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燕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论左宗棠在陕甘的赈灾惠民实践

黄 燕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左宗棠在陕甘地区进行了很多赈灾惠民实践。他关心民众疾苦，爱惜民力，主张官要为民办事，采取了赈抚回民、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振兴文化教育等诸多措施，重视增强灾民的防灾抗灾意识，发展公益事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对陕甘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且对我们当今发展社会经济事业乃至为官之道都具有借鉴意义。

左宗棠； 陕甘； 赈灾惠民； 实践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是晚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面对鸦片战争前后列强入侵、战火连绵、灾荒不断、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他对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感。他家虽不算富裕，但却一直保留着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居乡期间，就开始赈灾：将自家积谷分济灾民，设粥摊施舍饥民，配药丸免费治病，并在族中建立了“仁风团义仓”[1]，并买了400石谷捐入义仓，以备荒救灾。他为官后，薪俸的大部分都捐给了灾民，或帮助贫困亲友。同治三年(1864年)，他捐万两薪银助赈；1867年，他任钦差大臣，又有捐薪一万两的义举。本文将着重探究他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直至1877年在陕甘的史实，看看他到底为赈灾惠民采取了哪些有效举措，这将有助于客观评价其历史功过。

一 医治战争创伤，赈抚安置灾民

同治八年(1869年)，时年58岁的左宗棠奉清廷之命，率大军进入陕甘平息回军战乱，很快便收复了秦陇门户董志原。这里，曾是陕西回民军窃踞之地。他们以此为据点，到处烧杀掠夺，“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左宗棠的军队进驻秦陇后，首先办理赈抚。他对孝威等人说：“自入陇以来，首以赈抚为急。吾不欲令目中见一饿毙之人，吾耳中闻一饿毙之事。”对饱经战祸的回汉人民分别采取了比较开明和必要的善后措施。他在奏陈处理回事政策中提到，对待回民应“剿抚兼施，以抚为先。回汉一视同仁，不分汉回，只分良莠。”[2]具体讲来：

一是安排饥民和“降众”归耕。经过十几年的战乱，陕甘地区许多府厅州县人民死伤逃亡。左宗棠下令将陕西榆、延董福祥、李双良等降众及饥民共17万人，安插在保安、靖边等地。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陆续安置了总数达6万人的受抚回军，还迁徙和安置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地区的甘肃回民上万人，使之耕垦荒废土地。同治十年，左宗棠又在岷州安置万余人，“督其耕作，各食其力。”[3]

二是安置难民和流民，归农复业。左宗棠对流离失所的回民进行了抚慰和安置。按人口授与粮食，并分配牲畜、籽种和农器。同治八年，他在庆、泾地区“设赈局，招辑流亡，计口授食，督丁壮及时耕种，给以籽粮、农器。”[4]204另外，为使州县官吏和军营将领收集难民，特地在平凉、静宁、海城等27个府州县招垦，按“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土地，使他们能耕垦自给。同治九年(1870年)，左宗棠在平凉安置陕回的老弱妇孺及丁壮先后达数千人，“划出荒绝地亩，以处求抚之陕回，均给以牲畜、籽种，课其耕作，与赈抚各属灾黎招辑屯垦。”同治十年，他又在岷州安置万余人，“督其耕作，各食其力。”[4]204同治十二年，他又在肃州安置老弱回民，其中老弱妇女两千多名，都送往兰州，设局留养。左宗棠采取的这些措施，使难民和流民有地可耕，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 赈济灾荒，减免赋税

俗话说，穷人三事伤透心：租税、盘剥、抓壮丁。晚清时期，西北地区人民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榨下，使社会满目疮夷，民不聊生。据有关文献记载，陕甘回民起义的12年间，广大人民不仅遭受连绵战火，流离失所，且自然灾害从未停止，受灾的府、州、县多达220处。左宗棠认为，中国灾荒的严重性和高发性，不仅与自然因素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相关，还同战争和苛政等因素有关。他在诗文中写道：“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5]灾荒关系着穷苦人民的生存，牵涉到社会的稳定，决不能等闲视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大旱，陕西及甘肃庆阳亦出现饥荒。左宗棠带头倡捐养廉银万两。并上奏：“救荒在保富。办赈之际如有匪徒借饥倡众掠食，必致强者饱飏，懦者槁饿，而地方殷实之户，畏祸远徙，贫民更无以谋生。是荒政重在救饥，而治匪之政亦宜并举。”[6]左宗棠为在陕甘赈济灾荒，想方设法开展多种途径筹集粮款。除自己捐养廉银一万两外，还积极向地方绅士劝捐，开办义仓。同时，左宗棠在开展赈务时，强调慎选办赈人员，严明纪律。对办赈得力的官员进行奖励，对玩泄赈务、贪污赈银的地方官员给予撤职，予以严惩。对“鱼肉难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7]左宗棠还倡导灾民学会抗灾自救，并分配给灾民耕牛、农具，还施与药材、寒衣等。

另一重大社会问题，就是赋税压顶。不仅底层广大劳苦群众苦不堪言，甚至商人也压得喘不过气来。有鉴于此，左宗棠多次奏请朝廷减免秦陇的钱粮赋税。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向清廷奏请：“奏为查明甘肃被灾最重各属，自同治元年起至八年止，额征地丁银粮草束，恳请概予豁免。”[8]199“俾失业之民得以及早归农，以尽地利而纳正供，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等情。”[8]194他还奏请朝廷“豁免蒙盐商人积欠税银”，以抚恤民情。同治十三年二月，他又奏请豁免甘肃积欠钱粮。光绪三年后，他又奏请清廷缓征陕西蒲城、大荔等49厅、州、县受灾地区的钱粮及旧欠银两。在向朝廷奏请蠲免之余，他还采取了放贷于民、建立仓储、节约赈金等措施，这些措施都反映了他爱民惠民思想。

三 禁种罂粟，兴修水利

左宗棠在这方面的得力举措是：

(一)禁种罂粟，发展农业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陕甘任总督时，发现陕甘地区饱受鸦片毒害，便抓紧禁毒。他调查，仅陕西三原县，城里吸食鸦片者竞达十分之七，乡下人吸烟者也有约十分之三。光绪三年，陕甘出现了大旱并引发了大饥荒，吸烟之徒“其死较常人尤易且速”[8]199政府拨款救济灾民，但灾民领到赈款后却是“先换烟膏过瘾”。饥民吸食鸦片成风，整个社会萎靡成风。左宗棠认为“揆厥祸始，实鸦片流毒有以致之。”[9]“禁种罂粟为此间第一义。长髮、捻、回之劫劫此毒酿成。”[10]195他还认为大规模种植罂粟给陕甘带来了粮荒，从而更加坚定了左宗棠禁烟的决心。

左宗棠曾在镇压陕甘回变期间多次强调禁种罂粟，但却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发布《禁种罂粟四字谕》，揭露鸦片带来的巨大恶果，“农辍耒耜，上休卷轴，工商游嬉，男妇瑟缩”，“家败人亡，财倾命促”。与此同时，谕令将违禁种植罂粟地亩充公。

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颁布禁种罂粟的法令，给予了他政策上的支持。光绪四年，左宗棠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禁烟措施：“随时轻骑赴乡搜查，月凡数至。遇(种植罂粟)整段地亩，一律翻犁灌水，其杂植豆麦间者，亦且锄且拔”[11]，将禁烟措施落到实处。他还严格敦促查办者，明令“查拔不力者，随时撤任撤委，或从严申饬，其趋势勤奋，随予存记，以示激劝。”[12]143在注重禁种罂粟的同时，左宗棠还颁布命令遏止外地贩运来陕甘的烟土。从外国贩运入境的烟土，一律勒令折回。为使农民更改种植作物，左宗棠认为“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罂粟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12]147，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解决农民衣食问题的替代作物。通过调查，左宗棠发现甘肃土地适宜种植棉花，且获利并不低于种植罂粟。左宗棠曾令刊发《种棉十要》并《棉书》，分行陕、甘各属设局教习纺织。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光绪五年(1879年)，他在《复陈边务折》中称，甘肃罂粟种植“实已根诛净绝”。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甘肃的罂粟种植确实大幅度减少，粮食得到增产。左宗棠在陕甘实行的禁烟措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对秦陇一带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健康引导作用，扭转并促进了当地的社风民风。

(二)兴修水利

务农者日众，但怎样才能使他们减灾保收？左宗棠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认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针对西北地区的气候和地形地质等特点，左宗棠认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宜之理。惟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10]445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大力推广凿井灌田。为鼓励民间掘井，他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下令各地打井抗旱，“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并捐出全部养廉金支持公益事业。仅陕西大荔县就开凿3000余井。开渠凿井，不仅减轻了当地严重的旱灾，同时还对西北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 振兴教育，培养人才

左宗棠曾说：“人材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求也。”[13]他接受并实践了魏源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救国思想。在文化教育落后的陕甘地区，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

(一)设义学

左宗棠特别重视提高回民和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在各地广设义学，举办各族儿童的启蒙教育，学生免交学费。他在兰州创办了正德、序贤、养正和存诚四所义学，其中养正和存诚二所是专为回童所办。直至左宗棠离任陕甘时，在甘肃开办的回民义学就有57处。义学的创办，大大促进了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义学除了教授法定的《四书》、《五经》和《孝经》等课程外，左宗棠还建议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三门课程。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本。

(二)创办书院

左宗棠对官吏和士民子弟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书院约有20所，修复约15所，其中，他在回民聚居地化平川特设一所回民书院——归儒书院。书院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兴起了兴教劝学的热潮，对陕甘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创办“乡试分闱”

清初，甘肃与陕西本合为一省，于康熙二年(1663年)划分出来自成一省，但乡试仍然合闱(闱即考点)，同在陕西西安。为方便甘肃士人参试，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奏请甘肃“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经清廷批准，在兰州西北隅修建了贡院。光绪元年，贡院落成，在此举行了甘肃分闱的第一次乡试。与试者比以往在陕西多出2-3倍。这一举措打破了200年来合围的局面，大大提高了甘肃士人参试的积极性，加速了人才的培养[14]。

结语

综上所述，左宗棠在陕甘地区开展的赈灾救济实践，涉及了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和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加强了清政府对陕甘地区的封建统治，增强了当地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左宗棠的一生，既有镇压起义农民军的罪过一面，又有上述赈灾惠民的诸多光荣史实，而这些史实，至今读来仍然感人至深，甚至对我们当今的领导者们亦有借鉴和激励作用。

[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19卷[M].光绪16年刻本：43.

[2]马啸.左宗棠在甘肃[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286.

[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38卷[M]. 梁小进，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9:38.

[4]罗正钧.左宗棠年谱：4卷[M]. 长沙：岳麓书社,1983.

[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诗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89:456.

[6]罗正钧.左宗棠年谱：8卷[M]. 长沙：岳麓书社,1983:331.

[7]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22卷[M]. 长沙：岳麓书社,1989:16.

[8]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5卷 [M]. 长沙：岳麓书社,1989.

[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3卷 [M]. 长沙：岳麓书社，1989:333.

[10]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2卷 [M]. 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社，1989:145.

[1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7卷[M]. 长沙：岳麓书社,1989.

[1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21卷 [M]. 长沙：岳麓书社，1989:9.

[1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60卷 [M]. 长沙：岳麓书社,1989:39.

(责任编校：松仁)

OnZuoZongtang’sReliefHuiminPracticeinShanxi-GansuArea

HUANGYan

(Institute of History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Zuo Zongtang had relief Huimin practice in Shanxi-Gansu area. He concerned for the sufferings of people, cherishe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people. He advocated the officer to act for the people. He insisted on repairing the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ing the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education and so on many measures. Moreover,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ing the victims of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warenes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utilities. Those implementations of these policies had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xi-Gansu region's economy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even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official way.

Zuo Zongtang; Shanxi-Gansu area; relief Huimin; practice

2011-10-20.

黄燕(1985— )，女，湖南娄底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

G122

A

1673-0712(2011)06-00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