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宝利, 朱宝昌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中国原始社会“职业教育”特征与思考

路宝利, 朱宝昌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基于对原始社会发生的6次社会大分工的分析,系统阐述了我国原始社会职业教育的6种教育形式、7项教育内容以及3种教育方法。从原始社会职业教育属性、手的教育、人文走向等诸多方面对其早期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职业教育;中国原始社会;影响因素

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其主要特征即教育寓于原始先民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中国原始社会教育是中国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从职业教育角度探索中国原始社会教育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另在中华独特自然与人文背景下研究,对于挖掘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以及发展路径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原始社会6次人类大分工及初步发展

一般认为,原始社会仅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如从职业意义详细划分,伴随着生产不断发展,人类历史相继出现6次大的分工[1],其中包括一次自然分工,5次社会分工。因每一次大分工均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均不可忽略。

1.原始人类自然分工发生 自然分工是与社会分工相对而言的。其主要指是人们在劳动中按性别、年龄进行的分工。它出现于原始社会,是人类分工的起点。如成年男子从事捕猎等劳动,妇女从事采集和原始种植等劳动,老年人指导生产,小孩帮助妇女劳动[1]。此古老的遗风在目前某些少数民族聚集区中仍可看到。另外,自然分工还体现其生存环境因素影响,如出现靠山者为猎人,近水者为渔夫,居草原为牧民,住沃野为农人的发展趋向。自然分工发展导致了与之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得以积累与丰富,由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原始职业教育依托自然分工而出现。

2.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分离 原始人群主要以采集渔猎为生,但因人口增长或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导致此种方式存在不稳定性。进入氏族社会以后,原始先民告别了“不耕不稼”“不织不衣”的时代。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的分离,具体讲即采集、渔猎与农业、畜牧业分离。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就种植了粟子,长江流域就种植了水稻[1]。其在江苏吴县和西安半坡等地遗址均有发现。此次分离意义深远,其不仅使中国成为人类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尤其是农业开始成为中国的核心经济方式以至于持续到近现代。成为农业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职业教育以分工为起点。人类历史分工起初只是建立在性别与年龄基础之上,伴随着生产不断发展,人类历史相继出现初步的五次大分工。

3.畜牧业从农业中初步分离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近几百年来近东考古发掘证明,农业部落早于游牧部落,由于其利用大河流域的土地,加之使用简陋农具因此获得较为丰富的收获,其生活亦因此比其余游牧部落更加富裕与稳定。畜牧业最初是包括在农业之中的,后因生产与生活需要导致其发展而从农业部落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带来大量畜牧产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丰富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并为经常性交换创造了条件。

4.手工业和农业之间初步分离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初步分离。生产发展必然对生活与文明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原始社会晚期陶器与纺织工具推断,手工业应该有了专门的人群与专门技术。另农产品增多也引发了加工工业产生与发展,如骨、木器加工、纺织、制陶等活动逐渐增多[5]。部分人脱离农业或畜牧业生产而转入手工业的专门化发展。手工业和农业之间分离,同时标志着中国早期工艺技术时代开端。

5.原始社会晚期商人阶层萌芽 第四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商人阶层萌芽。三次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效率提高,物品丰富并部落之间彼此交换即原始社会发生的“以物易物”。资料显示产品交换至少不晚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况且,生产与交换彼此促进。当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至一定程度,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效率明显低下。至此,彼此之间的“中间人”——商人应运而生。商人出现促进了集市的发育,黄河流域的第一批城市出现萌芽。

6.脑体分离与原始知识分子诞生 第五次社会大分工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考古发现,在原始社会末期遗址中其随葬品无论是数量或是质地都表明社会已出现了剩余产品,据此推断一部分人可以不从事直接生产劳动。专职的“文化人”开始出现。此为原始社会末期最后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大分工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出现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6]。自此,“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出现。《尚书.舜典》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反映出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公职人员往往与知识分子是同一的。

二、中国原始社会“职业教育”形式萌芽

1.教育寓于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 自从有了劳动,人类祖先就开始创造文明。但由于原始社会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没有供养专门教育人员的剩余产品,更重要的是原始人群在简单劳动中没有归纳出抽象的知识,尤其是大脑发育水平限制,致使原始人类的思维只能伴随漫长的劳动实践逐步进化、发展与成熟。在原始社会的几百万年中,生产与生活技能皆以此形式得以传承。原始社会末期,教育逐步从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分离,其相对独立存在形式开始萌芽。

2.部落显贵“设官教民”出现萌芽 父系氏族以后,分工已极大的促进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社会巨大变革与剩余产品增多,致使部分人开始部分脱离生产而从事专门管理与教育工作。据《尚书·尧典》等记述,在五帝时期以部落首领为代表的“职官”开始出现。相传那时曾设有“百官”。尧设“四岳”为部落酋长,“羲和”管历法。舜设“八元”管教化,“八恺”管工地。设官分职,使官员职守分明,办事效率提高,百业由此兴旺。古代官吏多由擅长此工作部落首领担任,其管理的过程即为生产技能传播的过程。

3.原始社会末期“专门学校”教育萌芽 根据对古籍的研究,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三种学校萌芽[1]。即成均之学、虞庠之学、明堂。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成均,均为五帝之学”推断成均以乐教为主的学校。据《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说明虞庠之中有负责施教的老人。神农氏始作“明堂”,是谓“大教之宫”,考古发现氏族公社“议事厅”包含教育内容,与明堂相当。学校萌芽之初即显露脱离生产实际的端倪。

4.技能教育寓于活动赛事与游戏之中 原始社会,活动、游戏皆为重要教育方式。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记载“活跃在额尔古纳原始森林中的鄂温克族,解放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以游猎为主,儿童七八岁开始接受老猎人教育,培养狩猎兴趣,学习有关经验技能,经常组织儿童进行射箭、打靶比赛,大孩子比跳高、跳远等。每年二月,青年和孩子都要参加庄严隆重的滑雪比赛。新生一代的鄂温克人,正是在老一辈和优秀猎手的培育下,锻炼成长起来的。”[1]。由此可以看出,游戏成为原始先民的重要课堂与实习基地。

5.依托血亲关系传播与“家学”萌芽 在原始氏族公社,生产劳动教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传授范围。在母系氏族社会,生产技术一般是母传女,舅传甥[1]。父权制确立后,生产技术传授则是父传子,子传孙。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史记》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紹正黎之后,使复典之……”从古代“天官”表明,自颛顼以后,“天官”一直由部落显贵、黎之后裔所世袭。“家学”作为私学特殊形式,从五帝时期开始萌芽。以至于后来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形式。

6.通过民俗宗教仪式传播生产知识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年轻一代在观看歌舞过程中,可以学到农作与畜牧知识,懂得某些生产经验,实习生产操作方法。另在我国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中,绘有太阳图像的祭日礼器,将太阳与禾苗绘在一起,在祭日活动中,将太阳与禾苗生长关系、依靠太阳定时间、方向的知识传给新生一代。原始民俗与宗教活动起到了“原始课堂”的作用。

三、中国原始社会“职业教育”手段萌芽

1.劳动示范与自然模仿 美国教育家孟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教育的起源即儿童对成人的模仿为教育的基础。尽管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原始人的主要学习方式即模仿。朱狄:《原始文化研究》描述“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由于原始教育与生产、生活关系的特殊性,学习以手的模仿为主。如男孩随男人学狩猎,女孩随妇女学采集[4]。模仿经过了从茹毛饮血到构屋、制陶大约160余万年历程。

2.口耳相传至言传身教 在原始社会,真正意义的文字尚未出现,教育主要依托于口耳相传。人类学家根据“北京人”大脑发达程度,认定“北京人”在集体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懂得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组织协调社会生产和生活。《尚书.禹贡》记载原始社会“声教讫于四海”,另俞正燮言“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说明,人类已经跨越了“手势教育”和“示范”教育阶段,变为“言传身教”综合方式,这是教育史以及人类发展史的巨大进步。

3.原始文字教育萌芽 伴随着原始思维不断的发展,原始人类跨越了凭借声音和仪式教育手段,记录语言与实践的原始记事方法创造出来。成为萌芽形态的文字。第一,物件记事,实物记载:人、动物等形象画在树皮上、皮鞭或石头上。第二,符号记事,绳子记事:大事结大结、小事结小结、以颜色代事;木刻记事:木片或竹片刻出深浅大小代记号,表达一定意思和信息传播;第三,图画记事,如树木旁边放置刀,表示砍伐[1]。早期文字出现对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其标志的人类抽象思维发生质的飞跃,为教育提供了重要载体与条件。

四、中国原始社会“职业教育”内容萌芽

1.火的使用、控制与发明 利用自然“火”与“人工取火”对于人类文明作用及其巨大。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用火取暖或熟食。关键在使用火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伴随着跨越。“钻木取火”与“打磨石器”不同,“打磨石器”是加工与改造,“钻木取火”是发明。其是人类支配自然与控制自然力的伟大开端。从《白虎通》曰:“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到《淮南子.本经训》记载用火“焚林而田”,以补“人械不足,畜藏有余”等表明火以拓展用于狩猎和农耕。表明去火、生火、用火是生存重要技能亦成为教育重要内容。

2.制作与使用生产工具 制造与使用工具是原始人群与动物界区分的重要标志,最初的原始人工具处于利用天然木、石阶段。北京猿人已经学会用火和制造石器,逐渐学会捡起河边的砾石、砂石、石英岩石块等打制粗笨的石头用具。石器制作方法用另外一块石头砸打打去圆边,现出薄刃,即可用来切割兽皮、兽肉,或者用来当做武器。考古学家把北京猿人石器分为:锥状器、砍伐器、平圆器、尖状器和刮削器。新石器时代著名的仰韶文化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2]。石器作为原始先民主要生产工具,其制作与使用本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3.采集渔猎自然攫取技术 原始人群阶段采集与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妇女是采集经济主要承担者,浆果、坚果以及植物根茎、嫩叶以及鸟类、青蛙、老鼠等小动物和各种昆虫皆为采食对象。“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渔猎一般由男子担任。考古发现蓝田人以石球为狩猎武器。在陕西大荔沙苑遗址,发现已经有了原始弓箭萌芽[2]。狩猎技术需多人协作方能完成。据《尸子》记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采集渔猎本领对于早期人类生存至关重要。

4.生产劳动知识技能 《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易经。系辞》“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折木为耜,揉木为耒,耒之利,以教天下”。原始社会末期,设官农师,教民农作“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1]。《淮南子。本经训》中有“拘兽以为畜”,其标志畜牧业起源。因此,农业与畜牧业生产知识传承越来越成为原始先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依托。

5.生活工具发明与传播 房屋建筑技术与舟车制作技术伴随生产力发展逐步诞生与传播。《太平御览》记载“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人遗俗也。”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居住方式有了穴居、巢居到人工住所的跨越。原始先民的运输工具几杖、背笼发展到舟车。考古发现中国是发明舟车最早的国家之一。《易·系辞》、《世本·作篇》等各种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有穿井、作杵臼、作弓矢 、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舟车发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力的巨大进步。

6.工艺技术教育 原始人类对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中,逐步掌握了复杂的工艺技术。尤其进入氏族公社以后,除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外,出现了制陶、纺织、房屋建筑、舟车制作等原始手工业。诸如原始制陶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其四道工序洗陶、制坯、装饰、烧制都具有严格细致的工艺要求,另在制造陶轮、砌窑、烧窑过程中需要许多物理与化学知识。西安半坡出土氏族社会晚期的黑陶器,器壁薄如蛋壳,质地坚硬,表面漆黑有光,工艺精美。至于纺织,从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许多木制机件[1]。判断距今7000年前,长江下游原始居民开始运用距织机纺织了。

7.直观经验型科学 原始社会末期,有了天文学与医学的萌芽。明末学者顾炎武判定“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否则播种不知季节,狩猎不知方向。《中国天文学史》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我国已经利用观测大火昏见来确定春季之始”;五帝时,“观象授时”以定农时。《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唐司马贞为《史记.历书》所作索引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做甲子,隶首作算术”。据我国民族学调查,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蛇伤、箭伤、出血、扭伤、肿痛、刀伤、狂犬病等治疗方法。天文、历法、医学等直观经验阶段原始科技由于生产需要在实践中传播。

五、中国原始社会“职业教育”特征思考

1.教育起源于“职业教育”的论断辨析 原始社会教育尚在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许多学者由此认为人类教育起源于职业教育。仔细考究,真正意义的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的,其概念与规范形式应晚于普通教育。原始社会教育只是人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母体”,其也同时成为后来所有教育的原点。职业教育不仅依托于产业分工,更重要的是其源于人的“教育自觉”,原始社会的教育仅仅处于与动物揖别阶段涵盖着教育的萌芽而已。尽管与职业教育具有相似性,但其与现代职业教育具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原始生产与生活是当时人类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集合体。

2.原始先民“手”的训练伴随“脑”的发展 中国原始人群漫长“手”的技术训练伴随着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手工劳动发育了大脑,大脑思维亦逐渐指导劳动,经验积累又归纳、提炼出教育的理论材料。因此,探索职业教育之源需回到原始社会的人类先民。解读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手脑教育”正是人类漫长发展岁月的教育结晶。“手的训练”-“脑的教育”-“手脑教育”循环诠释出职业教育并非居于教育生态的低层。把职业教育看做教育体系中“低位教育”是荒谬的,亦违背了教育史的真实。当然,原始先民“手”的训练仅为残缺的职业教育形式[3]。

3.原始职业教育道德特征与圣人崇拜的人文走向 进入氏族公社以后,掌握生产技术的人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其因掌握知识与技能的权威性而备受崇拜。从“三皇五帝”始,“圣人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底色。原始教育生产与生活属性逐步浸染并凸显道德特征与圣人崇拜的人文走向。诸如在文化与人类学者论述中如此描述: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等。史学家范文澜列举受祀的祖先神有:神农、周弃、后土、帝喾、尧、舜、鲧、禹、黄帝、颛顼、契、冥[1]。受祭祀的祖先皆品德高尚、功勋卓著。原始教育的人文走向其潜在逻辑即教育路径取向“崇德尚贤”,其成为后来中国社会伦理走向的源泉。

4.原始职业教育演化出中国式思维 早期农业文明发源以及与自然界不懈斗争使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科学与技术领先于世界,其显著特征为与农业有关的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技术极其发达。但农业文明背景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民族心理、自给自足的社会属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整合思维开始凸显。中国农业文明同时孕育着不同于近代科学思维的基因诸如伏羲八卦、河图洛书等皆为农业文明中国式思维。中华农业文明的规律性与稳定性同时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局限性。

5.职业教育即为生产生活本身的教育 据以上论证,教育起源于职业教育的论断是不准确的。其主要依据为原始社会教育皆寓于生产生活之中,其形式、内容与现代职业教育具有相似性。其分析显然忽视了职业教育的“自觉意识”特质。但从原始社会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的相似性中,能够推断其内在联系即职业教育即为生产生活本身的教育。此特点使职业教育有别于学术教育与审美教育等。

[1]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5.

[2]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53.

[3]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 [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105.

[4] 谢广山.试论中国古代职官教育的转型[J].江西社会科学,2007（8）:111-115.

[5] 刘学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源考证[J].时代文学, 2006（2）:103-105.

[6] 孙立家.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艺徒制[J].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版,2007,28（7）:72-75.

[7] 谢广山.中国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范式[J].职业技术教育,2007,28（10）:76-80.

Features and thought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s primitive society

LU Bao-li,ZHU Bao-ch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huangdao,066004,China）

The paper giv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six education forms,seven education contents as well as three educational method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s primitive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x social divisions in China’s primitive society.The paper also gives the authors’in-depth thinking of the early feature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s primitive society based on its educational properties,hand education and its trend human culture.

vocational education;primitive society of China;influencing factors

G 42

A

1008-6927（2011）01-0111-05

2010-11-11

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教育管理硕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

（编辑:刘雪春）