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华 宋文俊

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

曹立华 宋文俊

从哲学的角度和视域对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当代人类正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揭示了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实质。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此外，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思想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哲学解读。结合我国的实际问题，当代的生态危机在思想、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态观

生态危机的研究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类经历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后，对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积极的探讨，以其推动实践观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讲，西方一些学者及政府看到了当代处理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不足，看到了矛盾的激化对人类自身的危害，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实践模式来促进其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些合理性的观点，但没有把这种关系的处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的有益探索，克服了前人认识中的种种缺陷，充分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活动的最高境界。当前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也需要吸取生态危机的教训，走一条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

一 当代人类生态危机

21世纪是信息和知识产权的时代，新的科学技术改变着21世纪的面貌，但是人们在不断庆祝科学技术胜利的同时却遭到人文价值的不断失落。人们一方面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人定胜天”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出现了质的飞跃。正是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人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和贪婪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和占有。不仅如此，“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主人”等“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在工业文明时代甚嚣尘上，人类加快了掠夺自然资源的步伐。生态的平衡局面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支配下走向了生态失衡。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类受到了空前的自然报复。土地沙漠化 ，森林递减，水资源短缺，地震不时发生，海啸的灾难也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光顾人类，各种奇怪的疾病侵袭着人们，甚至南极冰川融化，全球变暖，更是人类痛苦的加剧。

自从20世纪开始，各种危机纷至沓来，而那么多的危机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地球出现了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笔者认为，人类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恶果：第一，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界的“环境”与“条件”的，现代工业社会使生态问题凸显出来，并且随着全球化的进行，以出乎人类想象的程度继续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当人类揖别野生动物界的时候，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创造生产工具，千方百计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自然界处处留下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印记。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在自然界留下的主观烙印越来越深刻。当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时， 自然界能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恢复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就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工业革命兴起后，人对自然界的干预超出了自然界的“忍受”限度， 自然界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恢复平衡，于是，人与自然就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21世纪来，这种不协调的状态日益加剧，终于导致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在主客对立框图上，整个自然界称为人类的对象，地球成为技术大肆进攻的场所，人对地球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这种表面的胜利，实质上是人的灾难。第二，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人类应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友爱、互助、共利、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有良好的法律秩序、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但是， 对物质享受的贪婪迫求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个错误观点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人不为已，天殊地灭”，成为一些人思考和处理问题所遵从的准则。霍布斯认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是一种利己的动物——利己是人的本性；而就人际关系而言——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其间没有温情、友爱、互助， 而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种恶性的人际关系也对统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冲击和影响，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混乱糟糕的状态， 表现出许多问题和弊端。政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公德滑坡、社会风气变坏，无不与人的自私自利意识与行为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贪婪追求相联系。如今，人们为了经济本身而从事经济活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是为了人的幸福和拯救，而只是为了经济活动本身。个人就像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人的重要性不是取决于人的资本的多寡，而是服务于它自身之外的目标。第三，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历史中，阐明了自然与社会历史须臾不可分割的现实统一性。自然界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即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1]实现自然与社会共同协调发展， 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发展方式。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 两者的结合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为社会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问题在于工业推动社会的发展， 往往是以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社会与自然关系处于一种非常不协调的状态。当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加剧到一定程度， 恶化的自然环境就阻滞社会的发展。

二 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双重根源

诸多学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分析，并能最终达成一致的结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笔者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分析可以概括为理论和现实两大方面：

1.理论根源。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形而上学哲学应运而生，这种思想极力推崇“人是自然界的主宰”的观念， 认为人类借助知识与技术，将无所不能。人类工业生产借助形而上学哲学的引导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自然资源被肆意掠夺产生自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尽管从十九世纪中叶后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它在理论上批驳了形而上学的观念，但是形而上学则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以此为哲学基础的发展观， 其基本思想是将社会发展仅仅看作一种经济现象， 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内容和目的， 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国民经济总值或国民收入增加， 并将经济增长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人类单一地追求经济发展。形而上学发展观将个人和人类社会置于自然的对立面，片面强调人和社会对自然界的能动作用， 不尊重自然界本身存在与发展的特性和规律，致使自然界呈现“人化”，产生“异化”。自然界在“人化”、“异化”的状态下，必然对人和人类社会给予无情的惩罚，使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许多问题与危机。

在西方，大多数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者都是基于“自然的权利”的观点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但是他们的理论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具有很多的局限性和缺陷。“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盛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严重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哲学与文化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传统，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一切价值都是人决定的，是为人的利益而产生和存在的。人不仅是自身的立法者，而且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西方古代的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康德提出的“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为处理任何自然的关系的指导带来了歧义，并有可能导致向两极化发展，而笛卡儿在强调人的理性时，在人和神，人和神话了的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处于支配地位“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实践并不是人的目的，实践的目的是人的需要的满足，他这句话却将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并暗示着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为了自身需要的满足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进行控制与掠夺。洛克的“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对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当然也值得思考。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在这种生态伦理思想的指导之下便开始了对自然界疯狂的破坏性掠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把自然界视为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成为人的统治对象；它确定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否定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它赋予人以控制掠夺自然界的无上权力，而否定了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生存权利……这些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二元论的学说上。

2.现实根源。

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究上，西方伦理学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上分析，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只是在自己国家进行，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污染拒绝承担，其自私自利的本性暴露无疑。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要求生产的最大化，生产的最大化要求消费的最大化，消费的最大化必然造成资源消耗最大化和污染最大化，其结果必然是生态危机。资本的增长必须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资本不关怀自然的健康，只关注最大限度的消耗资料和能量，它们的消费能量越大，效率也就越高，利润也就越大。于是，形成了大量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原材料密集产业，他们将更快破坏不可再生资源，产生更多的垃圾。资本主义的这种利己的本性，使它们仅仅站在本民族、本国家的立场上，以自身的利益要求代替整个人类的要求，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全球生态危机树立起其足够的责任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甚而卑鄙地进行生态危机转嫁，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归根到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的根源。

此外不同需要和利益的主体，小至个人大至民族、国家均因其对自然的不当态度和失范行为，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的人类生态困境已不仅仅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困境，从其内在原因看，这是人类内部贫富差距巨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目标和挥霍式的消费需要所导致的，并且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短期行为和生活方式分不开。由于发达国家长期奉行自我中心主义，构筑贸易壁垒，实行不平等交往，根本不考虑甚至破坏别人、别国、别民族的基本需要和利益来满足其一时一地的私欲，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导致了集团和集团，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态危机的诠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目的是探究人作用下自然界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人类世界和人的活动是不可分离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则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人类世界的独特性就是它对主体实践活动的依赖性。固然，人类世界不可能脱离自在世界，它要以自在世界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世界中，自然和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人类社会的自然不是脱离人的自然，而是被人们加工过的自然，人们不仅仅改造自然存在，而且通过实践使自身投入到自然存在之中，并赋予自然存在新的尺度。在人类世界中自然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性，而且被打上了人的烙印，不仅有客观存在性而且有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立场是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践改造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克服这一矛盾，特定的实践状况与水平决定人与自然的特定关系，也决定了人类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特定认识。我们当今世界的生态失衡、“全球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从表面看，生态失衡、“全球危机”是自然系统内部平衡关系的严重破坏，实际上它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严重失衡。因为这种危机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进入到自然系统而导致的。形象地说，这些问题是以“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应该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状”，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断指出了人和自然界本应和谐相处的统一关系。现代全球性问题，既有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问题，也有南北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但是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问题，即生态危机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总之，我们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任何活动都需要使其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人们在人“化”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化”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人和自然良好的关系，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努力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人类生态需要的满足是人对自身的真正占有和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证实与新的充实的先决条件和基本环节。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思想资质具有透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的能力，并且能继续成为我们思想向导，为我们指点迷津。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最为当代人类生态危机所需的思想维度，而我们应做的则是深入地开掘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自然观以及生态思想。

四 生态问题的哲学反思对当代中国建设的启示

资源短缺和环境承载力有限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这必然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吸取生态危机的教训，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实力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具体地说，生态问题对当代中国建设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上，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生态学者在思想上向科学社会主义靠近，也重新确立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这些均可以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目前在这些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因此有很大必要借鉴国外生态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生态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在中国发展。

第二，政治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生态危机的最根本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以人为本”始终是其理论价值的取向。

第三，经济上，科学技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技术已经逐渐摆脱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束缚。我国的生态建设要求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使这一切趋于实现。我们要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集中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第四，外交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我国的发展受制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旧秩序，所以我国外交政策的主张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至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5]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界系统能够协调发展进行。

人与自然的问题不是单纯自然的问题，生态危机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而是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是全人类的危机。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放到历史进程中考虑，所以在当今时代，人类已经认识到生态危机潜藏着毁灭性危险的时候，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题，营造我们共同的家园。

[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7，59，29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7.

[6] 李春秋.生态伦理学 [D].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00 —150.

ClassNo.:B0-0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PhilosophicalReflectionsontheContemporaryHumanEcologicalCrisis

Cao Lihua Song Wenjun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human ecological crisis ， pointing out that modern humanity is facing a serious ecological crisis . It tries to indicate how the crisis is generated and what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human ecological crisis is .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 the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the ecological crisis emerged . From Marxist point of view of nature philosophy， the paper intend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cological crisis;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曹立华，在读硕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09级，浙江·金华。邮政编码：321004

宋文俊，在读硕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09级，浙江·金华。邮政编码：321004

1672-6758(2011)12-0041-3

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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