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北平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学文化教研部，安徽合肥230022）

论张之洞军事人才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鞠北平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学文化教研部，安徽合肥230022）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他对人才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有着充分认识，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他根据当时实际条件注意拓宽培养军事人才的途径，通过派人去西方学习、聘用西方军事人才和开办军事学校三种方法培养中国的军事人才。张之洞的军事人才教育活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辛亥革命爆发提供了客观条件。

张之洞；军事人才；教育；实践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先后出任过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还曾经代理过两江总督，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教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张之洞的军事教育的思想及实践，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最典型、最全面的莫过于李细珠对张之洞军事教育改革的研究。①见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安徽史学》2001年第四期）与其专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对张之洞废除武科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与派遣军事留学生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这些成果大多只是限于张之洞军事改革方面的宏观探讨，侧重于史实的梳理与全面的描述。这对一个问题研究初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为了推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微观专题方面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张之洞军事教育方面的业绩进一步挖掘，从军事人才教育思想方面对张之洞进行专门探讨，以便凸显张之洞的人才救国思想与行动在军事上的表现。

一、人才在强军中的地位

张之洞出身于科举，对经世致用之学有着浓厚兴趣。自从出任封疆大吏便开始涉足洋务，成为洋务派的殿军。他注意时务研究，非常重视人才在国家中的作用，在《劝学篇》中有系统的人才思想。在张之洞人才思想之中，军事人才思想占有重要地位。

（一）“战人较战具为尤急”。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举行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张之洞指出了中国军事人才缺乏的窘境，“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1](258)因此他提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二）“整军御武，将材为先”。甲午战争后，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张之洞把人才的培养作为救国强军的重要手段。他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传统用人制度，认为其重选拔而忽视培养，“皆就已有之人才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1](p909)他还指出，清军中“所存不多”的“宿将上选”，也“积习已深”，[1](p680)对于后装枪炮等近代化武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部队编制、训练、战术、管理和指挥等缺乏了解，甚至一无所知。因此，中国要想自强，“舍培植人才更无下手之处”。[1](p779)

1895年7月，他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国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倖致。”[1](p684)1896年2月，又指出，“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称盛”，因此，中国欲仿德制练兵，“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成将材”。[1](p744)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1901年，他上奏朝廷，提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1](p908)坚决主张废除于战守实际和培养人才毫无实际用处的武举，通过军事学校来造就新型人才。

（三）“人才维国势”。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张之洞所谓的军事人才严格地说是一些军事技术人员。经过甲午战争，张之洞认识到“敌国愈强，人材愈不易言”，西方各国人才皆出于学校，没有“所用非所习之弊”。[1](p684)在强邻威逼之际，中国“固陋之材，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因此他主张广开学堂，多派游历人员出国，“凡工作、商务、水陆兵事、炮台、战舰、学校、律例，随其性之所近，用心考求”。[1](p683)这时张之洞对人才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深刻，增加了军事指挥人才等新的内容。

面对甲午战后危局，张之洞极力提倡振奋国民精神。他在《劝学篇》中提出“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把思想的振作为救时的要义。他还说，“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教必先保国”。[1](p9708)面对中国处于列强瓜分边缘的险恶形势，张之洞呼吁国人把“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他说，“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1](p9709)只有振奋民族精神，众志成城，才能使中国立于不亡之地。

二、培养军事人才的途径

张之洞非常注意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他不拘一格采取种种办法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培养军事人才：向国外聘请人才，派人出国学习和办军事学堂。

（一）“借材异域”。借材异域即聘请洋将直接管带部队或聘为教习，以西法培养军事人才。张之洞认为，中国要加强防务，“必须有洋弁为之教习，则兵勇工匠人等易得窾要”。[1](p263)在督粤之时，他就通过使德大臣李凤苞、许景澄从德国聘请教习训练广胜军，教授士兵军事技术和作战技巧，“但学其镇静、严肃之意，枪炮取准之法，筑台造垒之式。考究洋械、机括子药利病”。[1](p262)

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开办水陆师学堂，聘请国外“练船正教习、枪炮、帆缆教习、测算教习四员”。[1](p432)学堂内堂课程则拟聘用英国人李家任水师驾驶教习，德国人欧披次任陆师语文测算兼练船正教习。

署理两江总督期间（1894年11月～1896年3月），张之洞通过使德大臣许景澄从德国聘请教练35人来华编练新式军队自强军。洋教练们既担任训练科目教官，也担任军队中较高一点的具体职务，为军队的编练做出了很大贡献。

张之洞大规模地聘请洋教习编练新军和培养军事人才是在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期（1889～1906年，其间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1896年，他聘请德国人贝伦斯多尔夫为总教练，何福满、塞德尔为教练，把从两江带回的500名自强军士兵组建成洋操队，[1](p814)为湖北新军编练和军制改革打下了基础。1897年，张之洞在湖北成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人法勒根汉、根次为教习，从江南自强军调入斯忒老来训练学生。后来，该学堂还聘请了许多日本教习。1899年，共聘6名，到1904年，德日教习均减为4人，另增军医1人。1899年，张之洞设立6营督练公所，以德国教习来轮训绿营及防军各营官、帮带、哨弁。1901年改名为湖北防营将弁学堂，延聘日本教习水共6人来训练在营将领。1903年，设立武普通中学，聘请日本教习3人来培养陆军初级军官。1906年，张之洞设立陆军小学堂，前后共聘用日本教习19人。[1]

军事洋教习的引进，把西方的军事技术、训练方法、作战方法、军事管理制度移植到了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二）“遣员弁出洋学习”。“遣员弁出洋学习”就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或军事考察人员，学习西方军事。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他就提出广州水陆师学堂学生毕业后，“择优出洋，分赴各国学堂陆军练习”，[1](p432)如“遇外洋有事”，则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1](p432)1898年他派吴禄贞等20人赴日留学，随后，又派出了谭兴沛、徐方谦、段兰方、萧兴垣4名秀才到日本成城军校接受陆军士官教育。从此以后，湖北留日学习陆军的学生越来越多。[1](p680)

除正规留学外，张之洞还派人去日本考察军事。1898年，他派候选直隶州姚锡光、尽先游击张彪等人派赴日考察。行前，张之洞叮嘱，此次考察“武备尤要中之要”。[2](p3561)回国后，姚锡光著成《东瀛学校举概》一书，专门介绍日本陆军学校情况，为湖北军事学堂建设做出了贡献。张彪等人后来担任新军要职，为湖北军队学习日本练兵之法、提高部队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1898年，日本军队举行陆军大操，曾邀请中国派员前往观看。张之洞从湖北选派官员10名前往观操，[2](p3693)不仅要求他们务必将日本陆军操法，马队、步队、辎重队各种队伍，器械、营垒，“悉心阅看体察，相机咨询考校”，[2](p3693)而且还让他们参观军队营垒、武备学堂、枪炮厂、各处紧要炮台，对于一切法式、功课、章程做出笔记，等回鄂后详细研究。[2](p3693)

1899年，张之洞派出留日学生80人。其中各营官弁30名，前往阅操学习联队诸法；护军营工兵、枪炮厂工目20名，赴炮兵工厂学习制造枪炮；工艺局学生10名，学习制造枪炮所需皮革之法；两湖、经心等书院学生20名，学习农工商陆军测量。1900年，又派总兵吴元恺、参将张彪、游击刘水金等5员前往日本考察军事学校与联队。1901年，派候补道朱滋泽、候补知府黄邦骏、存焘、同知鞠成霈、刘承恩、参将陈士恒、都司黎元洪、刘温玉、千总杜长荣、贾裕禄、守备何丰裕11员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3]

张之洞为培养人才而采取的走出国门的方式产生了积极效果。1898至1903年，湖北官派军事留学生约100人。[4]此后随着留学高潮的到来，数目虽无法确知，但肯定比1898至1903年数目大很多。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成为湖北新军的骨干，有的甚至被练兵处调京供职。

（三）“广设学堂”。靠聘请洋教习和派遣留学生培养人才耗资巨大，各省财力“断不能及”，[5](p177)在采取前两种方式的同时，张之洞更加重视开设军事学堂。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黄埔创办了水陆师学堂。学堂共分管轮、驾驶、陆师三班，主要培养陆军低级军官和海军初级技术人才。学生有学堂前身博学馆旧生38人，从天津调入在营武职员弁20名，从福州船政局调入曾在堂三四年治水师学生37名，从天津招收识字幼童20名。学堂在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效，“其中人才杰出，今日为京外任用者极多”。[4](p1023)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更加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1895年，在南京创办江南陆师学堂，招生150人，分马、步、炮、工程各队。学科有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等，并且时常进行马步炮各种阵法演练。学堂还附设铁路学堂，因为铁路“事关军国要图”、“与陆军尤相关系”，中国“非亟备人材不可”。[1](p745)

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开办了大量军事学堂，初步形成了一套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其中主要有高等军事学堂（最初为武备学堂，其后改名为武高等学堂，继而合并将弁学堂，又改名为武师范学堂）、中等军事学堂（1902年成立的武普通中学）和初等军事学堂（陆军小学堂）。这些军事学堂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湖北军事学堂从1896至1912年就有毕业人数约4500～5000人。其开办军校之多、培养人才数量之大在晚清督抚中无人能及。

张之洞培养军事人才的三种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聘请洋教习，是一种为应付急需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暂时手段，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些洋教习并不称职，甚至还胡作非为。例如，张之洞聘请德国军官来春石泰等人任教习，编练成了自强军，社会上一片赞扬之声。然而，熟悉内幕的官员却看出了其中问题，认为这些教习所教的“不过德国操一项”，而当时“中国人能德国操者不知凡几，颇可雇充教习”。任用洋员，白白浪费钱财，并且这些人“驰马觅伎，逐日在外滋事”。他们还“经营军火、包揽工程、安插洋员”，损害中国利益。[6](p37)而其中更大的弊端是，聘请洋教习这种手段“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干涉的危险”。[7](p136)后来，张之洞认识到，“各国皆思干我兵权”，聘用洋人“为教习则可……为将领则万万不可”。[5](p260)于是，对聘请洋教习更加谨慎，对他们加强考核，只让他们担任军事学堂教习。同时，大量派遣军事留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大兴军事学堂，拓宽培养人才的渠道，加速了中国军事人才的本土化进程。

三、取得的成效及评价

张之洞人才强军的思想及实践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为清政府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却为清政府的倒台埋下了伏线。

（一）“成材多而功用著”。大量军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保证了张之洞练兵活动的顺利进行。洋教习的引进，为张之洞编练广胜军、自强军和湖北新军和武备学堂的开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军事学堂的开设和军事留学生的派遣加速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1904年底兵部侍郎、练兵处大臣铁良到两江、湖广和河南等地视察武备。他认为湖北的武备学堂“自创设以来，历次卒业各生，派入军队，颇多得力之人。即遣赴东洋各生，大率亦由此中选派，是该堂实为武才渊薮”，给该学堂以“成材多而功用著”的评价。[8](p5305)

湖北新军由500人的洋操队在短短10年间发展成为12000余人的多兵种合成部队，铁良认为它“可为沿江各营伍之冠”，并且“兵丁识字者甚多，将来可望渐成劲旅”。[5](p5301)然而这一切这都与张之洞人才强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此外，张之洞在湖北所造就的人才还向全国输送，为全国的军事改革做出了贡献。1898年，山西巡抚请求张之洞为其所办军事学堂派教习2员。1902年，两广总督因开设军事学堂而向张之洞求调士官毕业生2人，武备毕业生4人。1903年，中央练兵处电调湖北留日学生9人来京委用。兵部尚书铁良电请张之洞从湖北调优等体操教习六七名到保定教练旗军。陕甘总督升允电商张之洞拟挑武备学生10人到湖北武备学堂肄业，后派定6名。这时湖北成为全国军事人才供应中心中心。[3]

张之洞培养军事人才的活动，直接提高了军官素质，有利于西方近代军事知识与技能在中国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缩小了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方面的差距，为中国近代国防军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种豆得瓜”。张之洞人才强军的思想及实践对晚清政局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就张之洞本人而言，他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坚定地维护清政府统治，其培养军事人才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缩小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方面的差距，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张之洞所培养的军事人才文化素质较高，“兵丁识字者甚多”，受到了西方式的军事教育，因而对西方的思想接受较快，对西方的了解也比较深刻，于是逐渐地产生了与清政府的离心力。

张之洞是一贯重视官兵思想教育的，他在《劝学篇》中指出，“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2](p9709)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让自己所培养的人才“执干戈以维社稷”，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湖北新军不仅没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反而与清政府离心离德，成为了它的掘墓人。

张之洞逝世后仅两年，武昌起义便在湖北爆发。而发动这次起义的，就是张之洞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湖北新军；起义的领导者大多就是张之洞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于是张之洞人才强军的思想与实践产生了与其本意截然相反的结局，不自觉地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真可谓是“种豆得瓜”。

[1]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M].北京：中国书店，1990.

[2]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李细珠.张之洞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J].安徽史学，2001，（4）.

[4]苏云峰.清季武昌学界的革命运动[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4）.

[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书店，1990.

[6]姚锡光.江鄂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美]拉尔夫·鲍威尔.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

[8]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K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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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1）06-0102-03

鞠北平（1971—），男，历史学博士，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学文化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