些享有政治特权的统治集团，向平民发号施令，并依靠人民血汗供养的特权阶层。只有民本位的国家才能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公仆。孙中山这个思想和理念是非常可贵的，它揭示了“国民的国家”的科学内涵，在人类历史上是继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一个新的创举。

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4］608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的根本是民生问题。而“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4］626”。所以，孙中山在新时期，除了强调“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对中国建设现代工业国家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外，还特别重视研究并设计出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特殊道路以及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伟蓝图。他明确提出：“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的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3］120其主张的精髓正是在此。孙中山认为不论建设“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还是“社会的国家”，都要通过国民革命的胜利来加以实现。当然，实现这个崇高政治目标离不开党的建设问题。他说，“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的普遍的宣传，使加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他坚信“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1］121

孙中山认真总结辛亥革命中丧失政权的沉痛教训，明确提出中国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取得政权”，以及坚持依靠革命军队巩固政权的重大意义。应该说，孙中山总结出这个教训是付出了惊人的政治代价的。

孙中山一生对中华民族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关于推翻封建帝制，创立共和，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辟了亚洲历史的新纪元，为整个亚洲树立第一座共和国的里程碑。他一生呕心沥血所创立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富强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关于为创立“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及“社会的国家”所提出的新的理想和科学理念，为中国文化遗产宝库增添了光辉篇章。

孙中山像世界上一切伟大革命家、政治家一样，在他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行程中，除了作出巨大贡献外，由于历史社会及个人条件的限制，曾走进某些认识误区;或在实践中出现某种失误。这些都是可以从当时历史条件上加以理解的。孙中山一生始终处于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他把自己放在革命的风口浪头上锤炼，勇敢地向革命高峰攀登，不断在斗争中更新自己。这种气吞山河，改天换地无畏革命精神和勇于奉献，不谋私利的高尚品格，是留给后人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并发扬光大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终于认清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才是真正代表人类历史发展和前进方向。在国际国内的崭新形势之下，孙中山把寻求救国真理转向俄国，提出“以俄为师”，借鉴俄国革命经验。这正是孙中山探索救国真理过程中出现的一次伟大转折。这个转折，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将以全新面貌和亮丽的时代风采走向世界。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开始在东方中国出现了。

［1］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365．

［3］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孙文选集：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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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4937(2011)05-0010-04

2011-06-28

刘仁坤(195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处长，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