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虹

文本细读:《三家巷》中民俗描写的作用

张云虹

以“表现革命来龙去脉”为主题的《三家巷》在“十七年文学”及其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但从作品中的民俗描写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三家巷》中大量、丰富的风俗描写一方面成为我们领略岭南民风民俗、物候性情和文化意蕴的一把钥匙，另一方面又在建构文本的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拟从四个层次，由浅入深地探讨《三家巷》中风俗描写的作用及其留给我们的启示。

《三家巷》;民俗描写;作用

《三家巷》是欧阳山《一代风流》中的第一卷。祖籍湖北，长于广州的欧阳山，童年始就浸润在岭南的文化滋养中，这使得他的笔墨趣味充满了粤式情调，一部《三家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镶嵌在作品中的大篇幅的民俗描写。那些散见于各章节中如繁星般的民俗描写，色彩斑斓，形式多样，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风物盎然的岭南风俗画，从而使得这部作品因体现出独特、浓郁的地域色彩而新人耳目，别具一格。

《三家巷》中的民俗描写主要包括节日庆典、特色饮食、婚丧习俗、起名习俗、迎春花市、建筑、传说、儿歌、游戏、剪纸、木头戏等等。其中又以民俗节日的描写居多，涉及到端午节、七夕节(乞巧节)、重阳节、除夕、正月十五(元宵节)、人日、中元节(盂兰节)、中秋节，差不多涵盖了一年当中的所有节日，内容之宏富、描写之细腻令人称奇。大篇幅的风俗描写主要集中见于作品的前十五章(共五十章)，那时的主人公们正值少年时期，无忧无虑，天真烂漫，他们在一个接一个的民俗节日、民俗活动中尽情享受着青春与自然的统一。后面的三十五章转而描写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社会各阶级力量消长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因此这些章节中的民俗描写明显减少且颇为零碎，与前番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风俗画比起来，这部分的风俗描写要显得凄清、黯淡得多。前一部分自在闲适，后一部分严肃冷峻，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本叙事格调上的断裂。因此，有不少学者批评《三家巷》中的民俗描写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1］，《三家巷》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但期间的民俗描写也并非完全像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喧宾夺主，而是较好地与人物的整个历史、命运，与整部作品的情节发展、演进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并且在支撑、推动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作家的文学观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三家巷》中的风俗描写无疑是成功的。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三家巷》中民俗描写的作用逐一加以论述。

一 情节上的粘聚调适与推动作用

1．粘聚作用。

情节上的粘聚作用具体指的是民俗描写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间链条。节庆习俗一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具体日期与之相对应，如阴历的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而七夕则必在七月初七，再如逛花市是在每年的除夕夜，而剪纸是为了元宵节糊花灯用的，这种对应关系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背景。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粘聚作用，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几句引文:

“旧历五月初五那一天，……区家那天停工过节……”［2］

“快活不知时日过，不知不觉又到了旧历七月初六。”［2］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十月九日，正是旧历的重阳节，又是星期天。”［2］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一月底，旧历除夕那天晚上……”［2］

以上句子均出自作品中章节或段落的首句，这样的安排绝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作家在讲述故事之前，就先把故事的发生框定在某一具体节日里，随着一个个民俗节日的到来，主人公也逐渐迎来了幼年、少年和青年，人物的心理也逐渐走向成熟。人物的成长，情节的演进，仿佛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节日中完成的。把接踵而来的民俗节日作为时间线索，将各章节、段落连缀成篇，使其成为一个严丝合缝的统一体，这种构思真可谓独具匠心。

2．调适作用。

调适作用意指穿插于叙事当中的民俗描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从而使情节跌宕起伏、松紧相间。《三家巷》中的民俗描写一般都写得优雅、别致、抒情、闲适，这与尖锐、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描写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刚刚还陶醉在节日愉快的气氛里，而后又不得不在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前绷紧神经，焦灼不安，随即又在接下来的民俗生活里再次得到暂时的舒缓和放松。如此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既缓解了读者阅读时紧张、压抑心理，又没有抛弃反映革命历史的写作主旨，同时又让人有感于书中人物在艰难动荡的年岁里仍不放弃追求美好事物的朴素心理，一举三得。

民俗描写除了调节作品宏观上的叙事节奏外，具体到展现某一人物命运上，这种调适作用也体现得很明显。第四十二章《翻生区桃》正值除夕之夜，作家先写无亲无故的胡杏与同样孤零一人的周妈一起过除夕，虽然这个除夕与第十一章《幸福的除夕》比起来清冷了许多，但读者仍可以从周妈对胡杏的喜爱与怜惜中暂时忘却胡杏悲苦的身世而得到些许的慰藉。从周家出来，胡杏面对着白兰树，禁不住自怜起来，一一细数起自己最担心害怕的三件事来，让读者也随之陷入了对胡杏命运凶吉的猜想中。正当胡杏自怜自艾的时候，一直对她垂涎三尺的罗吉突然出现，企图轻薄她，幸好何守义的及时出现才使胡杏逃过一劫，同时也让读者紧悬的一颗心又重新放松下来。之后胡杏开始在灯下剪纸，文中这样写道“胡杏铺好了床，就回到自己的卧床上，拿起红纸和剪刀来剪纸人，预备留到元宵节糊花灯用。这门手艺，说起来却是胡杏的一手绝技。不止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样样精美，要牡丹就是牡丹，要芍药就是芍药;看她剪起人物来，真是一个人一个样儿，个个都活蹦蹦的，生猛猛的，文的没有半点粗鲁，武的绝没有半点柔弱，好像叫他一声，都会答应的一般。除此以外，她还会剪活人像。无论什么人，只要她瞧过一眼，她就能把那个人的相貌刻在纸上，真是人人惊叹，毫厘不差。”［2］这一细节的插入让人们认识了一个心灵手巧的胡杏，忘了她的身世，忘了她前番遭受的侮辱，而完全沉浸在她精巧的技艺里。剪完纸人，何守义从花市上回来，可怜的胡杏刚摆脱罗吉的纠缠又落入何守义的魔爪，凭着自己的机智，她再次转危为安。就这样，短短的一个除夕夜故事却几经跌宕，读者的心也随之几经起伏，如果不是风俗描写的巧妙嵌入，是很难达到这种张弛揉和的叙事效果的。

3．推动作用。

前面提到风俗节庆描写作为文中的时间线索这一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间链条并非是简单的串联，而是环环相扣，发生在这一节日里的情节恰巧作了下一情节展开的引子，因此，风俗节庆又在另一方面起着情节发展推助器的作用。

第三章《鲁莽的学徒》，作家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区家在“七夕”时的节日景象，并且重点描写了区桃用以乞巧的各类细巧供物。但这些都不是作者的目的所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出周炳与林开泰的矛盾冲突。作者先借“依照广州风俗，这天晚上姑娘们摆出巧物来，就得任人观赏，任人品评”一句为林开泰的出场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依据，又借林开泰摆弄供物不成转而调戏区桃这一情节将周林二人的矛盾激化，在冲突中，一向善良敦厚的周炳气愤之下打了林开泰，这就导致周炳被迫离开区家，进而引出他到震南村当放牛娣的情节，也正是在震南村，周炳结识了胡柳、胡树、胡松、胡杏等人，为情节的进一步推演创造了条件。

二 人物形象塑造更加立体生动

不同内容、形式的民俗场面，往往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环境气氛，这些环境气氛是小说中典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赖以存在和行动的依托。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同样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民间习俗风尚的干预，存在于民俗节日、民俗活动中的人是最真实、可信、生动的人，也是与读者最贴近的人。因此，民俗描写也就很自然地被作者借以用来展现人物性格、品德，丰富人物个性，甚至预示人物命运，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

请看《三家巷》第十二章《人日皇后》，这章中三家巷的一群年轻人相约“人日”集体去郊游。这群年轻人几乎都有着血缘关系，但他们各自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却不尽相同，作者没有简单地给他们贴上阶级的标签，即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他们中的谁是手工业工人出身，谁是买办阶级出身，谁又是来自官僚地主阶级家庭，而是借着他们在“人日”这天的穿着、语言一一暗示给读者。周榕、何守仁、杨承辉、李民天几个人“穿着黑呢子学生制服”，很明显他们还是在校的学生，“穿着中山装”的李民魁此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而“姜黄色呢子军服，皮绑腿，皮靴，身上束着横直皮带”的打扮又与张子豪黄埔军官的身份十分相称。再看看旁边的一群表姐妹，周泉和陈家三姐妹的短衣长裙告诉读者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颇具大家闺秀风范，区家姐妹的长裤又在提醒读者这是当时典型的工人装扮，而她们清一色的剪短了的“椰壳”式发型又在向我们昭示:她们是敢于突破传统的新女性。如此多的人物，倘若像家谱式的一一罗列他们的身世背景，那种干瘪和枯燥可想而知。作者在这里做了一番别出心裁的处理，仅依托“人日郊游”这一日常民俗活动，就把人物们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再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逐一描写他们的衣着、谈吐，让读者于不经意间已然对这些青年的阶级出身了然于胸，这同时也为日后他们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三家巷》中民俗描写除了构成人物存在的典型环境之外，还常被用以强化突出人物某方面的个性品德，暗示人物命运，这时的民俗描写不再是简单的民俗场景的展现，而是有了一定的寓意，包含了某些象征意味。

比如说胡杏灯下剪纸那一幕，文中这样写道:“当下她信手剪了四个纸人儿，一个花木兰，一个穆桂英，一个樊梨花，一个刘金定，四个都是女的，而且四个都是武将，个个都漂亮到了不得，又英雄到了不得，那丰姿神态，却又各不相同。”［2］为什么胡杏剪的全是女将，又都剪得如此漂亮如此英勇，是胡杏借以鼓励自己还是这些女将其实就是她自己的象征?这一点作者在后文里给出了答案，“她不止美丽绝顶，并且极有威严，好像她背后当真有千军万马”，她那因长期营养不良而瘦小孱弱的身体里竟蕴含着如此坚韧无比的忍耐力，她自己也是一个女英雄!

还是胡杏剪纸这一章，文中何守义从花市上(逛花市是广州春节期间特有的习俗)带回来一枝桃花，但那桃花已经被他蹂躏得成了秃枝，“花也掉了，蕾也掉了，只有十个八个极小、极小的白毛骨朵，还侥幸地留在枝上，可是也大半伤残，极少完好的。”［2］胡杏见状道:“这枝桃花能修到你的手里，也不知苦修了几辈子呢!”［2］这又让人忍不住由花及人，联想到不幸落入何守义手中的胡杏恐怕也要像这枝桃花一样玉殒香消，暗示了胡杏日后更加悲惨的命运。

三 为作品带来浓郁的地域色彩，表现的社会历史生活更加真实

1．方言、俚语的运用。

茅盾曾批评《三家巷》的语言略显驳杂，其实这种“驳杂”正是欧阳山所刻意追求的。在文学创作的语言方面，欧阳山一贯力主采用“东西南北调”，即以汉民族语言为基础，融合多种语言形式，并对其进行选择、改造、加工、提炼，从而形成丰富多彩、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现代文学语言。欧阳山的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带有独创性质的语言风范。就《三家巷》而言，小说中既有普通话，同时又有广州话、上海话、北方土语、传统文学语言，其中又以广州方言、俚语的运用最为精妙。试看下面几例:

“‘可是，人都是人，一个就上了天，一个就下了地。这真是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2］

“周炳越看越怕，可是黑狗偷食白狗当灾，掌柜的越来越疑心他。”［2］

“又过不几天，郭标就公然唆摆他‘漏柜底’”。［2］

“胡王氏说:‘吃吧，辛苦赚来自在吃……’”［2］43

“‘唉，好儿子，你哪懂得呢?这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2］

“他们之中，也是各色米养各样人，其中有一个蒋介石，就有点考究。”［2］

这些颇具比喻意味的广州方言、俚语，俏皮生动，形象贴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是经过作者一番苦心加工和选择的，它们必须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还要服务于真实地再现彼时彼地的情景、气氛。《美人儿》一章里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身为姨爹的陈万利垂涎于外甥女区桃的美色，他在怂恿陈杨氏为自己说媒时说道:“早来三天梁家妇，迟来三天马家人哪!”［2］这句话初看起来并不怎么引人注意，但是细细品味起来，还真是别有一番深意在其中。首先，“梁家”“马家”其实指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用在这里就形象地传达出了陈万利怕被何应元占了先机，想尽快把区桃弄到手的急切心理。其次又把陈万利为老不尊、好色无耻的丑相勾勒得毕尽其肖，把语言和形象联系到一块，真是不由得让人作呕，继而拍案叫绝。

此外，作者也很注重语言的地域变换，如主人公在广州的时候，大量广州方言充斥文本，而当主人公由广州逃难来到上海，人物所处的语言环境也随之又广州话转变成上海话，这种语言环境的及时调整，强化了作品的地域色彩，也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同时也让语言变得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2．为人物活动、情节发展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社会历史环境。

《三家巷》里的广州——这座南方大城市，正是当时革命斗争最集中、最尖锐、最剧烈的地区之一，要真实的再现当时的广州风貌，除了要表现革命斗争的风云变幻之外，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而日常生活又以民俗活动居多且最具特色，因此，为了展现给读者一座真实、丰富的广州，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倘若没有了后者，那么文中的广州就是平面的，呆滞的，这里的广州就可以换成上海、北京抑或是其他某个城市，而毫无地域特色可言;倘若没有了前者，那么文中的广州又是与时代相脱节的，而毫无时代气息可言。只有将两者相互穿插，让其互相补充，互相映衬，《三家巷》里的社会历史生活才能更加完满而真实。

在《三家巷》里，有一些民俗场面在文中曾不止一次的出现。如文中对两次除夕的描写。第一次是在第十一章《幸福的除夕》，作者借区华之口点出当世道的黑暗和人们的困苦，“仗还要打。捐税还要缴。柴米油盐，一分银子都不减”，［2］“幸福的除夕”也有着苦涩的味道。而后又借周榕的一番话交代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表明当时革命正处在高潮时期。第二回描写是在第四十一章《幻想》，到上海避难的周炳在陈文英家吃团年饭，在饭桌上周炳耿直地说出了自己对上海的不满“外国人都是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2］周炳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了在帝国主义铁蹄下上海市民的悲惨境遇，深刻再现了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帝国主义欺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状况。同样是除夕，作家并没有做千篇一律的处理，却是随着斗争形势的起伏变化赋予相同的民俗场面以不同的时代内容，再现了历史真实，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社会历史环境。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前文提到，《三家巷》文本内部存在着某种断裂和脱节的现象，这种断裂和脱节主要表现为叙事格调上的前松后紧，叙事节奏上的前慢后快，虽然是情节发展使然，但却不能不让人觉得遗憾。究其原因，恐怕还要从民间文化在作品中的多层次渗透说起。这种渗透一般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层次，制度文化层次，精神文化层次，作品表现的层次越深，则说明民间文化与作品越融合得天衣无缝，也就越能感染人，其在文本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很显然地，《三家巷》中的民俗描写还停留在浅表层次，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层次上，它所描写的多是民俗节日和民俗场景，是民间文化中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辨识出来，而且文中描写民俗的几乎都带着美好的特质，是典型的“美俗”，因而它既没有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典妻”恶习带给人的心灵震撼，又达不到祥林嫂“捐门槛”时留给读者的精神冲击。大量、丰富的民俗描写虽然在情节设置、人物描写等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也从另一方面反衬出“革命”的干枯和简陋，造成了文本的前后断裂。流于表面的民俗描写虽美，但却很难震撼人的心灵，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这是《三家巷》民俗描写留给我们的启示。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4．

［2］欧阳山．一代风流·三家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378．

Abstract:The theme of Sanjiaxiang，a famous novel is to show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revolution，which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the first 17 years literature period"．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function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folk customs description in the novel Sanjiaxiang from four aspects．The folk customs description in the novel can be as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of Lingnan Culture and it is of great literature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vel writings．

Key words:Sanjiaxiang;folk customs description;function

Class No．:I207．4Document Mark:A

Functions of Folk Customs Description in the Novel SANJIAXIANG

Zhang Yunhong

I207．4

A

1672－6758(2011)03－0103－3

张云虹，在读硕士，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甘肃·兰州。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邮政编码:730000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