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际惠（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205）

阐释学视域下《论语》中哲学词汇的零翻译
——以安乐哲英译本为例

孙际惠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205）

随着语言文化的进一步交流，零翻译已被运用到各种文体的翻译中。安乐哲《论语》哲学词汇的英译采用零翻译，体现了译者试图通过陌生化效应引发读者关注《论语》异于西方的哲学表达方式，是对读者动态接受潜能的尊重。同时译者利用序言、附录、超文本和译文把握了阐释的主动权。

阐释学；论语；哲学词汇；零翻译

一 零翻译的概念

零翻译是与直译、意译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目前译界对于它的认识和界定存在着很多分歧。零翻译对应的英文术语是zero translation。国内最早使用zero translation这一英文术语的是杜争鸣(2000)，他认为zero translation包括音译和原语形式的照搬，是不译[1]。邱懋如(2001)针对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语法结构、词义范围、语义表达方式、社会文化的差异提出有必要引进零翻译（zero translation）的概念，认为零翻译就是原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或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原文中的词语，包括省略法、音译法和移译法。[2]孙迎春(2001)编著的《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收录了“零翻译”[3]和 zero translation[3]两个条目，零翻译（zero translation）包括音译、形译。刘明东(2002)把零翻译分为绝对零翻译和相对零翻译。绝对零翻译指省译和移译，而相对零翻译包括音译、音义兼译、补偿、象译、直译加注和归化。[4]罗国青（2005）在分析国内外零翻译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零翻译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零翻译指在译入语中采用原文的图形与语言文字符号，这种翻译形式也就是移译或移植(transferenc)，读者能够进入原语语言文化去理解译文；因为英汉或汉英音译时读者仍然从原语语言文化来理解音译词，所以从广义上讲，零翻译包括移植和音译。[5]

尽管译界对零翻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尚未统一，但是通过对大家所给定义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零翻译是一种翻译策略，它与不译有着本质差别。正如罗国青（2005）指出的，由于语义、语用或文体的需要，原文的某一部分采用零翻译，其他部分会采用其他翻译策略，也就是说零翻译存在于更大的翻译行为之中，这样才有足够的交际情景帮助读者理解零翻译。如果整篇翻译文本都采用零翻译就是不译。[5]其次，零翻译强调不采用译入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原文的词语，而是使用音译或原文的图形和语言文字符号来翻译,因此本文采用广义上包括音译和移植的零翻译概念。

我国著名佛经翻译大师坚持不用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附会原文，为了保持佛教经典的秘密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即对于某些词语不按意思翻译成汉语，而是采取音译，保持原语语音的汉字写法。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零翻译这一现象。袁宜平（2010）在分析科技词汇传统翻译方法的基础上，提出零翻译是科技术语翻译的一种必要手段，具有时效性，简约性和准确性。[6]陈红（2009）在分析e-时代词语特征的基础上，概括了e-时代中文译名的四种主要译法：音译、意译、音意兼译和零翻译。[7]汤新兰、张蕾（2010）英语姓名汉译采用零翻译策略，体现译者特定翻译目的的翻译意识，是一种突破常规的逆向翻译观念。[8]朱纯深、张峻峰（2011）以不折腾在中文政治文本中的英译为例，探讨了零翻译策略可能涉及的译者授权以及关于文本解释权的话题。[9]

随着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零翻译策略在各种不同文体的翻译中都有非常普遍的运用，本文以《论语》安乐哲英译本为例，试图从阐释学视角探讨零翻译策略在《论语》中哲学词汇英译中的运用及其意义。

二 《论语》的阐释性翻译

阐释学是一门探讨意义的理解（认识）与阐释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发生的学问。施莱格尔、洪堡特、歌德、斯坦纳等一大批学者将阐释学原理自觉地运用到翻译理论。斯坦纳，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通天塔之后》中认为阐释就是翻译。现代哲学阐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阐释的主体(读者或接受者)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发挥能动创造性，才能将原文意义化为所有。译者在充分发挥创造性理解和把握原文意义时从自己的“前理解”视域出发，努力实现与文本视域的融合。海德格尔提出的“前理解”概念指人的生存体验离不开人类整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

《论语》是一部思想深刻，文字简约，概念模糊的经典著作，其外译最早始于159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随后欧美各国的传教士纷纷把《论语》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文字。在数百年间，东西方学者不断诠释孔子，留下了大量翻译、评注和研究著作。译者的翻译和诠释离不开其独特的“前理解”视域，其视域都要受到社会环境、历史境遇、文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的制约。任何译者都必定从属于一个历史阶段、一个阶层、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这决定着译者的翻译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和文化的刻痕，同时带有个人的独特风格。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译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之间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十九世纪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被奉为标准译本。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以忠实为第一要义，努力传达原文的信息，保存原文的形式。程钢（2002）分析“君子、小人”、“克己复礼为仁”、“一贯忠恕”等关键范畴的英译后发现理雅各基本上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依据。[10]理雅各对《论语》的翻译是以代表宋明理学的《四书集注》的前理解为出发点，如《四书集注》强调“义利之辩”是君子与小人本质区别之处。理雅各用mean man翻译“小人”，表现小人的卑劣性，用superior man、man of superior virtue等来强调君子的崇高性。《四书集注》认为仁者为有德之士，理雅各将“仁”译为perfect virtue。

安乐哲(Ames，Roger Thomas)是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非常热爱中国儒家文化，认为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中国古代的智慧，《论语》不仅对东亚人的生活意义重大，对全世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论语》既然对历史上的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也可能对所有希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人道的未来的现代人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11]。他认为《论语》是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文本，与罗思文合译的《论语》(以下简称安乐哲译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语》译本的序言中，他给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预设，建立了孔子“情景化艺术”的哲学语境，然后在哲学语境中进行《论语》的阐释和翻译。他认为自己的翻译是“自觉的诠释性翻译”。一方面《论语》等中国哲学著作蕴含丰富，需要详细的导论和术语表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与自身语义范畴完全相异的哲学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任何翻译总是译者从自己“前理解”视域出发的翻译。译者需要自觉意识对自己伽达默尔式的“偏见”加以公正说明。而如果用西方哲学界所熟悉的语汇来翻译中国典籍的核心哲学词汇，则会造成一种文化简化主义。

安乐哲“自觉的诠释性翻译”主要体现在充分利用英语现有语言资源的基础上，对《论语》译文中的主要哲学词汇采用创造新词和零翻译的策略。

三 阐释学视域下《论语》中哲学词汇的零翻译策略

《论语》等中国典籍的翻译是介绍中华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一件大事。在儒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仁”、“君子”、“小人”、“道”、“德”、“礼”、“义”、“忠”、“恕”等等哲学词汇频频出现。由于孔子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对核心概念不做具体、固定和明确的界定，这些术语在原文的不同字句里具有相通却并不相同的意义，即使在语内翻译中也不可能用一个现代词汇来通译，更不用说用同一个英文词汇来翻译。这些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词汇、概念和范畴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建构空间，构成了《论语》翻译最大的难点。

由于儒家重要的哲学词汇在世代承传过程中已经被增加了不同于该文化传统最初意义的多种内涵，因此安乐哲在诠释性翻译时采取的第一步是把“道”、“德”、“仁”、“忠”、“礼”等概念和术语表达为适当的汉语，仔细考证相关字词的词源，注意它们的同源词和同音词的相关表达。他在考证中倾向于将字词整体上视为意义指向性的，而非将之解析为由各自独立的语音和意义成分构成的形声字，从而将某些特定术语、思想和观念翻译成接近孔子原意的术语。然后，在英语中选择与之相应的语言来翻译恢复的原意。最后在译文中还进行音译，即标注该字的拼音，并附加哲学词汇原文，以便产生一种陌生感。比如：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1]

The Master said,“Set your sights on the Way (dao 道),sustain yourself with excellence (de 德),lean upon authoritative conduct (ren 仁),and sojourn in the arts.”[11]

安乐哲认为《论语》所用的2200多个字基本上都是表意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字形而不是读音来理解它们。他对于“道”、“德”、“仁”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道”字由两部分组成，而“首”含有引领或给出方向的意思。道的意义不在于某种现成的道路，实质上指主动筹划以开拓新路，通过加强和开拓我们前驱建立的生活道路来经历、诠释和影响世界。“德”字中的“目”和“心”暗示了德在展现过程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是个体在其语境中的“显现”（升）。“仁”是自我的转化：从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锻造为领悟深刻关系性的“人”。“二”加之于“人”表明，“仁”只能通过共同语境下的人际交往才能获得。一个人因成“仁”而成为团体的代表，并且通过礼仪活动，在其身上体现出文化传统的价值和习俗。根据独特的哲学阐释，安乐哲将“道”、“德”、“仁”翻译为the Way，excellence 和authoritative conduct，同时在括号中注明哲学词汇的汉语读音和汉字。译者一方面提供自己从哲学视角阐释《论语》的译文，同时给出主要哲学词汇的零翻译，在译文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1]

The Master said: “Exemplary person (junzi 君子) lacking in gravity would have no dignity.Yet in their studies they are not inflexible.Take doing your utmost and making good on your word (xin 信) as your mainstay.Do not have as a friend anyone who is not as good as you are. And where you have erred, do not hesitate to mend your ways.”[11]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1]

Duke Ding of Lu inquired:“How should rulers employ their ministers, and how should the ministers serve their lord?”

Confucius replied,“Rulers should employ their ministers by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礼)，and ministers should serve their lord by doing their utmost(zhong 忠).”[11]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作为一个透明人理解原文从而得到作者要表达的原初意义。安乐哲正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和阐释论语的哲学词汇，如“君子”被译为exemplary person，因为君子是“义”的践行者，“礼”的具体化身，是个人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典范。“信”字既有施恩者承担的守信的责任，也有受益者心怀的信任，阐述了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因此将“信”译为making good on one’s word。“礼”（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是在家庭，团体和政治结构中划定每个成员位置和地位的人文建构，遵循礼节是个人的修养过程。“忠”（doing their utmost）意味着在君臣关系中尽最大的努力。安乐哲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翻译富有独特的哲学色彩，为了让读者能够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在译文中以括号的形式提供了核心词汇的零翻译。零翻译负载着相对过大的信息量，使读者有一种隔涩之感，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和审美失望。因为读者所读的不是连贯的文字，而要时常扑面而来的一个个译者所费心添加的提示。另一方面，译者充分利用译语文化的潜在适应能力和读者动态的接受能力，零翻译在译入语语境中产生的陌生化效果能够激发读者的认知潜能，调动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促使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最终消除“零翻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零翻译带来的陌生感提示读者不要跨入自己的习惯思维，而是去揣测眼前的新的思维模式，更新他们的经验视野，理解和接受独特的异域文化现象。

总之，《论语》的哲学词汇在原文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任何英文对应词只是译者从自己视域出发进行的一种阐释。而安乐哲在译文中采用原语语言文字符号和音译突破了语言文字符号障碍，带着读者进入原语语言文化环境。这种逆向的翻译策略使译入语读者觉得陌生而关注其意，引发读者关注《论语》异于西方的哲学表达方式，是对读者动态接受潜能的尊重。同时安乐哲通过序言，附录和超文本和译文把握了阐释权的主动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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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9

A

1673-2219（2011）07-0146-03

2011－04－15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10-2011年度立项课题“后殖民语境下安乐哲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011042A）阶段成果之一。

孙际惠(1977－)，女，湖南常德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财政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校：傅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