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锡东,王晓薇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漆侠先生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姜锡东,王晓薇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漆侠先生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关注与研究经历了这两次高潮,有专著2部,论文20篇。这些成果既有对不同历史阶段农民战争史的全面深入研究,也有对农民战争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绩卓著,影响巨大。探讨总结漆侠先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对今后的史学研究可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漆侠;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贡献

漆侠先生(1923年 3月 12日——2001年 11月2日)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夏金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均有非凡的建树。中国农民战争史是漆侠先生关注较早、并且探讨时间较长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两个高潮。漆侠先生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关注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持续到80年代,恰好经历了这两个高潮。期间出版关于农战史的著作两部：《隋末农民起义》《秦汉农民战争史》;并在《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文汇报》《文史哲》等报刊上发表《方腊的起义》《有关隋末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秦末农民战争》《关于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等论文20篇。下面拟就漆侠先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做些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20世纪50至60年代漆侠先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形成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文革”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因而参与探讨的专家学者为数众多,影响广泛。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农民的革命斗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问题”是学者们“所致力探索”[1]76的一个重要问题。

50年代初,漆侠先生就开始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着力探索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农民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秦末农民战争》[1]56-74这篇文章中,漆侠先生充分肯定了秦末农民战争的作用,认为它推翻了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使劳动人民争取到反复生产乃至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这些变化使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得到或多或少的改善,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沿着秦末农民战争开辟的道路发展起来。《有关隋末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2]269-289中,漆侠先生对隋朝封建统治阶级侵略高丽的战争与隋末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隋末农民战争期间山东起义军向江淮之间移动、反隋斗争胜利后战争性质转化、关于刘黑闼起兵等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在对反隋斗争胜利后战争性质转化的问题进行探讨时,漆侠先生一方面肯定了隋末农民起义推翻和改造旧封建统治的力量和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胜利后战争性质随之发生转化,已经从反隋封建统治转化为争取封建统一,甚至一些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如窦建德、杜伏威,也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而要建立一个封建政权。漆侠先生对隋末农民起义的分析和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漆侠先生长于治宋史①漆侠先生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47年11月1日,名为《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第65期。《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为其代表作。,对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也较早予以关注和探讨[1]38-55。漆先生认为前于方腊起义的王小波(皤)、李顺起义,曾经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作为起义的号召,后于方腊起义的钟相、杨么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作为起义的号召;而方腊则提出了“平等”的口号。这三次起义所提出的口号,是前此的农民起义所未有的,而这三个口号的实质则是完全一样的。宋代这三次起义所提出的口号,正是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完全消灭地主权力、摆脱封建制度奴役的革命愿望。

1954年,漆侠先生出版了6万字的专著《隋末农民起义》。此书虽属对隋末农民起义的个案研究,但也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农民战争史研究诸方面的成就。

第一,“隋末农民起义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而有关的记载却非常零星琐碎,因此,应用这类零星琐碎的材料来说明这个复杂的过程,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有些事实甚至无从辨别清楚”[3]74。而漆侠先生在该书中,对于零星分散的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于新史料的钩沉、考索、抉发,第一次比较详备地论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过程。

第二,隋末农民起义与隋炀帝残暴统治的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又和隋封建统治阶级侵略高丽的战争关系密切。“对于封建统治的残暴和当权者集团的腐朽这一起义爆发的原因,是揭露得颇为充分的。对于各个时期的土地所有制,特别是土地集中的问题、赋役制度的问题,也有所论述,从而初步地接触到：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诸关系,同农民战争爆发有内部的联系”[3]76。把农民起义同土地制度等经济关系相联系,表现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第三,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农民反封建反压迫的战争如何转化为封建统一的战争,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隋末农民战争便是争论的具体对象”[3]77。漆侠先生在《隋末农民起义》这部著作中,对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认为唐太宗对农民让步的思想、唐初赋役的相对减轻和均田制较为广泛地推行,以及由此而来的唐帝国经济文化的高涨,同隋末农民战争有血肉相联的关系。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的问题,到60年代漆侠先生还曾发表专文继续探索。

60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学界争鸣激烈,主要围绕着我国农民战争发展规律、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及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的问题展开大讨论。继1954年出版《隋末农民起义》后,漆侠等又于1962年出版了《秦汉农民战争史》。学界争鸣激烈的热点问题,在这两部著作中均有回应。此后漆侠先生又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问题》[1]107-121《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2]341-374《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1]184-197等论文,参与了此次大讨论。

1960年1月,在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夏天改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迁至保定市)历史系首届学术讨论会上,漆侠先生宣读了《中国农民战争发展规律的问题》一文,提出农民战争不能建立政权,起义者所建立的机构如太平天国只是一种斗争形式。会议就这一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学者认为文章只看农民战争失败的一面,不看其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面;只看其消极的一面,不看其积极的一面;只看其次要的一面,不看其主要的一面。这就在事实上贬低了农民战争的作用。漆侠先生对这个批评意见表示接受,并在此后发表的《关于农民战争性质问题》一文中,表示赞成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可以建立不稳固的政权的意见。1962年,漆侠先生与河北大学历史系宝志强、段景轩、李鼎芳先生合著出版《秦汉农民战争史》[3],共15.2万字。这是漆侠先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第二本专著,书中详细论述了秦汉农民战争的具体历史过程,总结了战争的基本特征。

在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四种不同代表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只反对封建官府和暴君污吏,不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民战争不反封建,只有后期的农民战争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第三种意见认为,就整个农民战争来说,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性质;第四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不仅未曾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且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漆侠先生坚持第三种意见,认为农民从根本上是反对地主阶级而不是向往成为地主;农民起义以一定的革命思想为指导而不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南;农民通过革命斗争能够建立革命政权而非封建政权;农民战争从根本上是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2]341-374。1960年2月18日,漆侠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问题》[1]107-121一文,集中表述了他的看法。对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的问题,漆侠先生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最根本的矛盾。这一矛盾必须从封建生产中去认识。“农民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体现者。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农民完全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屈辱地位。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源,农民不是没有就是占有很少一块;花样翻新的、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不仅攫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也攫占了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经济的和经济外的强制,使农民不是依附于地主,就是被牢固地束缚到土地上,为地主提供劳动力。而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以土地为主)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农民劳动得来的生产品的分配为主)中具有绝对优势,取得绝对的利益。因此,地主阶级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力图维持现状,阻碍经济关系的变更。为他们所掌握和利用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就是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工具。也就这样造成了：封建生产关系不断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两者间的不断冲突”。

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农民起义又使封建生产关系产生一定的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积极作用。漆侠先生认为,每次农民战争特别是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并不是说从农民战争之日始,封建生产关系就完全腐朽而对生产力不再发生任何积极作用。就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状况说,战国秦汉期间社会生产力显然是有所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低落,但也有局部的发展;而在六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隋唐北宋期间,社会生产力有了更加显著的发展,这个发展使我国在经济、文化上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这种情况说明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还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封建生产关系能够对生产力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则是由于农民的革命斗争造成的”。

第三,农民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封建主争夺土地的斗争,这也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立足点。农民战争的这个基本内容贯串于全部过程,但是过程的各个阶段则又有所不同。春秋战国到东汉年间,数量颇为可观的自耕农民有着自己的一块土地,但是在凭借经济力量和政治特权的贵族、官僚、豪强的兼并之下,则日益失去自己的一块土地,以至成为豪势的“徒附”(依附农民)。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就不能不具有这一性质：反对封建主的土地兼并,维护自己的一块土地。五代北宋以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地主土地所有制居于主导地位期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更加多样化和更加残酷了,他们以土地为手段,用“刬佃”的办法增加地租攫占农民的更多生产物。这样,农民反对土地兼并势力,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就更加剧烈了,“等贵贱,均贫富”一系列的口号就是在这一阶段斗争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口号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

1966年前后,史学界有关让步政策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所谓的“让步政策”,即指某些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一些政策,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相对的缓和与减轻。对于是否存在“让步政策”,漆侠先生认为,在阶级斗争发生变化的形势面前,封建经济阶级总是根据需要而变换其政策的形式。在某些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政策的变换中,是一度出现过让步政策的。如“隋末农民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不仅反映到唐太宗的意识中,使唐太宗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唐太宗产生对农民让步的思想;同时也反映到唐太宗时期的著名的公卿大臣的意识中。这些公卿大臣,有的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如魏征之于瓦岗起义军,张玄素之于窦建德起义军),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如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亦都经历过这个巨大的斗争,因此也就使他们产生了对农民让步的思想”[3]105。对于“让步政策”的性质,漆侠先生认为：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级的失败,意味着失败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订立一个“城下之盟”。让步政策的实施,是被迫的,是由革命农民打出来的。新当权者集团之被迫作出的让步,并没有超逾出封建制度的范围。让步政策是新当权者集团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中的一手。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让步政策,首先是揭露、批判它的阶级实质,使这种改良主义性质的东西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其次,应当承认它在客观上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1]192-194。

综观这一时期漆侠先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既有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农民起义过程的考察,又有针对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一阶段,漆侠先生有关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和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点对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如秦汉农民战争、隋末农民起义,进行全面、深刻地探索和论述。《隋末农民起义》和《秦汉农民战争史》两部著作,可以看作是漆侠先生填补空白、贯通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阶段性、代表性成果。漆侠先生将“鸦片战争”以前的我国农民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末年以前的农民战争,以反封建依附化和反奴隶制残余作为其主要特点和线索;三国到唐宋的农民战争,打击的锋芒指向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豪族门阀的统治;宋以后的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专制统治的斗争更加剧烈和高涨,其中还夹杂着反对落后经济关系的斗争。漆侠先生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对其发展规律和性质的深刻认识,都是建立在这些基础性、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第二,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探讨农民战争史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在对农民起义性质问题的讨论中,漆侠先生运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首先肯定了我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下爆发的,因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自始至终具有反封建压迫的性质;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产关系过度落后于生产力而引起的两者冲突的表现;农民战争排除、扫荡了落后的经济关系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特点虽不免留有时代烙印,但漆先生坚决反对“不学习经典著作中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把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原理原则硬套在历史事件上”的做法。如对于有的论文毫无根据地夸大历史事实,硬是把宋太宗和明成祖的某些活动以及当时若干经济上的现象,完全不适当地同王小波、李顺、唐赛儿的局部起义关联起来,以证明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漆侠先生提出了批评。

第三,注重对于农民战争史历史背景的分析,注重将农民起义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或其侧面相联系。漆侠先生认为,要想真正抉发某一次或某几次农民战争的时代特征和规律,要想真正了解我国农民战争的特征和规律,必须加强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经济诸关系问题的研究;不只把封建统治者集团的政治措施(好的或坏的)叙述出来,而且应该具体分析各个时期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变化;对于各个时期的法权的变化更应多加研究;其他如意识形态方面同农民战争也有关系[1]79-80。

二、20世纪70至80年代漆侠先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1978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其后在西安、郑州、成都等地召开了年会。漆侠先生曾于1981年到西安参加了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1982年到郑州参加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三届年会;1983年到广西桂林参加中国农民战争史第四届年会。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分别于1979、1982、1983、1985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至四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漆侠先生的划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进入了纵深发展阶段①漆侠《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漆侠先生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到1958年,为开创阶段;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有关基本理论的探讨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到今天(80年代),为走向纵深发展的阶段。。“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开拓了研究领域,弥补了此前研究中的空白和不足。如顾诚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论文,诸葛计探索唐末农民战争军事活动的论文等。其次,逐步地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战争口号、纲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的变化中,考察农民战争的作用等。第三,继60年代对农民战争史有关理论问题的大探讨之后,这一阶段实现了写出不同观点、看法的农民战争史的结果。如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就贯彻了他“反攻倒算”的观点。

漆侠先生在此次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高潮中,着力探讨了西晋末年以流民为主的各地起义[2],唐末农民战争[4],宋代钟相、杨么起义[4]和明代李自成起义[2]。与此前在第一次农战史高潮中对秦汉农民战争、隋末农民起义研究一起,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各个朝代的农民战争或起义,并发表了《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1]201-208《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4]58-73等论文,继续推动了农战史研究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漆侠先生就在河北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晋末年以流民为主的各地起义》,1979年正式刊发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第一辑[2]242-268。文章详细论述了在庄园农奴制度下西晋社会矛盾的发展,各族人民和各地流民起义的爆发、发展及其失败过程。对于宋代钟相、杨么起义,漆侠先生认为,“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产生及其实践,深刻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灭封建等级制的反封建意愿和理想,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4]93。对于姚雪垠以明末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李自成》,漆侠先生肯定其历史与艺术成就的同时,对于作者有关天命观、皇权主义等直接关联到农民阶级的阶级性和农民战争性质等根本问题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的商榷意见。早在60年代前期,漆侠先生就在《关于皇权主义问题》《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这两篇文章中,提出农民政权是以皇权主义为形式,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内容,作为其实质和特点。直到80年代,漆侠先生仍然坚持这一看法。

总起来看,在农战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中,漆侠先生继续了此前对不同朝代农民起义过程的细致考察和对农民战争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并注重对农民战争史的整体论述和对此前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进一步详细阐述。漆侠先生这一时期有关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主要特点和贡献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于农民战争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概括和总结。漆侠先生认为,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农民阶级阶级性的问题;农民起义的自发性问题;起义农民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皇权主义思想问题;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关于“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农民战争的自发性、政权性质、皇权主义问题在第一次农战史高潮中既已提出,动力问题和平均主义理论问题则属新探讨[4]62-73。漆侠先生总结了史学界关于这些理论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和意见,并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基础,提出一家之言。

第二,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批评研究中的“偏向”：以纠正过去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拔高”现象为借口,对农民战争大肆挞伐,恣意“贬低”。如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究竟是起破坏作用,还是起推动作用?漆侠先生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在经历了两次高潮之后,陷于低谷甚至趋于沉寂,对于农民战争的关注与争鸣现象去而不返。学术界涉及农民战争的研究虽然不少,但以之为主要研究对象者却不多,以探讨农民战争性质和历史作用为目的的就更少。在1998年为陈士谔、陈致远《钟相杨幺起义考》所作序言中,漆侠先生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积极肯定[5]310-311,也显示了漆侠先生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贯坚持与重视。

三、对漆侠先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总结与评论

(一)漆侠先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1.成果较多,贡献突出。漆侠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投身史学研究,因对王安石变法的全面、深入研究而崭露头角,奠定了其史学研究的基础;50、60年代,漆侠先生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兴研究领域——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 2部专著,即《隋末农民起义》(1954)和《秦汉农民战争史》(1962)。在《唐太宗》(1955)一书中,对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也有涉及。此外,漆侠先生还就农民战争史的重要理论问题,如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皇权主义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问题、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问题等进行研究探索,发表了自已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第二个高潮中,漆侠先生虽没有再发表专门著作,但也集中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如《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都是对于农民战争史研究重大问题和相关理论问题的总结与回应。漆侠先生对于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史的深入研究,属于填补空白、贯通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是他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实践的成果。二者有机结合,自成一家,成就卓著,成为当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著名领军人物之一。

2.勇于争鸣、积极探索的学术精神。漆侠先生勇于争鸣,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并积极撰文公开参与学术讨论。如在1960年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的讨论中,漆侠先生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的学术观点。这一观点是当时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之一。在论述这一观点的过程中,漆侠先生指出,封建社会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关系问题。谁有地,谁就有权有势。为了解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对自己的奴役和压迫,农民的革命斗争也就指向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地主阶级展开对土地的争夺。这也就是农民战争的基本内容,这个基本内容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全部过程[1]116-117。漆侠先生从对封建社会根本的核心问题即土地关系问题来分析农民战争的反封建性质,可谓切中肯綮、真知灼见。

面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观点与争鸣,漆侠先生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同时,还提出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矛盾的学说,才能解决理论上的各种分歧,“中国农民战争史也就能够从迷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1]670。漆侠先生勇于争鸣、积极探索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这些学界后辈们尊敬和学习。

3.作了大量的组织和推动工作。漆侠先生在促进学术发展、推动农民战争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起,漆侠先生在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前身)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的同时,便与历史系同仁合作展开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等问题的研究。其中《方腊的起义》是与钱君晔先生合作完成,《秦末农民战争》是与宝志强、段景轩先生共同完成;《秦汉农民战争史》是与宝志强、段景轩、李鼎芳先生合作完成,漆侠先生承担大部分章节的写作和全稿的校阅工作,是组织者和主持人。

自1978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之后,1981年到1983年,漆侠先生连续参加了此后的三届年会。因在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领军人物的学术地位,于1981年当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第二届理事长。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成立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的编辑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漆侠先生能够当选理事长,负责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组织、协调工作,说明了他在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和贡献,得到了学界同行们的高度认可和尊重。

(二)漆侠先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特色

1.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是漆侠先生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乃至整个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1949年开始,漆侠先生即听从好友殷新程先生(现新华社离休的资深编审)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列经典著作中译本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漆侠先生都仔细阅读,并记有笔记。1951年3月到1953年12月,漆侠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随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工作。范老认为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很认真。在同时代史学家中,漆侠先生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突出,被认为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6]593。漆侠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农战史研究,成效卓越。如对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漆侠先生坚持阶级分析法,始终认为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革命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中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2.走出农民战争史研究本身,以对政治、经济背景的分析作为观察、认识、论述农民战争史问题的基础。无论是对各次较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农民战争共同规律和特点的重大问题的探讨,漆侠先生都强调要加强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经济诸关系问题的研究,强调应该具体分析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措施、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变化。漆侠先生特别重视社会矛盾,如在对秦汉农民战争、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中,认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是农民战争(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对于“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为何产生在宋代而不在宋代以前?漆侠先生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土地占有的不均,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无地的客户能够摆脱庄园农奴主的束缚,发展自己的小经济,对土地的要求因而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土地要求,在农民起义中便通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表达出来。在把农民战争史同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的过程中,漆侠先生善于剖析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明显受到毛泽东主席《矛盾论》的影响。研究农战史,当然应该面面俱到,巨细无遗,但必须分清主次,抓主要矛盾,以政治和经济为核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漆侠先生转向了宋代经济史的研究。漆侠先生学术思想上的这种转向,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与他以政治、经济作为观察、认识、论述农民战争史问题的基础有着密切关系。同漆侠先生一样,经历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之后,许多史学家发生了学术上的转向,如赵郦生先生转向经济史的研究,白钢先生转向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田昌五先生转向中国社会历史的综合研究。显而易见,漆侠先生等前辈学者对农战史的研究,也推动了他们自身和整个学术界的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3.个案研究与通贯研究相结合。20世纪50、60年代时,漆侠先生就与河北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教研室的同志一起,打算把中国农民战争史分卷写出,第一卷包括秦汉部分,第二卷为魏晋隋唐部分,第三卷为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部分。《秦汉农民战争史》作为其中第一部分先行印出。虽然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全部实行,但此后漆侠先生对西晋末年、隋末农民起义和宋代农民起义都进行了探索,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进行个案研究与通贯研究相结合的显著成果。这种前后贯通的研究,与漆侠先生注重农民战争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又密不可分。理论问题的探索,同样需要通贯性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种结合,与漆侠先生两个方面的水平与能力有关。一方面,漆侠先生读书繁多,知识广博,在西南联大读大学期间就读完二十四史,注意专业知识的积累,在同辈学者中成绩突出;另一方面,与他重视理论学习息息相关。漆侠先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又与纯理论研究者不同,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实践,这使得他能够做到个案研究与通贯研究相结合。这种能力是不易获得的,并非人皆有之。当前中国的史学界,重个案研究,轻通贯研究,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可取之路。

(三)对漆侠先生等前辈学者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借鉴

1.中国农民战争史由“热”到“冷”说明了什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热”,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人文社会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并重新颠倒过来……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这门学科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值得肯定的”[1]669。研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仅有助于深刻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推动了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宗教史、文化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于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等史学理论的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效卓著,功不可没,必定永垂青史,绝非个别人能够一笔抹杀。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经历两次高潮之后的由“热”到“冷”说明了什么?我们认为：除社会变迁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外,还应从学科本身来观察;由热到冷,说明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写出了多卷本、各个断代的农民战争史;如果要再深入研究下去,就必须下更大的功夫。深入研究存在一定困难,也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趋“冷“,这也是正常的。此外,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引发出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对宋代以后的研究,并没有终结,还是有人在研究,只是不如以前热烈。

2.是非曲直谁来定?20世纪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在重大理论及相关问题上,形成了各不相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直至第二次高潮过后,还未达成共识,现在还存在争论。对于这些学术争论的是非曲直的判定,并不是某个人一下子所能够完成的。判定是非曲直,首先要看“裁判”本人是否有能力来作这样的判断?如果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是很难断定是非曲直的。学术问题的研究探讨,就要在不断争鸣中前进。如对于“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的争论,双方的观点可以说都是有根据的,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又都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将这一问题进行量化研究,是判定是非曲直的依据,但古代社会的一些历史问题却又是不易量化的。再如关于农民战争(起义)的性质与作用,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历史发展?农民战争的历史推动作用,不是一贬低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沉默无争问题就不存在了,要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展争鸣。正如漆侠先生所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应当再研究。过去的问题是对农民战争的评价过分拔高,不能批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轻易否定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1]669。学术研究,都要判明是非曲直,但前提是鼓励、不妨害“百家争鸣”。

3.承前启后,路在何方?在此,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关涉到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民族关系等诸领域的研究,涉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如治乱关系、社会矛盾的自觉调控等)的探索,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也能提供一定的、独特的历史借鉴。第二,农民战争史与农民史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对农民问题的所有方面都应加强研究探索。对农民战争这样一个突出现象和重要问题,今后也不可忽视,不能一直“冷”下去。否则,吃亏的是我们自己。第三,中外结合。中国史是全球人类史的一部分,中国农民史、农民战争史也是整体的一部分。研究外国农民、农民战争史,不仅有助于认清中国的农民史、农民战争史,特别是有助于厘清一些争论不休、分歧难决的重大问题,而且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和未来趋势。中外结合,大有可为。

总之,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前进。对于漆侠先生等老一辈中国农民战争史名家学术研究特色和贡献的总结,对于未来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乃至于史学研究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1]漆侠.漆侠全集：第十二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2]漆侠.漆侠全集：第七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3]漆侠.漆侠全集：第一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4]漆侠.漆侠全集：第八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5]漆侠.漆侠全集：第九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6]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C]//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Mr.Qi Xia and His Research on Chinese Peasant Uprising

JIANG Xi-dong,WANG Xiao-wei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search on chinese peasant uprising has two climax.Mr.Qi Xia had 2 books and 18 articles about Chinese peasant uprising.These results included thorough research o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peasant uprising.His achievements were outstanding and produced a huge effect,giving today’s history research for reference.

Qi Xia;Chinese peasant uprising;academic contributions

K244

A

1005-6378(2011)05-0001-08

2011-07-20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漆侠传——漆侠先生生平与历史贡献研究》(HB10NLS039)

姜锡东(1961-),男,山东平度市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 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