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源的社会和谐思想

2011-04-08周小喜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7期

关键词：魏源图志思想

周小喜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传媒艺术系，湖南长沙 410004）

论魏源的社会和谐思想

周小喜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传媒艺术系，湖南长沙 410004）

社会和谐思想是魏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元。魏源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极不和谐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远超前人和时人的变革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史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全新风尚。无论是其除弊安民的变革主张，还是其“师夷长技”的近代意识，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重建康乾盛世的和谐社会。

魏源；社会和谐；《海国图志》；《诗古微》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清朝后期著名思想家、改革家。生当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值“康乾盛世”之末年，卒于咸丰七年（1857）。乾隆以降，近三百年清王朝已开始由盛转衰，社会极度不和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多方面都透露出王朝走向末世的腐败气息，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更加深了王朝腐朽的程度，加速了王朝的衰亡。面对国势江河日下的现状，魏源一方面发愤著书，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警醒世人，而且为救国图强设计了许多具体方案；另一方面，他秉承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身体力行，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弊政、救国图强的现实洪流中。

一除弊安民的变革主张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魏源就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政治上“外宁内蘖”、经济上漕盐日敝、官民日困等不和谐局面。

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授受礼成，太上皇帝训政，宣重光。而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愈年不灭，乘新政之宵旰，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蘖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武如今日者。[1]P371

这里的“内蘖”主要指的是发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湘黔苗民起义和嘉庆元年（1796）的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历朝历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表象和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反映，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晚清白莲教起义也不例外。国内和谐格局一旦被打破，难免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导致经济凋敝、国库空虚。国内矛盾激发下的频繁的农民起义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但相对平衡的社会格局既已打破，要重新建立起新的格局，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魏源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痛惜这场“内讧”，发出“痛深者其惩切，创钜者其愈迟”[1]P371的深切叹息和忧虑。

魏源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中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外海，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2]P196魏源一口气列举了三件“此前代所无也”的事情，分别指出了黄河河患、鸦片输入所带来的经济凋敝以及人才匮乏三大积患，认为都是造成社会不宁、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

在魏源眼里，国朝繁盛和谐的时期是乾隆60年间，那时的大清帝国版图辽阔，“四夷宾服”，国家安宁，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而成年魏源所处的时代，内则社会动荡，兵燹连连，民不聊生，外则列强虎视，挟坚船利炮，妄图侵吞我国土。面对水深火热的民众，风雨飘摇的时局，经历过大清繁盛时期的魏源见乱思变，探求改革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措施，并积极投身到社会改革的浪潮中去。

魏源认为，由于天下承平日久，朝野上下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导致吏治腐败，要改革吏治，必须从思想上去骄奢去伪饰，树立忧患意识。在《默觚·治篇十一》里，魏源指出时政“六荒”，即“堂陛玩愒”，“政令丛琐”，“物力耗馈”，“人材嵬苶”，“谣俗浇酗”，“边埸弛警”，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是：“荒者乱之萌也，乱不生于乱而生于太康之时”，朝野上下追求安逸享乐，“举物力、人材、风俗尽销铄于泯泯之中，方以为泰之极也”[2]P65。魏源以《诗经•唐风·蟋蟀》篇的三次咏唱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享乐之中，玩物丧志，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居安思危。对于如何树立忧患意识，魏源又借明臣之言，提出改革必须“先平人心之疾患”，这一疾患“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之莠民”，而是“人心之寐”“人材之虚”[3]P1。去除这两大积患，必须做到“愤”和“忧”，“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3]P1，呼吁人们“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从根本上改变吏治腐败局面。

魏源从重构和谐社会的思想观念出发，由乱求变，不仅提出了改革时政的主张和措施，而且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自道光元年始，魏源在苏、杭、沪三地往来居住长达30年之久，这正是魏源专心致力于改革弊政、经世济民的30年。期间，他先后担任过贺长龄、杨芳、林则徐、裕谦等人的幕僚，为他们改革时政出谋划策。道光五年（1825）五月，陶澍由安徽调江苏巡抚，非常看重魏源文章经济之学，凡海运、水利诸大政，都要和他商议。也就在这一年，魏源代贺长龄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次年又作《江苏海运全案》，为漕粮海运做了大量工作。道光六年（1826），魏源协助陶澍、贺长龄改革漕政，海运成功，得以纾解清廷燃眉之急。道光十年（1830），新疆浩罕发动叛乱，魏源请求西行，亲为助阵，但因叛乱已平，行至嘉峪关而返，这件事也成为魏源人生的一大憾事。他说：“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4]P834为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魏源自觉地肩负起匡时兴国的责任和使命，从乾嘉学派的故纸堆里一跃而起，为清中叶知识分子竖起了一面务实经世、救国图强的旗帜。

二“师夷长技”的近代意识

19世纪初的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平衡被严重破坏，社会出现极不和谐的内忧之中，还隐藏着一个一触即发的定时炸弹——外患，造成这一外患的源头就是鸦片。

鸦片战争爆发，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猝然而至。战争失利，《南京条约》带来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的平静从此被彻底打破了，清廷慌了，国人懵了，中国乱了，魏源被震撼了，也被彻彻底底地激怒了，“于是我生以前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于耳旁，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1]P1。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完成了《圣武记》，紧接着又编撰《海国图志》50卷本初稿，并于当年12月为之作序。《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魏源完成《圣武记》是在9月，那么，50卷本《海国图志》初稿当是在此后的3个月内完成的。像魏源这样在短短数月之内完成两部巨著的，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究其原因，用魏源自己的话说就是，“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知者所宜讲画也”[1]P2。魏源就是这些“有血气者”有思想者中的第一人，他的爱国热情和追求“康乾盛世”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用意在这两部书的编写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部书相继问世，笔者认为在写作顺序上魏源是经过仔细考虑，精心安排的。《圣武记》历述清王朝以武力征服天下、以武力巩固政权的军事上的胜利，是为了以史鉴今，与鸦片战争中朝廷在军事上的颓势做比较，其意在于为朝廷打气，希望统治者励精图治，重振“圣武”，扬我国威。所以魏源如是说“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国以人兴，功无革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3]P32。随后的《海国图志》则是御侮自强的对策和具体作战方略。书中处处体现了欲制外夷，必先悉夷情的卓越见解。如果说《圣武记》是魏源在主观上欲提振大清皇帝信心，所谓“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3]P2，那么，《海国图志》则是魏源在唤起国人放眼世界，正视现实，觉察危机，去骄去伪。朝廷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摸清夷情，知己知彼，方能御敌致胜，重建和谐盛世。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思想最早最完整的出现是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P1在这之前，在写作《圣武记》时，魏源已提到：“夫不借外洋之战舰，可也；不师外洋之长技……不可也。”[1]P355又以康熙朝征用荷兰甲板船、命令南怀仁制造火炮为例加以论证说明，并进一步指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1]P560。在1846年所作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说：“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P485-486由此可见，“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整套思想的形成，都是魏源在内忧外患骤然而至时不断反思的结果，是其经世思想进入近代的理论升华。这一思想的提出，说明了魏源思想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最高峰，闪耀着近代思想的光芒。

魏源还进一步提出一系列抵御外辱的战略方案，建议建立海防，筹备海战，加强内修，“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内修为外攘”[1]P331。他在《海国图志》开篇列“筹海篇”共四篇，详细论证说明其战略思想。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P27围绕着三种长技，魏源提出在广东虎门外沙角、大角二处，建立造船厂、火器局各一处，延请法、美相关技术人员携各自工匠至广东制造船械、枪炮，并辅教行船演炮之法，挑选闽、粤精兵巧匠悉心学习。魏源分析了自办厂、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其重要意义，而其中最突出的意义在于“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3]P29，正是其“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师夷目标的集中体现。

他呼吁国人正视落后的现实，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指出：“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3]P28“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害，甘其长，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5]P1078而对于学习西方长技之后的中国，魏源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说：“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3]P31通过全国上下努力，中国人定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富国强兵之路。

《海国图志》还以一定的篇幅介绍了西方政治制度，主要包括英国的巴厘满议会，美国总统四年一任无世袭终身之事，总统依法办事如同庶民等内容。对于选官举能，魏源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由下……前期县官示谕某日所公议何事，至期耆老通知于众，各将所欲公举之人书名纸上，置瓯中，后开瓯，以人多公举者为之。选官选人之时，领事人亦先质于众，或有人起队，请领事自行裁夺，则领事再语于众曰，如众中有欲吾选者，则举手为号。如举手过半者则可，如未过半则不可。”[5]P1614对这些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政治制度，魏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在外夷侵辱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外夷的入侵，打破了国际和谐格局，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衰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险境，因此“制夷”只不过是抗击侵略的代名词而已。魏源在介绍外夷之“长技”的同时，也介绍了他们先进的制度，既表现了魏源非凡的识见，同时也可窥见魏源“师夷长技”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对外的“制夷”，其最终落实处还在于对内构建康乾盛世那样的和谐社会。

魏源称自己写作《海国图志》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可以想见当时的写作是何等艰难。诚如所言，《海国图志》在内容上“厥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6]P15，而在思想上，“‘师长’一说，实倡先声”[7]P315。《海国图志》让国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并非“天圆地方”，中国也不在世界的中央，自己周边还有许许多多国家，且有些国家比自己还要强大，这无易于给国人当头一棒，使他们的“天朝上国”之梦被击个粉碎。对于被强行拉入近代世界之列的古老中国来说，《海国图志》“师夷长技”的思想更是起到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前不见古人”。

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的极度不和谐，魏源首先看到了，并认真分析出其中的原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魏源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正面提出“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之内，至塞外之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1]P516，“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之狭隘，朝廷“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5]P1078之愚昧，这些，对于生活在保守闭关的封建王朝的官绅们，是不容易察觉得到的。魏源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一方面与他长期奉行的经世致用思想相关，另一方面也是他近代思想的觉醒，是他放眼看世界的结果。

“师夷长技”的主张之所以难能可贵以及颇遭时人非议，是因为这一主张是在突破“夷夏之辩”窠臼的前提下提出的。“夷夏之辩”是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孟子就曾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8]P359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已大大超出了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向近代迈进。对于魏源的主张，当时能接受的人并不多，就连其好友、同样有着改革意识并对中外国情也颇为了解的梁廷枬都不赞成，他认为古代的科技成果都出自中国，现在“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9]，态度异常坚决。梁廷枬的思想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魏源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师夷长技”主张，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洋务派拾掇起来，运用到建设军用、民用工厂方面。这一方面充分表明了魏源改革开放思想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也很能说明清廷的腐败愚昧和当时多数国人的盲目自大，与魏源的开放胸襟形成鲜明对照。与国内反响不同的是，《海国图志》一传到邻国日本，即被视为至宝，以之为强国秘器。

从冲破“夷夏之辩”到呼吁“师夷长技”，是魏源思想由前期改革时政向后期御侮救国的逻辑推演，是其对中国如何走出困境的深层次的思考，是其思想的升华。连接这前后思想变化的纽带就是经世致用、爱国图强，其最终目的在于重建康乾盛世的和谐社会。

三《诗古微》中的周、孔之道与和谐主题

《诗古微》是魏源重要著作之一，是他的第一部成名经学著作。魏源同时代的李兆洛认为，《诗》与《书》，“体既泛滥，去圣滋远，迷谬日久”，而“自汉以来之治诗者，未有如默深者也。榛荆灌莽之蹊，一旦而还之康庄”（《养一斋文集》卷三）。从魏源这一重要儒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魏源重建康乾盛世的思想根源。

魏源在解释书名时即明言：“《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2]P117显然魏源是不赞同古文经学家仅仅将《诗》看成褒颂或讥刺之作，而认为实际上《诗》乃周公、孔子之道，具有礼乐典章意义，“制礼正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周公、孔子是借《诗》以昭示来世。魏源著《诗古微》，就是为了发挥《诗》之微言大义，阐发周公、孔子的这一思想的，和谐因而成为该书一大主题。其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所有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准则和最高理想。魏源作为儒家的一分子，上承周、孔之道，经世以致用，除弊而安民，“师夷长技”，攘外兼修内，都是为了天下太平，国家安宁。由此可以说，无论魏源的经学思想，还是他的社会变革思想，最终都是服务于他的社会和谐思想的。可以说在魏源思想的多元体系中，社会和谐思想虽然不是最突出的，却是非常重要的，起主脑作用。如果没有社会和谐的思想，魏源的除弊安民、师夷长技的主张以及其他社会变革思想都将是不彻底的，都将无所根柢。

魏源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身处幕僚，52岁得中进士，始以知州用。然而魏源不但丝毫没有因为个人境遇而影响其爱国经世之志，反而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其深邃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识见寻求抗敌御侮之法，设计走向国富民安之路。魏源的伟大在于他是在近代中国内扰外困、社会极不和谐的时代背景下，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远远超越了前人和时人“变古通今”的思想层面，引领了近代中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全新风尚。魏源前期的兴利除弊思想和后期的师夷开放主张，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与超越；二者又是一个统一体，从中可以清晰地理出魏源思想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发展轨迹；这一统一体的基础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强烈的爱国情怀，其最终目的则在于构建和谐盛世。

当然，魏源理想中的康乾盛世，难免要受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与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为了构建和谐安定社会，一切藩篱都敢于打破的非凡勇气和卓越识见，足令千秋后人高山仰止。魏源一生为近代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师夷长技”和构建“康乾盛世”的思想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1]魏源.魏源全集(第三册)[C].长沙:岳麓书社,2004.

[2]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册)[C].长沙:岳麓书社,2004.

[3]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C].长沙:岳麓书社,2004.

[4]魏源.魏源集(下)[C].北京:中华书局,1966.

[5]魏源.魏源全集(第六册)[C].长沙:岳麓书社,2004.

[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王韬.扶桑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张以文.四书全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0.

[9]梁廷枬.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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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