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敏杰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论中华元典中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

凌敏杰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通过对生命的观察与思考，基于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先秦儒家先哲逐步形成了其生命敬畏的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珍爱自然生命、关怀社会生命、升华精神生命的生命智慧，浸润着对生命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文章解读中华儒家元典文本，对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进行分析，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的比较，概括先秦儒家生命敬畏观的基本特征。

中华元典；先秦儒家；生命敬畏观

先秦儒家在对人的生命及人的生命价值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生命敬畏的思想观念，其基本内容不包括珍爱自然生命、关怀社会生命、升华精神生命的生命智慧等。与古希腊生命敬畏观相比较，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有不同的特点。

一

原始社会时期，先民普遍认为，生命的本体是灵魂，灵魂是不会死亡的，而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过程中的意外，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依然活着，生命由此转入另一种存在状态。这一“灵魂不死”的观念，作为普遍的社会信仰，一直延续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逐渐摆脱“灵魂不死”观念的束缚，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在先秦儒家看来，生和死都是生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人的生命活动自有其规律，“生死有命”。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地，“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人的生命与万物的生命一样，同样来源于天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先期儒家认为，构成人生命的物质与构成宇宙的物质一样，人的生命是由“气”所构成的，“气，体之充也”， “气”是人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逐渐从神的阴影中走出来，神不再是人类命运的主宰，人开始成为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人，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人的生命价值凸显。在中华儒家元典文本中，先期儒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一方面，先秦儒家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1]3，在荀子看来，人的生命虽与万物同源，但在所有生命中是最高贵的，这不仅承认了人的生命有价值，而且对人的生命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往往将人的生命价值置于社会群体中进行考察，将个人的生命追求与社会理想相统一，着重强调个体生命在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历史使命方面的价值。认识和践行“仁道”就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生命价值和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当生命存在与“仁道”产生冲突时，就要牺牲生命来成全“仁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21、“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3]20，只有这样才能将人有限的生命汇入到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最大化。

二

人的生命十分宝贵，在先秦儒家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更在于人的生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人的生命意义重大故显珍贵。因此，先秦儒家十分珍爱和关怀人的生命，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生命的珍爱和关怀中，其生命敬畏的思想体系逐步确立。中华元典中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是先秦儒家在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的生命产生既崇敬又畏惧的精神情感基础上，形成的对生命的系统认识与价值判断，是人们在处理与生命相关联的一切关系过程中，形成的以珍爱生命、关怀生命为准则的价值追求与警示界限。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为代表的中华儒家元典，包含了先秦儒家珍爱自然生命、关怀社会生命、升华精神生命的生命智慧，渗透着对生命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一)珍爱自然生命

在中华儒家元典文本中，一方面先秦儒家关怀人的生命，他们以“孝”为立足点，认为人的身体生命是父母赐予的，具有崇高的神圣性，“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4]10只有保持身体生命的完整性才符合“孝”的道德要求，任意损害自己的身体生命就是不孝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4]。针对此，先秦儒家提出了相应的价值追求和警示界限：(1)先秦儒家反对轻视生命的行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2]，劝导人们要善于保全自己的生命，“乱邦不居，危邦不入”[2]、“知命者不立乎围墙之下”[3]。(2)孔子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认为不当的饮食习惯会损害到人的身体生命，明确提出了相应的警示界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2]，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以保护身体生命。另一方面，先秦儒家还将对人类生命的珍爱和关怀推广开来，十分珍爱自然万物的生命。孔子、孟子以人道推及自然万物，对自然万物的生命也十分关怀，反对过分伤害自然万物的生命，“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2]、“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天人和谐的思想。

(二)关怀社会生命

在中华儒家元典文本中，先秦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大群体，社会能够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与社会息息相关，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生不能无群”[1]，因此社会群体的价值十分重要，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通过群体价值的实现才能实现，个体依赖于群体，就要维护群体的利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因此，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先秦儒家逐渐确立了“尚中贵和”、“乐群利群”等行为规范，以维护群体存在和发展，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人际关系和睦、人与社会关系和谐。(1)“尚中贵和”是指人们在处理人己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要遵循“中”与“和”的原则。先秦儒家认为“中”、“和”的原则是人们应当自觉遵循的规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在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昧难明的时代，只有实实在在地遵循“中”的原则，才能实现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2]，提出了“和为贵”的主张，并将“同”与“和”进行了区分，对“贵和”思想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明确提出了人们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的价值追求与警示界限。(2)“乐群利群”强调在社会群体生活中要妥善处理利害冲突，维护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人们在社会群体生活中，自然会产生与利益相关的利害冲突，面对这些危害群体的利害冲突，孔子提出了“周”、“矜”、“群”的价值追求和“不比”、“不争”、“不党”警示界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2]，警示人们要妥善处理这些利害冲突，维护社会群体的秩序。此外先秦儒家把是否能“乐群”作为考察人的重要因素，“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4]，树立了“乐群利群”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维护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发展。

(三)升华精神生命

在中华儒家元典文本中，先期儒家非常关注人的精神生命。面对生与死的生命困顿，先秦儒家主张将个人的生命追求与社会理想结合起来，把有限的个体生命汇入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中去，从而升华人的精神生命，超越自然生死的束缚，实现生命的永恒。对此，孔子继承发扬了“三不朽”的生命智慧，认为生命不应随着肉体的腐朽而消逝，应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践行仁道，为社会群体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所敬仰，从而提升生命的精神价值，实现精神生命的永生。鲁国大夫叔孙豹最早提出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精神不朽的“三不朽”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经孔子阐发，“三不朽”成为了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提倡忠与信，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义的要求，这样才能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主忠信、徙义、崇德”[2]，通过进德修身成为道德上的楷模，使后世仰慕其德，通过“立德”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孔子提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老者安心，来获得朋友的信任，来关怀年轻的子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以此为百姓谋福祉并且周济大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使自己的功业恩及后世，为后人称赞，通过“立功”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孔子认为“有德者必有言”[2]，通过立书著说，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后世，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所敬仰、学习，通过“立功”实现精神生命的不朽。孔子还将齐景公之死与伯夷、叔齐之死进行了对比，齐景公地位显赫、财产丰厚，而他死后却什么值得后世称颂，相比之下伯夷和叔齐为了保全气节而饿死在首阳山，一直被后世称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2]，并针对此提出了“名不称”的警示界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以此告诫人们要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实现精神生命的永生。

中华元典中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是对生命三个层面的系统认识和价值判断，其实质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关系)、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身心关系)的探讨，它要求人们遵从人与自然的和谐、遵从人与社会的和谐、遵从人内心的和谐，确立生命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从而追求生命的本质意义，产生对生命的崇敬感和畏惧感。

三

依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概念，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欧洲的古希腊时期同处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两地虽然千里相隔，但几乎在同一时间萌发了“终极关怀的觉醒”(雅斯贝尔斯语)，人们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他们各自对自身生命的认识及价值判断开始具有了根本的意义。

古希腊先哲非常注重彼岸世界，将人的生命看作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物，认为灵魂不死，对现实世界中的肉体生命进行否定。柏拉图在其《斐多篇》中认为，人的生命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灵魂具有神圣性，是善的、智慧的、不会改变的，灵魂不会死亡。而肉体则具有欺骗性，是恶的、世俗的、不可靠的，“身体用爱、欲望、恐惧，以及各种现象和大量的胡说，充斥我们，结果使得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6]63，而肉体是会死亡的。肉体阻碍了灵魂对于真理的认识，引导人们走向罪恶，“如果我们要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6]64，肉体和灵魂是不可调和的，对肉体要进行鄙视和抛弃。因此古希腊先哲往往将生命寄托于彼岸世界，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6]130，在苏格拉底饮鸩自尽之际，面对死亡他并没有丝毫的悲伤和恐惧，反而十分高兴，正如他临终所说的那样“我想应当允许我向诸神谢恩，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将从这个世界移往另一个可能是昌盛的世界”[6]53。

与古希腊先哲重彼岸世界的生命态度不同，中华元典中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倡导的是一种在现实今生中奋发有为的生命态度，将生命的价值置于现实世界中，把生命过程中的生和死都看作必然的自然现象，既不将生命寄托于超越世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也不愿过分考虑死亡，“未知生，焉知死”[2]，将人的生命纳入社会群体和社会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贡献及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以此来摆脱自然生死的生命困顿，实现生命的超越。

(本文得到导师肖宗志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1]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杨伯峻.孟子译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杨天宇.礼记译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柏拉图.柏拉图全集:1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校：松仁)

OnReverenceforLifeViewofthePre-QinConfucianinChineseClassics

LINGMin-Ji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of life, based on reverence for life, the pre-Qin Confucian gradually formed its system of thought about reverence for life, which contains treasuring natural life, caring for social life, sublimation of spiritual life wisdom, and infiltration of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the ultimate concern. Classical Chinese Confucian text is interpreted, the pre-Qin Confucian reverence of life concept is analyzed. Through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pre-Qin Confucian reverence of life concept are summarized.

Chinese classics; the pre-Qin Confucian; reverence for view

2011-10-09.

凌敏杰(1986— )，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B222

A

1673-0712(2011)06-0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