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馨华

浅谈《国富论》的历史认识价值

油馨华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更是一个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来阐释经济范畴与原理的范例。它是斯密关于历史进化过程的更广泛的观点应用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反映了一个关于人类和宇宙更基本的前提在历史上的表现。其中斯密的阶级分析法、历史阶段理论、殖民地理论等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

亚当·斯密；《国富论》；历史认识价值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富论》)自1776年出版至今已有200多年，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广阔的领域，至今为各种不同流派的学者寻找理论根据、汲取思想精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1]正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文·索贝尔所说：“《国富论》是那么广泛地包涵着人类的历史、伦理、经济和政治上所表现的行为的所有方面，以致不同的和对立的思想学派都已经能够与斯密认同。”[2]近年来，学者们对斯密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经济学范畴，而是从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进行探讨。实际上，《国富论》中还包涵着丰富的史学意蕴，斯密凭借历史思维，以其独特的历史分析方法，从历史中抽象出一系列范畴与原理，并用历史事实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支撑。下文就拟从阶级分析法、历史阶段理论、殖民地理论三方面来看《国富论》所蕴含的历史认识价值。

一 阶级分析法

斯密在谈到年产物的价格时，就是将价格收入的所有者划为三个阶级来分析的。他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而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3]斯密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社会阶级关系。指出这三大阶级即靠地租生活的地主阶级、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级和靠利润生活的资产阶级。在这三个阶级中，地主往往安于享乐，流于无知，懒惰成性，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但往往不能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工人则缺乏时间也缺乏能力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不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受不到的痛苦；资产者相比而言更富有理解力，但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却只出于私心，通常是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是为社会的总体利益打算。斯密指出资产阶级的利益既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也和社会的一般利益相冲突。“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3]相反地，斯密表现出对工人命运的关心。他看到除了劳动力之外工人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对社会财富积累的参与取决于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是否得到多少工钱。而“每个人对他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占有，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根本源泉。”如果谁不以自己的双手靠劳动养活自己，就是“对这种财富的侵犯”。可见，斯密对劳动者尤其是工人阶级劳动的肯定与尊重。但不可否认，在本质上斯密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之所以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所得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资本主义机器的正常运转，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显然是在朝向阶级利益分析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后来马克思所借鉴，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历史阶级分析法。

二 历史阶段理论

斯密第一次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历程作出详尽论述的同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历史阶段理论。他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经由社会结构的四个主要阶段：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耕阶段、工商业阶段。斯密看到在这四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例如，在狩猎时代，即“最低级和最粗野”的阶段，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没有任何确定的地方法官或任何固定的司法行政机构，当然更没有君主和国家，也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游牧时期，畜牧占优势，村社变大，财产上开始出现不平等且出现了国家，斯密把国家的产生归因于劫掠、侵占和财富不均的私有制。指出国家的实质是“就保障财产的安全来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保护富有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3]到了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土地所有权成为整个社会权力的基础。经济的进一步发达，也使得社会政治组织变得更加完备。该时期以自然经济为主，人们自耕其食，很少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在斯密看来，这一较为复杂的阶段，又可细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畜牧国家把已经出现的农耕和土地所有制在它们征服的土地上予以执行，每片土地都变成为独立的、以土地所有制为权力基础的公国；中期，自治城市出现，城市开始向国王纳税，国王因此获得充足财源以抵消领主的势力，这样国王保护城市自治，城市发展进而又促进政治权力向以国家为首的统一民族国家转移；后期，出现城市商业与制造业萌芽，贵族或领主不再把剩余产品用于维持侍从和食客，而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取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同时，封建领主们把土地分租给更有生产力的人，而被移走的侍从流入城市就成了新的都市劳动力。这就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促使社会结构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最后一个阶段即工商业时代，该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一切产品与劳务都进入市场交换，封建依附关系减弱并彻底消失，人们谋求经济利益的愿望得到充分保护，随之新兴的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形成一个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和谐一致的制度结构，即斯密所称道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在这里，斯密把从“狩猎民族社会”到“制造业和商业社会”的发展演变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进步过程，至于以后的发展趋势斯密没有预想，他甚至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阶段看成是最后且最好的社会历史形态。但斯密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演变的连续性，以及每次演变都会引起法律和国家机构以及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的相应的必要的变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无具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

三 殖民地理论

斯密不仅注意到经济基础变化而引起的上层建筑的变更，同时还看到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在讲到殖民地经济问题时，斯密就通过对殖民地历史事实的分析，探寻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斯密特别对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较法国、荷兰、丹麦的殖民地更为繁荣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比其他任何一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都更为自由宽松，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3]他还从一般意义上概括了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殖民者带来了关于正常政府的观念，维持政府的观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观念。他们自然要把这些制度在新殖民地建立起来。正如斯密所说“关于殖民地贸易，英国的政策虽和其他各国一样，受着重商主义精神的支配，但总的来说，不像任何其他国家那么褊狭、那么令人难受。”[3]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人民在其他各方面也都较为自由，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务。斯密指出“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样有个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自由，人民代表议会，独享有权力课税以维持殖民地政府。”[3]虽然“殖民地议会和英国众议院一样，未必都是极平等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总更具有这种性质……殖民地参议院与英国贵族院相当，但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构成。”[3]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就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了，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3]这里斯密虽然有些过于乐观，但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不能说明事实。而相反地，与英国这种较自由的殖民政治体制相比，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殖民地所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则更要强暴与专横。这正是英属殖民地较他国殖民地更为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在论建立殖民地动机时，斯密首先从历史上寻找根据，指出古代社会有两种殖民地。一种是希腊社会各邦，将逐渐增加的部分人民，移到地中海沿岸和岛屿的荒地，这是移民垦殖殖民地，实质上是母国的一块飞地。他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树立这种殖民的动机更明显、更容易看得出来。”[3]另一种是罗马社会的奴隶主们，将征服的土地分给贫困的自由人，并用武力来对付被征服和反抗的人，这是奴役土著殖民地。“罗马殖民地虽在许多点上，与希腊殖民地不同，但建立的动机，却是同样明显同样容易看得出来的。”[3]斯密由此认为近代社会也有两种与上述相似的殖民地。即以西印度为代表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和以东印度为代表的奴役土著殖民地。两者所以不同，他认为是由于欧洲殖民者踏上这两种土地时，土地主人的生产力水平不同。“非洲或东印度最野蛮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连好望角的土人也是游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秘鲁，只是狩猎民族。同样肥沃和同等面积的土地，所能维持的游牧人数与狩猎人数，相差很大。”也就是说，游牧民族人口稠密得多。“所以，在非洲及东印度，要想驱逐土人，并把欧洲殖民地推广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那就比较困难。”[3]以上斯密这种试图从历史中寻求例证，并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原因的历史分析方法与上文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一致的。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富论》中所寓含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斯密在分析问题时所采用的历史思维和方法，其中也展现出斯密一定的历史思想。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运用的关于经济的历史分析方法，不仅为后来新经济史学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一名“历史主义者”的斯密，除了在经济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外，更具有历史的眼光和思维。其经济学的代表作《国富论》依然有它的历史认识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1]吴清．《国富论》的经济史学解读[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5)．

[2]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G]．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6．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3-277.

[4] 陈其人.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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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雪岚)

OnHistoricalCognitiveValueofTheWealthofNations

You Xinhua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is not only a great economical work， but it is also a good example by using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method which is used to interpret economic category and principles . Smith’s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theory is applied to a particular society study . It reflects a basic premise about the universe and human in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 “The class analysis”， “the historical stage theory” and “the colonial theory” are regarded as having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gnitive value.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historical cognitive value

油馨华，在读硕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009级，安徽·淮北。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邮政编码：235000

1672-6758(2011)12-0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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